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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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冉云飞
主讲人;王怡
时间:2006-3-18
录音整理:黄维才

王怡:

谢谢冉云飞,谢谢各位新老朋友,今天能够抽一个下午,到这个茶馆来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理想,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想,一个在茶馆中畅所欲言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断地遭到我们这个政府的公开羞辱,有些事情两三回就麻木了。但朋友们能到这里来,说明我们这个理想还有温度,还没有熄火。

从03年以来,国内部分新闻媒体开始寻求突破一定的言论管制界限,去争夺,去拓展公民的言论自由。当然在这之前也一直有努力,像《南方周末》等言论先锋。但03年以来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媒体和新闻人,他们在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管制,以及市场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诱惑这两重压力的夹击下,去寻求这种缝隙。我记得03年的时候《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女士曾在美国获得一个新闻自由奖。这个奖的颁奖词里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它这样评价胡女士和她的财经杂志。它说胡女士“在政府不满意和政府真正禁止之间,有勇气也善于找到一个时间差”。我想这也是03年以来一大批自由派媒体争取拓展言论自由的方式之一。我们可以数出很多像《南风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一批媒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03年以来,尤其是04年,尤其是05年,就是越离今天近的时候,政府越是对这一批新媒体的努力开始加强打压。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系列事件,比如对《南方周末》是长达数年的反复阉割。《南风窗》也被反复地打压,但公众知道得不多。《南方都市报》喻华峰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甚至于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来打击新闻人,也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来打压记者。还有从其它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以来,第一是开始进入对媒体大规模镇压和管制的高峰。第二个是与之相应的,就是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包括其它的新闻控制单位,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他们采用的手段一个方面是越来越精致化,另一个方面也越来越粗鲁、野蛮和直接。

尽管中宣部的权柄一直存在,各种管制部门对新闻媒体的压制也一直存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宣部门它的控制力量和有效性的确有一个削弱的趋势。但最近这几年突然膨胀起来。权柄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焦国标先生两年前有过一篇《讨伐中宣部》。在冰点事件出来之后,焦国标又有一篇文章叫做《围剿中宣部》,希望面对冰点事件所爆发出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于中宣部门、对于新闻管制的那种步步紧逼,应该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一种比独裁者还要强烈的反抗。所以他说要《围剿中宣部》,我把今天的这个讲座也当作我们围剿中宣部的一个民间努力的一部分。

冰点事件有几点跟其它的新闻打压事件不太一样的地方。一是在最近几年媒体所受到的压制里边,冰点事件中的反弹,民间的反弹到此为止是比较大的。这次的两会,有一个政协委员回来对我说,李长春专门到政协新闻组别去了一趟,为冰点事件定调子,他说现在团中央和中宣部的压力很大。但不管压力多么大也一定要顶住。你看人家就那么一小撮人都顶得住,未必我们老百姓还顶不住吗。

这一点看上去好像很奇怪,因为中国青年报是体制内的大报,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不像《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这些媒体是一个市场化当中兴起来的民营化媒体。人家这个报纸在底下,有人是当作中央精神来领会的。但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市场化的媒体在遭受到政府打压的时候,他们的反弹,他们的反抗往往比较低调。当然也有一些较强烈的,比如《新京报》,他们在去年被打压,杨斌被撤职的时候,他们的编辑和记者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方式,差点酿成一次不能出刊的事故。第二天早上这些编辑和记者不去上班了,然后打电话说各种理由。新闻部说昨天晚上喝高了,今天来不了。另一个部门也打电话说塞车了,生病了,反正来不了了。就是用这种变相的罢工方式作了一点抵抗。那么其它的比如说《南风窗》,它核心的力量几乎全部被调职,但是《南风窗》却基本上没作任何抵抗,也没有在媒体上,在各种公共舆论空间里面更多地让我们知道。反而这一次,媒体里面和共产党最接近的地方,动静是最大的。这是冰点周刊了不起的地方,是李大同、卢跃刚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有时我们站着不腰痛,想得很简单,认为官越大的,钱最多的,资格最老的,说话的风险就越小嘛。老都老了,说一两句话怕什么呢。但其实我们知道,越是有位置有影响的,越是既得利益大的,离共产党离得近的,近得总书记放个屁都闻得到臭的,就越是不容易说真话。因为人家的机会成本比你高得多嘛。

第二是这次的反弹,集中针对了中宣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阅评制度、阅评小组,一个是它的黑名单。以前有个说法叫“电话治国”,现在的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其它一些部门,开始用电话的形式去治国。禅宗的话叫做不立文字、党外别传嘛,他们也采取这种不立文字的方式。比如今天给你打一个电话,说王怡的文章你不要登。他不会诉诸于文字,搞个文件来传达。他就是一个电话而已。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的。所以我们的媒体和记者有时候真是非常可怜。有一次一个编辑给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说你就不核实一下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宣传部门打的?我哪天打个电话说不准你登温家宝的消息,你怎么办呢?有个记者采访刚回来就接到不明电话,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要破坏两岸关系,要犯政治错误,这个记者问你是谁,对方说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才当记者几天?不知道自己去打听。你看这样的电话,本质上和黑社会的恐吓电话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管他是谁打的,反正就是恐怖主义。所以他是用一种不立文字的方式来粗暴地扩展他的权力。而且越来越和利益结合起来了,你有什么负面报道,和宣传部门某个人钩上关系,打个电话去报社,就可以借这种黑社会的权力把事情摆平。

第三点是党内力量在冰点事件中的作用,13个党内民主派的阵容,是近年来比较豪华的。他们也借用了中共党内的一个文件,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时代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若干准则》,那时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蓝图。这个文件在八九之后就陷入冻结了。但是还是有效的。这次借用这个胡耀邦时代的党内民主文件,来反抗胡锦涛的倒行逆施。所以李大同他们包括后来的13位作者写的公开信里边,都提到了这个《准则》。说你今天中宣部,团中央包括胡锦涛你们的一切作为就是违反这个《准则》的。他们具体地列举了这个准则里边的很多表述。共党内部的民主派还有没有用,可以拭目以待。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曾经的共产党人还能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和历史的问责。要是有那么一两个共产党人在这个转型中能赢得一点大家的尊重,也算是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赎了罪了。共产党明知道自己虽然赢在目前,但已经输了历史。就应该把这样的党员当作宝贝供起来。

实际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开还是有过一定的发展。党的一些机构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转向低调的趋势。但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重新的反弹,重新的一个膨胀。中共的几大非法组织我们可以数一数。我曾经数了五个。当然他整个都是非法的,但我说的这5个就是按今天的所谓党纪国法,那都是非法组织。一个是中共的政法委,高居于中国整个司法制度之上。我们即使去看共产党自己的党章,也是没有政法委这样的组织的。更没有在它的党章里自我授权说这样一个组织可以统一领导和统一干预全国的司法。所以政法委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第二就是中共的宣传部门,中共宣传部门也是置身于整个新闻、言论、宣传、出版的自由之上。最近这两年打压新闻媒体的趋势当中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非法组织。其它的比如610办公室后来的反邪教办公室,笼罩在整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之上,也是一个最典型的非法组织,而且是贼喊捉贼的邪教组织。基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有组织地使用暴力镇压他人的信仰自由。如果这个不算邪教,其实天下就没有邪教了。

刚才冉云飞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以前很多人也在讨论和评价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概念。从这个抗争的方式来讲,也有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方式。那么第一种就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另外一种就是我根本不和你玩,我就是民间社会,我站在我的价值立场上来表达我的观点,来建设我们自己,而不是去颠覆你,我对颠覆你已经没有兴趣了。我自己就是第二种立场。我的兴趣是建设我们自己。就象今天坐在这个茶楼里面,我们这个读书会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是建设我们自己。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你听不听得见,或者跟你那个主流意识形态是不是相符合,有没有改变你的效果,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就是自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我们只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来看待。至于你不把我当一个公民来看待,是你可怜,不是我可怜。

