宋问“为何民主化放在科学化前面?”

一九八五年我随同中共中央农村研究室杜润生主任去东北农村调查。在吉林长春,一天中午我跟着杜润生步入小楼饭厅时,已经坐在饭桌前,开始进餐的老干部用洪亮的声音喊道:“小杜,你来了!”平常被我们尊称为“老杜”“杜主任”的杜润生,被这位气势不凡的老干部降格为“小杜”了,我心想,这是何方神圣。竟然如此称呼杜老。杜润生立即向我们几个随从介绍:“这是宋时轮将军!”哦!这就是久闻大名身经百战的宋时轮将军!在我们连声问好致礼时,杜润生向宋时轮一一介绍随员身份,他点头致意,没有讲话。

在介绍到我时,杜润生向宋时轮说:“这是我们研究室的研究员姚监复。”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对“研究员”有点敏感,瞪大眼睛盯着我说:“研究员!那你就是秀才了!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民主化放在科学化前面?”我没料到,这位常胜将军一见面就来考问我。突然袭击地出难题,他是针对当时轰动一时的万里文章《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提出质疑。我想他作为军事科学院院长欣赏“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对于万里把科学化放在民主化之后有点不服气。面对老将军的突然考问,全饭厅的人都不讲话了,把眼光集中到我身上。不知哪里来的胆量,我立即反问了一句:“宋将军,在文革开始时,你和许多老同志都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吧?”宋时轮马上回答:“是呀!”我说:“你们的意见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毛主席没有讲民主化,没有给你们民主的环境,你们的科学化的意见形不成决策。所以,民主化应该放在科学化前面。”听了我的回答,宋时轮笑着说:“哈哈!你是这样一个看法。”似乎对我的回答给了一个及格的分,也不继续追问下去了。

下午,在小楼门口等待同杜润生一起下乡时,又见到宋时轮将军。他的一双大手有力的抓住我的手说:“走!跟我一起去长影看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我说:“你是司令员,我的军长是杜润生,我的听我的顶头上司,直接指挥员的命令,去农村调查。”他一笑,一松手说:“好!你听他的命令吧!”接着,他就坐车去长影了,我向他挥手告别。等了一会,杜主任也出来了,我告诉了他宋让我去长影,我没去。杜润生说:“唉!你跟他去嘛!”

日后,我才知道宋时轮在一九五八年错误批判刘伯承、肖克军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也受到牵连,他对于党内斗争和个人迷信一定有许多切身感受和深刻认识,在那场风波中,他同六位上将的历史性表态的姓名将永垂青史,反映出他的高尚人品和进步思想。他向我提出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前后顺序问题不是偶然的,他一定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如果我陪他去长影,一路上我一定能听到他的远见卓识。很遗憾,我没有陪他去,我失去了一次很珍贵的学习机会,是补课弥补的遗憾。但是,一九八九年他的勇敢行动告诉了我,人在关键时刻必须坚持真理与民主。

省长也骗朱鎔基

一九九四年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纪委书记李昌带领考察小组到黑龙江调查邀我随行。李昌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时,建立过农业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县,包括黑龙江的海伦县。因此他带我们先考察海伦,再拟去伊春林区。我很想看看东北的大森林,同他一起去了。

出人意外的是,去伊春之行出发前,李昌突然说:“老姚,我和其他人去伊春调查,你留在海伦,好好调查瞭解一下海伦经济没有很大发展的原因。”他乾脆拒绝了我想看看林区的要求。然后我一个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查阅县委提供的资料,特别是分析了省、地、县的历年统计资料的数据,比较了海伦同肇东县的各种指标。几天以后,我同海伦县领导做了一次深入的讨论。

我讲,中国科学院、李昌同志请了多学科的几百名科学家到海伦先后来蹲点、办研究所、落实措施,编制规划,十多年来,从经济指标来看,你们不如肇东县。这是为什么?

县领导面对我抄下的统计数据,不好辩护。最后说了一句令我意外的话:“我们讲真话。”

我反问道:“那你说肇东县有假吗?有什么事实?”