但我们观察冰点事件可以看到很微妙的一点。我自己不愿意做任何体制内的努力,我也没有把自己看作任何意义上的体制内人士。但是,我对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的这些人与事,仍然保持一个极高的尊重。我尊重冰点周刊的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他们,尊重那些在体制内媒体上坚持抗争的这些人。包括中共党内的十三个元老出来发表公开信,他们也是一个体制内的抗争,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们拿胡耀邦时代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反抗今天的胡温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那么我对这样的努力保持我的尊重和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冰点事件里面有几个群体。一个是它的编辑群体,在《中国青年报》的内部,形成了这样一批有价值理想,对新闻事业,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有自己的怀抱而不仅仅是在这个报刊里面混一个职业的这样一批编辑记者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点。像李大同,在1989年是中国新闻界对话团的代表之一。当时大概是通过胡绩伟提出一个建议,要求中央跟新闻界对话,李大同就是这个对话团的代表。卢跃刚的写作作为一个记者,他是承接了八十年代以刘宾雁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风骨,在九十年代他写的《大国寡民》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一直顽强的延伸着八十年代新闻记者的那种道德良知。贺延光也一样,贺延光主要是一个摄影记者,但他身上也非常明显的有着一个新闻人的道义和价值的良心。还有其他的编辑和记者,我们知道卢跃刚在04年致团中央书记赵勇那封公开信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整个中青报的编辑记者群在坚持新闻自由方面的一种抗争。当时这封信出来以后,赵勇当时曾下令要取掉卢跃刚的采编署名权。他这个命令下来后中青报几十个编辑和记者联合起来反抗,说如果卢跃刚不能出现的话,我们全都不干了。当他们作出这样一个反弹后,第二天共青团中央就收回了成命。让卢跃刚继续留在那里。所以共青团也好,中宣部也好,恨死了这个中国青年报,恨这个群体,恨这个冰点周刊,已经恨到晚上睡不着觉的地步了。因为哪里有自发的公民,共产党就在哪里沦陷。比如今天在这个茶馆里面,我看共产党就已经沦陷了。他们暂时没有统治在座各位朋友的灵魂。最近这一年多,冰点周刊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新闻界唯一的一个亮点。冰点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在你那里是冰点,在我这里是沸点,在我这里是沸点的在你那里却是冰点。这也表示出他们那个群体对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评价和担当。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来报道老百姓都认为是沸点的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和观念,即使在你那里是冷得已经结冰了的事件。我自有我的评价标准。我建设我自己的评价报准。那么这样的编辑群体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第二个是作者的群体,在冰点周刊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作者的群体。这个作者群体我们也看到在冰点事件之后,有13位主要的作者包括崔卫平、贺卫方和朱学勤先生等。他们也有一封联合的公开信表示声援和抗议。我们在座的也有冰点的作者,范美忠。我没在冰点发过文章,但冰点发过对我的专题报道,当时也是顶风而上的。我很感谢他们的勇气和担当。尤其在这个作者群体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是台湾的龙应台女士,龙应台的文章第一次在冰点上,是连、宋访大陆的时候。卢跃刚向龙应台约稿,说你能不能写一篇关于介绍台湾民主的文章。龙应台就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她考虑在大陆的言论尺度,考虑到中青报编辑的风险,她当时写了另外一篇比较温和的,然后交给卢跃刚。卢跃刚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不行,我不能给你发。龙应台就很生气,她误会了,说这样尺度的文章你都发不了,你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呢?卢跃刚说,不是,你篇文章太温和了,发了没意思。我向你约稿,就是要你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要你的龙旋风。那龙应台说我写出来你发得了吗?卢跃刚说这个问题不由你负责,发得出来你请客,发不出来我请客。所以龙应台就写了那一篇《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这篇文章后来在中青报出来后引起很大一个反响,文章介绍了台湾民主化之后的整个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生态。那中宣部是很不高兴的。但因为龙应台是台湾的作家,考虑到这样的因素,他们没有动手。后来龙应台每一个月在冰点上面都有一篇文章。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篇是《一个党主席的三鞠躬》。讲的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曾经对国民党一百多年来在台湾半个多世纪对它所伤害的、被它所迫害的这些人民,作为国民党党主席向他们表示道歉和鞠躬。这篇文章在冰点登出来之后也引起了一个很大反响。因为每一个人显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共产党你什么时候才能够道歉啊?你在反右运动当中,你在49年之后,你在文革当中,你在89当中,你在陆续半个世纪的执政中伤害过,迫害过,杀害过这么多的人。你什么时候有一句像小马哥一样的那怕微不足道的一个鞠躬和道歉呢。大陆的老百姓就会像怎么就遇人不淑呢。龙女士这样一系列的文章,都使我们能够看到对今天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对照。接下来还有去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冰点曾经发过一篇关于平型关大战的历史真相的文章。披露国民党在平型关大捷里边死伤数万人的这样一个事实。在纪念胡耀邦九十周年的时候,冰点也发了很猛的一篇文章。我注意到上面这几篇文章,包括后来导致冰点周刊被停刊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也包括对我作专题报道的文章,我们成都的《文摘周报》都一一地做了转载,甚至是在它的头版做了转载。这是我所见的四川媒体里面唯一让我有敬意的一家。但这家媒体很奇怪,它也是体制内的。我们从冰点周刊这一个体制内媒体遭到打压然后反弹的这个事件里面,能够看到一些现象。我由此对中国今天的平面媒体作一个简单的个人评估。

我把今天的平面媒体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市场化的媒体,这在九十年代之后实际上民营资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凭借市场上的发行来获得空间和盈利。这样一批市场化媒体在中国今天要面临一个新闻管制以及对新闻领域有一个市场准入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市场化的媒体其实也成为了中国今天的一个暴利行业。这些市场化的媒体于是又分为两种。第一,市场化对中国近年来来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所以在市场化的这些媒体当中,涌现出了我刚才所列举的自由化媒体。这是市场化导致了自由化,包括这些媒体里面的编辑和记者。他们普遍持一种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怀着一个新闻的价值理想在里面工作,在现有体制之下有志向去争夺仅有的几公分空间。这是一批值得老百姓尊敬的市场化媒体。市场化成为他们可以对共产党的新闻管制在一定时候,一定场所,在某一个程度上说“不”或者说周旋的资本。

但是第二种情况,市场化也成为了推动中国新闻界坠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管制之下的市场化带来刚才讲的暴利色彩。中国今天这些市场化媒体的记者编辑所拿到的报酬,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普遍高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高于欧美国家。我在国外如瑞士几个地方跟他们一些著名记者聊天,我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收入地位,跟我们这里的市场化媒体相比,比如和《成都商报》的记者编辑比较起来,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媒体这个暴利行业除了推动中国新闻自由的作用外,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负面作用也非常大。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自己深恶痛觉的一个代表就是《成都商报》。《成都商报》是媒体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越快乐越堕落的一个典型。几乎完全丧失自己的道义良知,没有一丝一毫对新闻自由的担当。比党报还党报,致力于阉割成都人的精神。你去看它的报纸,我有很多朋友在《成都商报》做事,今天来的也有商报的朋友。但我仍然要对《成都商报》提出我最严厉的批评。我看《成都商报》是什么报,是成都市政府的二奶报。(鼓掌)

其实《成都商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市场化办报的一个典型,是走得比较早的一家。是以民营办报始,以卖身投靠、成为政府的二奶报而终。所以它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而言,还是对于成都广大的读者而言,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叫做“始乱终弃”。我们将来民主化以后,将来我们成都有了独立的自由媒体,再回过头来看《成都商报》对成都人的自由思想曾经造成过什么样的伤害。也许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准确地评估。读书会有一位朋友是商报的编辑,他因为反对商报在国际新闻报道时宣扬仇日的情绪,而跟这个报社发生冲突,他现在已经辞职离开了。那商报还有一位女记者李亚玲大家也许都知道,在03年是她率先坚持报道李思怡案件,随之而来直到今天在《成都商报》内部还受到打压。成都商报是今天中国市场化媒体堕落的标本。人家是千方百计派干部到媒体去掺沙子,它呢是千方百计的做报纸做成了市长,做得把它的读者和他的屁股一起都奉献了。

第二种是体制内的媒体。体制内媒体在今天来看我也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另一种是除冰点而外的几乎所有体制内媒体。这就是冰点事件的意义,被干掉的不是一个周刊,而是一个最重要的部位。因为我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几乎只看到这一个亮点,这一个新闻自由的原产地。它在中国社会里很艰难的坚持着一个有限的新闻自由的理想。并且像刚才举到的卢跃刚向龙应台约稿的事件。我们可以从中明显感到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他对新闻价值的一种主动的担当。如果你在今天作为一个媒体人,甚至也包括所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拥有麦克风的人。如果你不敢去突破政治的界限,你不敢去犯规,不敢于去把那个边界推动一厘米或者两厘米,那么你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与中国人的自由为敌。你不要给我说人是要吃饭,要生存的。要生存可以去开出租车,但你选择了一种可以影响他人灵魂的方式。你拥有的是一种可以去裁剪,可以去决定、去过滤、去篡改、去影响社会公众知道什么,思考什么的这样一种话语的力量。你介入其中,靠这种方式谋生。你就不能像其它行业那样说我只是谋生而已。你如果说去做其它一种行业,这个行业不会影响到其它人的思想和灵魂,你就可以说我只是谋生而已,我的妥协只是我的妥协。你可以在这时候要求社会公众对你的妥协有一个最大化的谅解。但你从事的是一种面向公众说话的行业,像我现在这样,手上拿着一个麦克风的行业。你就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公众对你有一个最大化的谅解。因为你以一种不诚实的态度在伤害,在影响其它人的思想。而且你在帮助这个政府遮蔽社会公众有权接受的一部分信息和观念。我们当然无权要求一个人是理想主义者,但这个社会有很多活法,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理想主义者,又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专制社会,你就不要到新闻媒体中去找工作。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要到学校去当老师。在这样的行业,人们有权要求一种比其他行业更高的道德负担。来了就不要怪人家骂你日你绝你。又想挣钱又不想挨骂,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你要诚实,就知道自己并不比共产党更无辜。

我们再看冰点事件中另一个群体,就是中宣部门。一个是它的黑名单,一个是所谓阅评小组。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去年我曾经接到一个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文革当中因为有一个反标事件,实际上所谓反标也不是他写的,实际上是一个冤案。他因为这个事件被判刑,然后文革之后一直寻求所谓的平反。因为他不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平反,他是在法律上确实被判了刑的。而他这个案子在他写信给我的时候,在04年他的这个案子还在复审当中。当时我接到这封信就产生一个荒谬感,就是说文革真的结束了吗?至少对给我写信的这个人而言,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文革结束了吗?当我看到中宣部的那个阅评小组所写的关于袁伟时文章的评语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在2006年的今天,文革远远没有结束。我就马上想到批海瑞罢官的故事。因为他们那个阅评小组的整个思维方式、整个语言习惯、整个“定罪”的逻辑和证据,完全是文革的延续。所以文革今天结束了吗,没有!至少在中共各级宣传部门及其阅评小组那里,文革还没有结束。人家文革领导小组只是换了个名字,就把我们活活骗了30年。这样的阅评小组在今天仍然主宰和控制着中国的整个新闻界,以及出版界,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今天大家拿到我们准备的资料里面,有一个中宣部阅评小组的骨干人员名单,我还列了一个“四川和成都中共宣传部门阅评小组黑名单”,括号“空白”。我知道大家当中有知情人,帮忙把这个名单填出来,有电话号码最好。把这个名单告诉所有人,告诉所有新闻记者,告诉所有读者,告诉所有作者,谁是你们背后的那个审判者。谁在背后操纵控制和论断我们的思想和信息。让我们知道宗教裁判所里到底有哪些人。是不是就坐在我们隔壁。

我前次去香港,见《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他是冉云飞先生的本家,也是四川老乡。金钟给我讲到一件事,他说九十年代初期,大概是九二年或九三年的时候,余秋雨到香港去,然后对金钟说,将来你们《开放》杂志可以在中国大陆销售了,你们一定要把上海地区的销售权给我,我保证可以卖一百万份。我们知道余秋雨文革时也是“石一歌”写作小组的成员,那个时候的余孽可能还有人在今天的各级宣传部门的阅评小组里。余秋雨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仅仅从市场化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今天所有做媒体的人都知道。如果今天没有新闻管制,我们那个市场发行量会有多少增长点。比如说这个《开放》杂志突然拿到我们成都来叫卖,我估计至少也要卖二十万份以上吧。所以说现在的新闻管制不仅是损害了社会的思想自由,其实你也伤害了市场嘛。连余秋雨在90年代初期都有雄心说《开放》拿到上海去可以卖一百万份,阅评小组和中宣部的人他们当然也知道。所以在03年04年的时候,新华社也开始做了一个改革的努力,就是创办了《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市场化转型的一个试点。《瞭望东方周刊》在它创刊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它的整个新闻言论尺度甚至超过了当时几乎所有媒体。后来当一些市场化媒体受到中宣部批评的时候,他们就有意见,他们说《瞭望东方周刊》你们怎么不管呢?它里面说的话也这么出格啊。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大概在03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个所谓要积累党产的说法。于是大概在02年03年之后,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巨无霸的新闻传媒集团。把它划规在中共宣传部门下面主管。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共产党在集累和划定党产的一个部分。这也是刚才所讲宣传控制部门权力开始扩展、膨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仅是在掌控和镇压的政治权力上,而且也在市场上作为一个经济权力也在扩展和膨胀。这方面他们的确也承担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在04年的时候,据说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尝试在北京上报刊亭销售。结果呢那一次人民日报在北京一共卖出了大概不到10份。其中说是有一个老太太看错了,她要拿纸去包东西,很便宜所以一口气买了好几份。这个也是他们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大概在去年,中共党内和政府内部也在清理各种党报党刊,在减少党报党刊的数量,这个减少不是在新闻自由方面做妥协,而是在经济压力方面做调整,按共产党的意思,我们自己办的报纸,总不能都赔钱嘛。总不能都像人民日报一样卖不出去嘛。

另外一点,今天的冰点事件,包括之前对《新京报》、《南方周末》、《南风窗》等媒体,我们从九十年代中期还可以数出像《书屋》杂志,像《东方》杂志,《方法》杂志等自由派刊物被打压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容易从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野蛮和粗鲁。但我倒不完全这样看这个问题,当然他是野蛮和粗鲁的。我前次到澳大利亚访问的时候,在当地做一个演讲。当时余杰谈冰点事件,提到对中宣部的批评。就有一个记者问,那你们是不是认为中共的宣传部门就等于是戈培尔?我当时回答说,今天的中宣部是一个智商极低的戈培尔,它做戈培尔在智力上不够格。我们看今天的中宣部,然后对比13个党内元老的信,可以发现一点,那13名党内元老的大多数,都来自中共的文化宣传部门。像李锐,像胡绩伟,像朱厚泽,朱厚泽是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李锐是毛的秘书,胡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还有其它一些人都在宣传部门担任过要职的。从这里你看到以前的中共宣传部门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共的宣传部门向来是出秀才的,经常性的出秀才,像李锐和胡绩伟,朱厚泽啊孟伟哉等等,这些人都是党内的大秀才和笔杆子。所以第一,中共的宣传部门一直是出秀才的。第二,中共的宣传部门也一直是出异端的,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元老派,很多都从宣传部门里面来。从《人民日报》,从新华社,从宣传部这些部门里面来。这是以前中宣部两个不去不返的特点。那么我们再来观察现在的中宣部,我为什么说它智商极低呢?第一,中共宣传部甚至包括整个中共内部,你发现一个事实,它已经没有笔杆子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判断。像刚才冉云飞先生提到冰点复刊后发出来和袁伟时商榷的那篇文章。我们不从其它角度看,只是很简单地说,就是这篇文章写得很臭,这篇文章跟袁伟时的文章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也知道像04年《南方人物周刊》出那个公共知识分子专号之后,《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开始组织抨击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解放日报一个署名叫吉方平的评论员写了一篇社论。你看那个文章你就知道,批评者的水平简直不能跟这些共产党眼里的反动分子的水平相提并论。所以以前我们说共产党是个二杆子。以前冉云飞说的,它靠的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但现在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共产党已经失去笔杆子了。已经没得墨水了。当然想把自己的墨水奉献出来的人还是很多。共产党的全盛时期,可以拉到余秋雨这样的才子,现在拉到的都是下三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你让他来和我们论战,他没办法跟你论战,因为他讲不出道理来嘛。它除了粗鲁就没有更细的。所以我记得焦国标去美国访问以后,回来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他跟法轮功接触之后,发现他们的人都很善良,但他们的理论很粗鄙,他就建议说,你共产党干嘛要去镇压它呢,你应该公开地与它进行辩论。你们派个人出马,跟李洪志一起到中央电视台大辩三百个回合,我们老百姓自然就明白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没有道理嘛。你想焦国标先生的这个建议,今天的中共是绝不会接受的。因为他派不出这样的人来。他要派一个人出来跟李洪志在电视上辩论,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大家看一看去年台湾派了一个选举中的败军之将连战到北大去做一场演讲,是什么效果你就知道了。中共党内没有笔杆子嘛,甚至也没有嘴皮子了。一个败军之将的糟老头子跑到这里来,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惊叹,说你看这才是现代政治家的风范啊。所以他没有笔杆子了,凡是讲道理的事情他是不干的。他说话要有作用的唯一前提就是其他人不准说话,这样他就永远都是第一名。