海伦领导的回答使我大开眼界,他们说,朱鎔基带了一个大队伍来黑龙江,后来换了省委书记孙维本。他亲自到肇东县调查粮食价格。肇东县安排了副科长装成农民,一块钱一斤的大米,告诉朱鎔基是五毛钱。朱又问这位副科长装的农民,五毛钱一斤,你们有种粮积极性吗?这位副科长说“有!”这样,朱鎔基在哈尔滨的干部大会上批评黑龙江省领导。为什么离哈尔滨只有五十里地的肇东县大米五毛钱一斤,你哈尔滨要卖一块钱?他还说:“我问农民,五毛钱一斤,有没有种粮积极性?他说有。因此,中国粮食生产即将出现一个高潮。”这个故事和粮食生产高潮将出现的结论,朱鎔基回到北京后,在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上又讲了一次。

在离开哈尔滨返回北京的前夜,我向黑龙江省原来主管农业的省领导戴谟安电话辞行。戴谟安问我,你陪李昌同志调查瞭解到什么问题吗?我向他讲了主要见闻后说,海伦县反映肇东科长装农民向朱鎔基说一斤大米五毛钱,实际上是一块钱。戴谟安说:“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

回京后。我将在黑龙江瞭解的故事写了一个材料,给了我的朋友雷锡禄,他又传给了在同一机构的劳安──朱鎔基夫人。不久,雷锡禄告诉我,劳安请他转达朱鎔基对我的谢意,向他反映了真实情况。她还说:“现在有的部长、省长也在骗老朱。”这使我感到朱鎔基是愿意瞭解和欢迎反映真实情况的。

通过另外一件事,我感到朱鎔基也能聆听反对意见,不打击报复。在他对粮食问题采取禁止私人经营粮食买卖,实行统销统购统市统价政策时,正好我应爱德基金会邀请到云南红河县评估扶贫项目,县委书记反映,春天青黄不接时,当地农民有出去讨饭现象。原因是秋收时,马帮驮来小猪,换农民的稻子。到青黄不接时,又驮来粮食换农民养大的肥猪。现在,不准农民私人收购粮食,农民三天三夜翻山越岭送粮到粮站去,人家又不收,只好背回来,现在吃光了,只好出去讨饭。在山区,横断山脉,应当允许粮食自由流通、马帮买卖粮食。县委书记的这个意见,我如实向朱鎔基反映了。但没说地点,并附上了一张照片,我爬到山顶向下照的深山险谷,加上一句“这样艰险的横断山脉不能搞统购统销!”后来我收到电话,追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朱老板一定要问清楚。我只好讲是红河县。虽然,这个意见同朱鎔基的政策相违背,但是我没有收到批评指责追查,和打击报复。

所以我想,朱鎔基能听不同意见和瞭解真情实况的作风是值得发扬的。

阿甲“讲深了,领导不满意。”

阿甲是著名的剧作家,早在延安写过《逼上梁山》,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这位老作家。那是在廖运周将军的家中,这位在淮海战役中率领一一○师于双堆集起义的地下党员,他的夫人是一位京剧演员,他们两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齣惊险曲折的大戏,友人中也少不了京剧名家。

当我知道,面对的老者是著名的剧作家阿甲时,不禁想起一个问题:现实中,近代史中有多少精彩的复杂曲折的悲欢离合的生动故事,为什么在戏剧中很少表现,大家都在写历史剧,在史书、故纸堆中找素材、灵感,包括阿甲关心越王勾践的故事?因此,我向他冒味地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剧作家都写历史剧,不写当代的故事?”阿甲看看我,深沉地慢慢地说了一句:“写当代的戏,写浅了,观众不满意;写深了领导不满意。”看来,在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最大的困惑和压力是领导满意不满意,是上边的检察机关能否通过,否则不能公开发行、出版、演出……因此,就集中火力写历史。风险小了,但是佳作名着也少了,出不来了。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讽刺剧。

令人想起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马克思尖锐而生动地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祗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中央编辑局译《马恩全集》第一卷,第30-31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坚持马克思反对检查的论点。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就没有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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