那么第二点我们看中共宣传部的构成。今天的中共宣传部是不出秀才的,没有秀才也就没的异端了。这是一个对它来讲很沮丧的事。以前有朱厚泽或者是像李锐这样的党内秀才,包括贺敬之也做过中宣部的副部长。但现在它彻底没有秀才了。因为他信不过秀才。所有也有很多秀才削尖了脑袋想钻进去,但是对不起,因为受了自由分子的连累,人家信不过你了。为什么很多体制内的所谓智囊或帝王师们恨自由主义者呢。因为自由主义的确把他们连累了。不管怎么表忠心都没有,人家除了党棍和贪官,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一概信不过。我们看今天中宣部长刘云山以下,我仔细看了他们的履历,你会发现一个事实,近年来中宣部的主要领导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西部边远省份。没有一个来自东部和沿海思想开放的省份。几乎清一色是从内蒙古、宁夏、青海、贵州上来的。越穷政治上越先进。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找不到笔杆子了,找不到嘴皮子了,找不到秀才了,然后丘八作风就出来了。这是我们来理解最近这几年中宣部直到镇压冰点它的一系列作为的一个背景。它为什么要那么野蛮,为什么要那么粗鲁呢?因为他的确没有更文明的方式了。就像龙应台致胡锦涛那封公开信的标题,说《请用文明说服我》。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它要是有一棒子大秀才,他才不愿意粗鲁呢,他斯文得很,杀人都不得见血。但现在它只能用野蛮和粗鲁的方式来说服你。这说明一个方面是它不愿意,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谅解,它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共产党交给中宣部门的光荣任务,已经超过了它的能力和智商范围。

我一直也有一个想法,你看中共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以来,不管是对新闻界对出版界对学术界包括对一些所谓异议分子,也包括大量的上访群众,进行的那些越来越严酷的打压,镇压、监控等等一系列措施。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点同情他们。我称他们是“受迫害妄想症”。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专制社会里面,只有老百姓才有“受迫害妄想症”。当然老百姓是有的,有时候我都有一点。我走在街上会下意识地回头一望,看有没有人跟着,这就叫“受迫害妄想症”。打电话的时候突然想,会不会有人监听?这就叫“受迫害妄想症”。从中国49年以来“反右”啊“文革”啊,很多人尤其是曾经受到过迫害或者打压的人,有的终身都没法克服掉那个“受迫害妄想症”。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放大自己内心的恐惧,这是我们作为被统治者很可悲的一点。但是反过来,在一个专制体制下,我们的政府的“受迫害妄想症”比我们还严重得多。我看中共这几年在政治上的反应,很明显就是“受迫害妄想症”的临床症状。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你要同情它。它不搜集你一大屋子的黑资料,他不监控你到一定的程度,他没有安全感啊。我们为什么要捍卫言论自由,一个方面要建设我们自己,另一个方面我以前经常讲这个观点,就是也要帮助这个政府,帮助这个国家去克服它的恐惧。去掉它的“受迫害妄想症”。你想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是冒着危险给共产党进行心理治疗呢。它看见几个人在那里上访了,它看见你们聚在一起讲话了,他心里就会恐慌,就产生受迫害的感觉。觉得你们都在密谋推翻它。于是它就要发作,就要反应出来。这固然是专制,但也是一种临床症状,一种强迫症。他被自己的专制所捆绑,我们老百姓要有勇气去帮助这个可怜的政府。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个群体,冰点事件有一个微妙点,是在中宣部门决定镇压冰点时万万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镇压冰点周刊怎么会跟两岸关系扯上边?当龙应台发了那篇文章后,《胡锦涛,请用文明说服我》,在台湾马英九也有一个表态,马英九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上两周到台湾去访问,我看到在台湾当地舆论中,冰点事件也成为了知识界的一个热点事件。讨论得还很激烈。大家知道在台湾有一个老左派作家,叫陈映真。陈映真在五十年代开始在台湾乡土文学当中就是很有名的左翼作家。大概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在龙应台的文章发出来后,他在《自由时报》发了一篇反驳龙应台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奇怪,第一比中宣部那些人写的好。胡锦涛应该三顾茅庐,请陈映真做中宣部长。第二,他的观点比共产党还共产党,整个是站在五十年代左派的立场上来写的。而且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整个世界的格局里面,有那么几个专制国其实也挺好的。对整个世界的均衡也挺好。又讲到一个数据,说根据历史经验当国民生产总值到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是一个社会动荡的高发时期。只要把这个时期挨过了,人均达到3000美元以上社会就会平稳下来。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坚持的。陈映真这篇文章和龙应台的文章形成一个尖锐的对照。在台湾的知识界和媒体里面,我到台湾的那几天,台湾的《联合报》啊,《自由时报》,《中国时报》啊都在长篇累牍地讨论冰点事件。所以冰点事件中共作出复刊的决定,部分的妥协,跟对岸也是有微妙关系的。对中宣部来讲不知怎么突然就触及到了两岸关系这个敏感话题,而且导致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都出来讨论。那么在台湾就引发出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中国”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很多台湾商人回去以后说中国很好嘛,上海比纽约还要漂亮。你不要说上海了,中国的很多城市,包括成都也许都比台北的街道更漂亮更时尚。那么龙应台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真实的中国。中国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引发了很重要的讨论。

我也非常关注台湾在它的民主化过程当中争取新闻自由的经验。所以接下来从冰点这个事件展开去,我想以台海两边捍卫言论自由的两个知识分子的例子,来讲讲新闻自由这个话题。

一个是我们四川的老乡胡平先生。胡平在1976年动笔写作的五万字的长文,叫做《论言论自由》,这篇文章我个人把它视为49年之后中国追求言论自由的一个经典文本。也是一个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而不得的纪念文本。在他这篇文章之前,还没有人在中国大陆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个题目进行过完整的一个表达和捍卫。他这篇文章在七九年民主墙时代有印出来刊行。也许因为传播的原因,今天在座的多数朋友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今年是他这篇文章的三十周年。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今天是“三一八”惨案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我在前几天看到一个天安门母亲的证词录影带,里边一个母亲她讲她的儿子是一个高中生。她当时在六月四日的晚上,这个母亲回家做饭,她以为儿子已经回家了,做完饭之后她到儿子房间一看,发现人不见了,她想糟糕,肯定到广场去了。然后就看见儿子的桌子上摊开着他的课本,摊开的一页刚好是《纪念刘和珍君》。这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正好是“三一八”惨案的八十周年。今年也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那么胡平先生发表这篇《论言论自由》也已经三十年过去了。但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们今天连最起码的一个言论自由,最起码的一个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还在流失之中。我们受制于共产党,受制于他的各级宣传部门,各级新闻出版部门、各级广电部门,各级公安国安部门,各级电信网络部门。对我们整个的思想和信息传播的一个阉割和控制之下。如果对比台海之间,你会非常伤感。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大约都是在79年左右开始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历程。他们的美丽岛事件是发生在79年,然后导致美丽岛事件的大审判。中国的民主墙事件包括胡平先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是在79年。甚至到八十年代中期,很多人还认为大陆走得比台湾更远。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没有改革派嘛,国民党没有当时的胡耀邦赵紫阳开明。所以八十年代中期很多观察者们都认为大陆会比台湾更早地转过来。但是八九是一个分水岭,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看,我们跟台湾相差了十几年。到今天再一看,相差恐怕已经二十年了。

这是胡平先生的文章,胡平在前言里说过一句话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将地球撬起来。”他说,对于政治生活,对于社会的自由来讲,言论自由就是阿基米德的支点。接下来我们对这二十多年来大陆社会,知识分子包括其它民众争取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历史,都有比较多的一个了解。知道这个支点是怎么支不起来的。下面我谈台湾的一个人物。

台湾一九八九年也发生了一件很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个叫郑南榕的总编辑自焚,震惊了整个台湾岛。它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郑南榕这个人是在整个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也好,还是几千年的历史也好,中国的知识分子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而且是令我极度的敬佩和震憾,震憾到无法接近的地步。郑南榕是台大哲学系结业的,殷海光先生的学生,他在台大读哲学系的时候,在大学三年纪他决定退学。为什么呢,因为他坚决不修“国父思想”这一门课。这跟我们现在高校里一样,我们高校里面有很多课啊,什么马克思主义啊,邓小平理论啊等等,三个代表啊,郑南榕当时在台大拒修“国父思想”这门课而选择退学。这一点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在现实生活中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拒绝共产党的教育而退学。

他出来后就开始投入到捍卫言论的活动当中。他自称自己是一个“行动思想家”。这个也是殷海光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那么他在一九八六年创办了《自由时代周刊》,这是当时台湾党外运动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刊物。也是党外运动当中持续时间最久,大概持续了五年多的一份刊物。他当时是这个周刊的总编辑,李敖当时是这个周刊的挂名社长,社长是陈水扁。当时已经解严,他是可以去申请刊号的。我们今天的刊号和书号都是共产党控制的稀缺资源,是不能够市场准入的。他们当时可以申报刊号,但是出现一篇文章查封你之后呢一年之内就不准出刊。所以郑南榕一口气申请了十八个刊号,不断地换名。《自由时代周刊》、《民主时代周刊》,就是几个词互相换来换去,换了十八个刊号一口气注册。然后在八六年他这个刊物出来以后,向当时台湾的所有言论禁忌发动挑战。当时几个最大的禁忌,蒋家神话。军方黑幕,然后讲台湾独立,还有其它所有的禁忌。凡是当时言论上有什么样的禁忌,这个郑南榕就往什么禁忌上突破。

有个非常了不起的细节。我们看冰点事件刚才提到卢跃刚约稿的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一点,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推动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需要各种群体的一种合力。包括大家在道义上或者责任上的一个分担。比如说我们在冰点事件里边看到编辑的群体,作者的群体,他们受到打压了,包括党内元老的群体,包括读者的群体,有很多读者站出来要求退报,说我们订你这个中青报就是要看冰点周刊,你现在取消了我们要退报。这几个群体之间有一个分担。那么郑南榕在《自由时代周刊》上面他有一句很漂亮的话。可能也是人类新闻史上绝无仅有的,什么话呢,他在每一期刊物里面都写上一句话:“本刊的一切言论均由郑南榕承担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这很了不起啊,看今天我们的媒体,不也有一句话吗?本刊本报的言论仅代表作者的立场,不代表本刊报的立场。这样也是对的,就是让大家共同来细分这个责任。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新京报》,我是很尊敬《新京报》的,它也是自由化媒体里面做得较好的一个。但是我对它的意见也很大。因为在03年04年我给他们写评论。他们特别喜欢删改稿子,为了尺度的问题,还喜欢塞两句他们自己的话。完了他在报纸上说,本报文章只代表作者立场,不代表本报立场。我说你们比共产党还可恶,共产党只是不允许我发文章,你们明明改了你们的话上来,你说只代表我的立场,那根本不是我写的,然后又不代表你们的立场,那这篇文章或者文章里的这一段话代表谁呢?代表鬼的立场啊?就是一个匿名的状态。我当时批评他们,说你们这样我很有意见,你们应该有一个起码的担当嘛。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意见是对的,但你就要因此放弃你那个编辑权的扩张,你就不能在里边乱改东西。你觉得必须要乱改东西,你就必须在道义上有勇气来承担这个改的后果。你不能够把责任推到作者那里去,由作者来承担政治责任。这在道义上是可耻的。但这几年有一些微妙的问题,其实大家是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的。

但我们看郑南榕这个作法是非常的绝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专制社会,我来保护所有的作者,我来保护我们刊物所有的记者编辑。所以他在每一期上面都讲“本刊一切言论由我郑南榕本人承担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这是非民主国家新闻史上一句最漂亮的话,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然后在每一期刊物的背后,也有一句很漂亮的他们杂志的座右铭,叫做“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这是《自由时代周刊》的口号。这一句话实际上是杰裴逊说的,在美国建国的初期,杰裴逊说过这样的话。杰裴逊说信息是民主之源,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信息和思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杰裴逊说如果要我选只有政府没有报纸或只有报纸没有政府,我选报纸不选政府。然后他提出百分之百言论自由这一个概念。郑南榕借杰裴逊的这个说法把它列为《自由时代周刊》的座右铭。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践履了这句话。

在美国建国初期,杰裴逊是一个民主主义倾向的人。而麦迪逊是当时共和主义思想的代表。杰裴逊和麦迪逊之间是有很大争论的,他们的立场有很大不同。包括美国它的整个政治制度,直到今天,实际上都是麦迪逊的立场跟杰裴逊的立场之间的一个张力和平衡。但在言论自由这一点上,他们两人没有区别。麦迪逊最后提出了美国的权利法案,就是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到第五修正案的建议稿。他在这个建议稿里面提出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不能剥夺言论自由;第二不能对言论进行预先的禁止,就是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你不能预先地禁止;第三他提出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就变成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包括“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就是说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国会的立法权之外。不能立法的意思就是言论自由先于国家的宪法之上。是人民对国会立法权的一个限制。是我反过来限制你,你不能立法,而不是立法反过来限制我不能说话。这也是杰裴逊所主张的原则。核心就体现在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里。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理想。

如果简单回顾一下言论自由的常识,它的边界在哪里呢。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社会什么话都可以讲,但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可以简单从英美的历史来看,言论自由最初是由议会当中的议员的言论自由开始,然后到公民普遍的言论自由这样一个发展。最早大概是在十四世纪,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们在当选议员之后,预先就给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个请愿书。请愿书里面说请国王提前宽恕他们在担任议员期间一切不当的和冒犯的言论。他们是说你先要给我这样一个保证,我现在要当议员了,我现在要在议会里随便讲话了,这些话可能就要批评你,可能就要冒犯你,请你预先给我一个保证。你不会因为我在当议员期间所说的话而追究我,你提前谅解这些话。那英国国王就同意预先宽恕你们不当的言论。这样就渐渐形成了议会当中的言论自由,这个自由从十四世纪大概持续到十七世纪。到十七世纪在英国的宪政发展史上引起了一个争论,就是说国王认为这个自由是一种特权,是国王给你的一个特权,我可以给你,我也可以随时收回来。而议员们认为这已经是一项习惯,历史所形成的习惯就是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了。那么最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里面明确了议员的这个言论自由。就是说议员在议会里面的所有发言不得在议会之外被追究和被质疑。到美国建国时,美国最早叫邦联条例,里面也明确地讲了这样一个言论自由。后来普遍性的言论自由,就是从议员的这个言论自由然后进展到公民的言论自由的。

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理念,它主要针对的是政治性言论,不是说针对商业性言论。那么在美国的大众传媒法或者在它宪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对商业性的言论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广告宣传,它是商业性的言论。然后对那种可能伤害个人隐私的言论,侮辱性的言论,它也有一种限制。但是政治性的言论应当是百分之百的自由,这是我们谈论言论自由的一个关键前提。刚才讲到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是什么呢?人的背后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他的背后是人的自由的思想观念。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由地思想,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表达。而我们的思想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世俗的权力它没有评价的地位,这个是不应该由国家来下评判的。国家必须谦虚得像个傻瓜一样。

像袁伟时先生那篇文章,他实际上是一个学术自由,他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描述,还不涉及到政治性言论的自由。在今天共产党的宪法里面有两条涉及到冰点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言论自由的一个宪法背景。第一是宪法的三十五条,三十五条里面讲公民有言论、出版、包括结社和示威游行等自由。这是言论和出版自由,我们这里讲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个宪法上的概念。在宪法上,不管是美国宪法里面,还是中国现行宪法都没有新闻自由这个说法。一般都是讲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两个自由加起来实际上就是新闻自由。共产党的宪法除了第三十五条讲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条款就是四十七条。四十七条是讲学术自由,说公民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它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个我们简称创作自由或是学术自由。袁伟时先生这篇文章,它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言论,也不涉及对现实的批判,包括你街上有一个什么小的设施做得不对里面都没有。他仅仅是对历史的一个描述,是完全在宪法第四十七条的学术范围内的。那么言论自由也好,学术自由也好,我们在这个国家面前要捍卫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自由意志,国家是无权来评判的。国家没有权力来说对与不对,所以国家就不能对这些言论,在学术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它的是非曲直去做出一个裁判。国家不能是这样一个法官。这就是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以美国这两百年宪法学和大众传播法的发展来看,大致有三个很重要的对言论自由的边界的界定,是限制也可以说是保护。

第一个原则是政府如果要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符合这样一个条件,就是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是说这个言论对公共利益、对社会现实造成了明显而即刻的危害性。不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危害,你不能说像03年杜导斌的案件。杜导斌在网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篇文章的题目叫《论颠覆国家是合法的》。他说,公民有权利去颠覆政府,就看你用什么方式来颠覆,只要不用暴力,那么用语言的方式,用选举的方式,用批评的方式去颠覆政府,本来就应该是公民的权利。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03年逮捕杜导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缓期四年的最重要的证据。如果我们拿这篇文章来比照这样一个司法标准,显然是不符合的。他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起到一个煽动性的作用呢?如果你把煽动理解为灵魂深处的一种煽动,理解为对人的思想观念的一种冲击,你也可以说他是煽动性的。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每一句真话都是煽动性的。在国王的新衣面前,那个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就是煽动性的。你能不能判他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这里讲的煽动,它必须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思想上的一种煽动。第二,如果你认为这个煽动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个危害,你还要判断它是不是明显而且即刻的,不是假想中的,不是有可能的,不是做着一个逻辑上的推理,而是明显而即刻的危害。这个标准美国是在一九一九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有很多人反战,他们在街上散发反战的传单,呼吁大家不要去参战,呼吁大家不要去服兵役。那么这样一个案件当时被视为是——它的罪名不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叫间谍罪。在这样一个案件里面大法官指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是对公共社会秩序构成了一种明显而现实的或即刻的危害,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免于事先禁止。这是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在涉及言论自由的时候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一句话,说出来了以后你去判断他这个话说得对与不对,然后认为他是煽动了颠覆国家政权也好,或是什么也好,然后你去处罚他。这是一回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首先一个前提是你不能够在一个人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预先地让他封口,不让他说话。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在今天公民不能办报,不能出版。整个新闻出版业掌握在政府的一个预先的审查制度之下,包括书号的审查制度,包括出版社和一切报刊杂志的审批制度。这一切制度的实质就是一种全面的预先禁止,就是你如果要说话,你要创办一个刊物,或者一个公共平台去说话,必须预先得到政府的审查。政府在这个预先批准里面去评估一下你有可能要说什么话。你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然后再决定是否发给你这个执照。所以今天的整个新闻和出版制度,都是对言论的一种预先限制。言论自由意味着反对预先限制。

第三个原则,这个原则对我们来说就更加奢侈了,这个原则是对“象征性言论”的保护。什么叫象征性言论呢?我们常常为了捍卫一个比较纯粹的言论自由,我们自己主动把言论跟行动区别开来,辩解说我只是在说话,我没有行动啊。行动你要抓那是另外一回事,该不该我们再讨论,但是单纯的说话你总不能抓人吧,你总不应该来剥夺吧。我们是很有意识地把言论和行动分得很清楚。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在多数宪政国家,这个问题它其实原本就是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分不开。比如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公众场合来发表言论,它是言论呢还是行动呢?按照殷海光或者郑南榕的“行动思想家”的概念,是行动的思想家呢,还是思想的行动家呢?我们自己觉得是言论,但有关部门可能认为已经是行动了。有秘密警察到处恐吓说,读书会已经走得太远了。到底远不远呢?

实际上言论与言论的表达行为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看在联合国的《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里面所采用的概念,它也不是讲言论自由,它是讲“表达自由”。在2004年3月也就是中共修宪之前,当时有一批学者和作家曾起草了一个宪法人权条款的修改建议稿。这个建议稿里面针对今天宪法三十五条所讲的言论及出版自由提出了一些修改。这一部分的建议稿我参与了修订,这个建议稿里面我们主张一个“表达自由”的概念。表达自由比言论自由的概念要宽泛一些。言论自由大家可能简单地理解为我有说话的自由。那么表达自由包括了寻求、接受、传播和出版各种信息与思想的自由。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每天晚上听自由亚洲电台或者听美国之音、海外电台受到很大干扰,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到去接受以及主动寻求到这样的信息,这是对表达自由的一个伤害。我没有说话,我只是希望听人家说话。我们在学术上把它称之为接近权。就是我有权去接近所有的言论和信息,这跟我有权利表达所有的言论和信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我们看现实的限制,对广播电台的限制,对电视台的限制,对接收卫星节目的设备的限制,比如说凤凰卫视虽然糟糕我们还是收不到,我们如果去买一个卫星接受器又是非法的。这些都是对公民寻求、接受言论的表达自由构成了一种伤害。再比如说我今天写了篇文章,把它在一个媒体上发表是属于言论自由,我今天如果把它印二十份拿到大街上去散发,是不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呢?是行动呢还是言论呢?那么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言论自由的界定,是将这种行为明确包含在言论自由范围之内的。甚至包括游行示威,在一定程度上都被理解为表达自由的一种延伸。

所谓“象征性言论”,就是用某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举几个例子,象在美国发生过焚烧国旗的案件,在反抗美国政府参加越战也有很多人倒悬国旗,把国旗倒过来插在自己家门口。或者焚烧国旗,或者涂抹国旗,以此来表达对政府的一个抗议。这个行为被视为象征性言论,而不是被视为破坏公共财产,或者是被视为侮辱国旗罪。那么这种行为我们就叫做象征性言论。因为我这个行为的实质,不是说想要烧掉这么一个物质形体,而是要表达我的一个愤怒和抗议。在美国越战期间还出现过很多为反战而焚烧征兵卡的行动。当众焚烧以表达自己拒绝服兵役的一个权利和态度。这样也被视为象征性言论。比如我们读书会以前搞过一批扇子,我们的民主扇。我们在上面写一些话表达我们的民主自由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等等,在公众场合我们拉开扇来扇凉。今年我们还写过民主春联,春联是中国自古以来老百姓有限的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写上一副民主春联,表达我们的一个自由民主的价值,贴在自己的门上,这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吗?这个就是典型的象征性言论。再比如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一种象征性言论,就是批麻戴孝。你的亲人去世之后,你在外观上有一个表达,比如黑色的袖章套在你的身上,走在大街小巷,在公众生活当中彰显出你对亲人的一个哀悼之意,这就是象征性言论。这不是一个与言论无关的行为。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最近成都的一些私人车主为了抗议政府收取“大年票”,也发起“汽车游行”,在汽车上贴自制的车贴,上面写着“抵制大年票”。在美国六十年前民权运动当中,在各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包括在前不久高智晟律师发起的全球绝食抗议的运动当中,我在澳大利亚和台湾都看到很多人在这个绝食当中发起一个叫蓝丝带的运动。就是所有支持高智晟的人都用一个蓝色丝带别在自己的身上,就跟你戴黑色袖章一样的意义。我也看见过很多人别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的胸章,这个叫象征性言论。当然我们以前别毛泽东像章那也是象征性言论。这是第三点,就是言论自由不是绝对地把言论跟行动分开的。它包含了象征性的言论。

回过头来我们看郑南榕,郑南榕和他的《自由时代周刊》提出来这样一个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口号,去冲击当时所有的言论禁忌。包括最大的台独言论的禁忌,因为国民党政府也是镇压台独的。郑南榕是一个外省人,但他以外省人的身份在八六年的一个公开演讲里面说,“我是郑南榕,我支持台湾独立”。这是台湾49年后在公众场合公开地表达台独立场的第一次。然后在87年他组织纪念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的一个大游行。这也是台湾第一次有人公开地纪念二二八事件。他同时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总编辑。然后他频繁地参与各种街头的表达性言论,直至街头示威和抗议活动。后来在一九八九年的一月份,《自由时报周刊》刊登了一个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是台湾流亡在海外的一个台独领袖写的。郑南榕就把这个草案登在他的刊物上,登出来之后国民党就以叛乱罪起诉他。当传票交给他之后,郑南榕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在他的报纸上登了一句话,“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抓得到我的尸体”。他在现场说的是英语,“over my dead body”。这句话后他就开始把自己反锁在《自由时报周刊》的总编室里面,自囚长达七十一天。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人都来劝他,也有很多的义工在编辑部来声援他。希望国民党能够收回这样一个传票。

当时郑南榕这个举动,表明他争取言论自由的坚决性。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对言论自由如此敏感的人。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不自由,毋宁死”。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基本上是不自由就拉倒。不自由就算了吧,忍了就行了。郑南榕真正是第一个从心里感到“不自由,毋宁死”的人。他认为我不应该仅仅因为我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就遭受审判。他不能接受这一点,要对这一点表示他无限的抗议。所以他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抓得到我的尸体。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从一月份一直关到四月份,共关了七十一天。最后在四月七日这一天,国民党出动防暴警察强行要进入他的编辑部抓他。他随时准备了三个汽油桶在身边。他让其它所有的工作人员带着他的小孩,他的女儿离开,然后他趁大家不注意就退进总编室,反锁房门然后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就开始自焚。

郑南榕这个自焚事件,当时是震惊了整个台湾岛,。他是当真实践了自已的诺言,就是“国民党只能抓到我的尸体”。这个事件之后,第一,台湾也有很多的黑名单,有很多人流亡在外。当时在这个事件的刺激下很多人就开始用各种方式突破封锁,强行闯关回国参加郑南榕的追悼大会。他们说,在郑南榕这样一个行为面前,我们回来闯关最多就是坐牢,在他这样的行为面前我们觉得很惭愧,坐牢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了。所以很多海外流亡者用各种方式闯关,甚至出现在郑南榕的追悼大会上。当时举行了一个很大的游行,就是葬礼之后向着总统府的一个游行。和我们的519社论是同一天。台湾的知识界,台湾的传媒,台湾的新闻记者包括台湾长老会的牧师,很多社会群体组织起一次大的游行。声援郑南榕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理想,开始向总统府前进。在追悼会上郑南榕的弟弟说了一席话,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不是死在街头。教师和知识分子应该死在讲台和课堂上。我的哥哥郑南榕是台湾几百年来捍卫言论自由的理想的第一人。他是一个总编辑,死在自己的总编室,一点都不可耻。我们郑家是台湾四百年来最荣耀的一个家族。在接近总统府的时候,有一位受郑南榕感染曾经在自由时代周刊还有其它几个周刊工作过的一个义工,出人意料地在总统府前自焚。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遗言里说郑南榕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种子,我也要做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种子。他张开双臂以十字架的姿态在千万人面前自焚。令当场人群悲愤难当。在郑南榕这个自焚事件之后,台湾很多民众在这把火中开始觉醒。争取言论自由,推动社会运动和政治民主,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中郑南榕自焚案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我刚才说他这样一个决绝的姿态,是我觉得根本无法去接近的。我想这不是任何人要去效仿他,没有办法去效仿他。他是那样特立独行的一个,他可以宣称报刊上的所有言论由他一个人负责任。可以宣称国民党抓不到他的人只抓得到他的尸体。而且拿命去做。这样的人是一个异数,不仅是台湾几百年来,也是中国汉人两千年以来的一个异数。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只有郑南榕在争取言论自由上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么令人震骇的一个举动。

回过头来看大陆,令我可悲的不是说没有人去自焚,中国几年前不是有上访者在天安门前自焚吗?几年前不是有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前自焚吗?那个自焚事件从现在披露的资料来看,很可能是共产党刻意策划的一个栽赃。但是你做一个对比,在台湾郑南榕的自焚事件导致了一代人的觉醒,而在中国,你不自焚共产党还要帮你去自焚,还要去制造一个自焚事件来栽赃。然后说你们看这些人怎么破坏社会的稳定。然后在这个自焚事件之后所有人迫不及待地去跟这样的极端分子,极端事件划清界限。说我们不主张这样。我们很理性,你抓他们好了,不要抓我们。所以这一点是才最令人可悲的。对郑南榕我个人非常敬佩,敬佩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是中国人捍卫言论自由的一个典范。这是我讲的台海两岸的两个知识分子和言论自由,胡平和郑南榕。

胡平在他的《论言论自由》还说到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揭示出今天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根源。他说,党员是没有权利批评党章的基本原则的,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同意你就退党嘛。你加入这个党你就要同意这个党的原则,不能说我又要加入进来我又不同意,那你就离开嘛。你不离开人家开除你也是正当的。这不能说是违反言论自由。那么第一,党员对党章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批评的。你不想和这个党走在一起你就退党。所以凡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原则的人就应该马上退党。退了党就有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去批评他了。比如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批评共产党的权利。但共产党员就没有。但是他说第二,我们公民有没有权利去批评宪法呢?有,为什么?因为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批评宪法,你就该给中国人退出这个国家的权利啊。如果这个国家、如果共产党的统治是我们可以自由退出的,我们就不批评这个宪法了。我们用脚投票就行了。就像共产党员不能批评党章一样。你要批评你就走人。所以胡平说如果中国人有退出共产党统治的权利,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批评宪法。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有权利批评宪法。就有权利批评他认为应该批评的,他认为可以批评的一切的观念。所以政府不允许人民批评宪法,不允许我们批评共产党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就是把宪法当作了党章,把国家当作了共党,把人民当作了党徒。这个党国合一的体制就是政府和国家压制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很对的,你把党当成了国家,把宪法当成了党章。你不让人批评,你又不能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允许我们退出。既然不能退出,你就必须接受老百姓的批评。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你不能错把中国当共党,错把杭州当汴州。这是胡平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我对今天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些想法。

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像郑南榕那样的理想,我甚至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勇气去提。我们可能脆弱得太久了。但是我想能否指出一个底线,就是让我们敢于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什么叫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呢?我试着列出几个百分之五十的标准,供大家商榷和思考。

第一是不允许我们说真话,至少要允许我们不说假话,这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不要强迫老百姓说假话。做得到吗?前几年有些知识分子好象是钱理群跟其它人讨论做人的底线,说在中国社会做人的底线。然后我看他们越讨论底线越低,最后连不说假话这个底线都突破了。说有时候伤害人的假话不能说,但是不伤害人的假话也可以说。比如说共产党的三个代表,好象也没有直接伤害到某个人嘛,那就可以说。我觉得这样是只有屁股没有底线了。我的底线是百分之五十,说真话不行,但至少必须拒绝谎言。不要强迫我们说“六四”是一场动乱;不要强迫我们说法轮功是邪教;不要强迫我们说共产党是三个代表,好不好?这是百分之五十言论自由的第一条。

第二,不能阻止事后的惩罚,至少要拒绝事先的禁止。不应在我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掐我的脖子嘛。说出来之后抓我,我们先放在一边不管,我们先要百分之五十,话没有说出来之前你不能预先的禁止和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第三,你共产党的报纸可以不说真话,但要允许民间的报纸说真话。共产党不说真话我们不管了,他从来就不说真话,不说算球了。但是你不要强迫老百姓不说真话。统治者不说真话我们可以忍,我们甚至没有那个勇气去要求他。但是被统治者有权利说真话,有言论的自由,这个我们必须要捍卫。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接下来也是一样的道理,电视不说真话,要允许报纸说嘛,平面媒体不说真话,你至少要允许网络说真话。甚至国内的媒体不说真话,至少要允许香港的媒体说真话嘛。允许海外的中文媒体说真话嘛。不要拿钱去收买它们,手伸得太宽了。现在对网络的控制,给我们一个虚拟的言论空间都不留下,人民退无可退,这个过分了。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

第四,男人说假话不要紧,不要让女人说假话,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要把女性也拉到说假话的境地中来。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在家里做丈夫的,至少要保证我们的妻子不用说假话嘛,这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我们说假话没有关系,但要有勇气为了我们的妻子去捍卫言论自由。不然就猪狗不如了。大人说假话也没有关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说假话。所以我最痛恨的是什么呢?我经常最痛恨的不是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仍然充满谎言,我最痛恨的是在今天的学生,在今天的未成年人那里,继续用谎言去戗害他们。大家还记得赵紫阳“六四”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我们成年人说假话脸皮也厚了,我们至少要捍卫我们的子女不说假话吧。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弃了。至少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真实当中吧。这个勇气都没有,活着也是猪狗不如啊。

第五个,就是共产党你要去评判什么是正确的言论,什么是错误的言论,我们先不说,我们没有勇气剥夺你这个判断的权利。但是说错误言论的自由我们争取不到,说正确言论的自由你总应当给我们吧。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

第六,价值判断你不允许我们做,那么至少要允许人民做事实判断。所谓摆事实讲道理,道理不准我们讲,算了,事实总要允许我们说嘛。我不说共产党是邪恶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我说共产党是愚蠢的总可以吧。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鼓掌)

第七,比照郑南榕所讲的“行动的思想者”,这个我们还争取不来,我们反过来做一个“思想的行动者”,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

第八,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政治的言论自由你不给我们,学术的自由你至少应该给我们。袁伟时那篇文章是不折不扣的讨论学术问题,尚且要被一个文革式的阅评小组,被一个文革式的新闻管制部门所扼杀。连百分之五十都没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第九,在历史跟现实之间,现实你不准我们讲,历史你总要让我们谈吧,现实的真相不准我们谈,历史的真相总要让我们说吧。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你共产党有指鹿为马的权利,老百姓至少还有指桑骂槐的自由吧。(鼓掌)

这就是我提出的一系列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理想。我不敢像郑南榕那样提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说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我们该不该去争取?这个社会应不应该给我们?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鼓掌)

冉云飞:

我每次听王怡的讲座都是很有心得的。说句老实话,他的言论总能够给我带来新东西,我想各位也感同身受。我首先说一点,他说的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我听到刚才郑南榕先生的事件,说句老实话,我的眼泪都差点儿流出来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是为了将来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努力,而不是说是暴力式的,不是说一步到位式的。我们并非说一辈子很安于百分之五十的自由,我相信他绝对是这样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在这个国家要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都可以说相当艰难,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诸位今天能够在这里听讲座,包括我们的读书会能够坚持两年多,我认为这就像每天拱一步卒子,就像一个人你每天记日记,你就会在将来看到你的进步。比如我就一直在记日记,我就每天写博客,传播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到党和国的问题,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我愿意贡献一个比喻出来,我认为国家是一个铁打的营盘,党啊政府啊是流水的兵。而共产党却想用流水的兵去替代铁打的营盘,就像用宋朝去替代整个中国,用唐朝去替代整个中国一样可笑。党只是一个朝代,同样你说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不是美国,它只是一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不对?它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对不对?同样的,共产党它想千秋万代,就像秦始皇想万万岁,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可笑的。(鼓掌)它只是一个流水的兵,它决不是铁打的营盘,而它把党和国这样的顺序颠倒过来,就是把流水的兵想搞成铁打的营盘,用王怡刚才的话说是非常愚蠢,不说它邪恶,确是很愚蠢。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说在这样的专制国家,不仅是我们这些想讲真话的个体有一种“迫害妄想症”,放大自己被迫害的可能,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受伤害的人。王怡刚才说他也有,我们一样说自己也有。在我们很多朋友当中,一些很不错的朋友,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受到了干扰和伤害,包括焦虑和沟通都存在很多问题,我想这也是“迫害妄想症”带来的直接恶果。同样他刚才讲到政府也有“受迫害妄想症”,这也确实是事实。我觉得他说得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帮助政府意识到他们的“受迫害妄想症”,舒缓他们的“受迫害妄想症”。意思就是说,对了,用马英九先生道歉的作法,这是一种和解,舒缓双方的“妄想迫害症”。我曾经在纪念胡耀邦先生的讲座上说过,你对“六四”你早平反比晚平反好,你用人性的解决,用人道解决这个问题,比用武力要好。一个社会要和解,你就要解掉别人心头的结。比如说四九年以后的三反、五反、胡风运动、胡适批判运动、五七反右、大炼钢铁、五九到六一大饥饿、四清运动、文革等一大堆,包括八九,我可以这样说,共产党几乎与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都结下了冤仇。我们人人都可以数出一部血泪账。那么如何来和解这个社会,确实是一个相当的难题。所以像他刚才所说,舒缓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妄想迫害症”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和解,并非说是向他们妥协。同样就像他说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这只是第一步,这并非我们永久只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那么我们为了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我们首先要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让我们再次感谢王怡先生的精彩演讲。(鼓掌)

(上访者)陆大春:

通过冰点事件,充分证明了两点,一是我们的政权当局谎言百遍成真理,早已成惯例。老百姓要说实话是不起作用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靠行政权力和首长意志,监督舆论已经成为虚设,根本不存在舆论监督。我期望我们的权力当局能够变权力监督舆论,为舆论监督权力。尽快颁布新闻法,严肃新闻工作者的权、责、利。就是说写文章必须要做到及时、客观、准确。同时更要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人身权益。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有新闻工作者受到伤害的事发生,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希望能引起当局的重视。很多问题官方之所以不准报道,说白了是他们的工作不愿意置于阳光之下。他们现在想实行的仍然是体制内的监督,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接受体制外的监督和老百姓的意见,下情不能上达。目前全国各地上访事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丝阳光的暗箱操作。我就简单地说这些。(鼓掌)

韩杲明:

听了王怡刚才讲的,深受感动。因为很多资料和事实因为过去孤陋寡闻都是不太知道的。另外就是冉云飞先生刚才对国家和党的关系打的比喻。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考虑过,我这里也把我的思考贡献出来,有不同之处大家讨论。我考虑这个问题比较久,尤其是看到这次人大会的新闻招待会上,温家宝所讲的言论自由,促使我在想一个问题,跟冉云飞先生的思路是一致的,但是略有不同。我首先认为国家不等于政府,它虽然是政府的一个代表,但它要代表国家是怎么来的?这里有渊源问题,我不展开说。我认为国家这个形态它的要素主要是以疆土、民族、语言、文化等等而来的。我曾经看到一则很短很短的消息,就是讲到日本在纪念他们开国两千多年。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们开国居然才五十多年。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实际上就是开国了五千年。因为这片土地一直繁衍到现在,一直繁衍到我们这些人。所以说国家我认为总体上讲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政府相当于像刚才冉云飞先生所讲的,秦、汉、乃至明清。如果说国即政是讲不通的,国即党肯定也是讲不通的。那么国即朕,这里说是孤家寡人的那个朕,联即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显然进入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荒谬的。

另外今天这个题目是“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我前不久写了一首诗,和冰点事件有关。我这首诗叫“有感于冰点事件”,是用迅翁“惯于”诗韵。也就是鲁迅先生很著名的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刚才王怡先生讲到今天这个日子,正是鲁迅先生写那篇《纪念刘和珍君》的时间,真是特别有意义。我恰恰在此之前写过这么一首诗,下面给大家朗诵一下。

有感冰点事件

又当围剿扼喉时,

国命膏肓脉似丝。

匪论犹矜天下政,

狂歌不改大王旗。

艰难鲁迅能传檄,

畏惧林昭欲灭诗。

学范惊闻朝与古,

何堪血泪染红衣。

我略作一点解释,我在这里说的“匪论犹矜天下政”呢,匪论倒不是要骂人的意思,我这个“匪论”就是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打法,我们现在是想很和平地走向宪政之路,想一想如果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怎么样。所以说本身这个“论”就是匪。然后讲了“艰难鲁迅能传檄”。说实话鲁迅先生所处的年代,按鲁迅先生所说他受到的围剿是非常难的,但他还可以传递檄文哪。“畏惧林昭欲灭诗”,我在这里用的是畏惧二字,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惧怕林昭,林昭写了很多狱中血诗,欲灭诗就是想把她的诗消灭掉。我想关于林昭,在座的很多人可能看到过她的事迹。我再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字语,“学范惊闻朝与古”,学范指学习的模范。据说,中共高层提出要向朝鲜和古巴学习,我不敢判断这个消息的正误,假设是这样,如果以朝鲜和古巴作为我们学习的模范,学习范本的话,这种可悲是可以想见的。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朝左转都是可以想像的。

冉云飞:

关于刚才韩先生说到党和国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最近可能要登发,题目叫《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是说政府就是拿来批评的,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把政府拿来供起的。政府它先天就决定了它自己光荣、伟大、正确。无耻到这种地步,别人讲他还觉得不过瘾,要开足马力自己讲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把人类最光辉的词语全部用于它。他预先就正确了,你批评它当然就是颠覆国家安全罪了嘛,才有这种可笑的事情。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和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只是一个托管者,只是这个国家的暂时的托管者而已。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国家,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这几个区别是相当大的,但我们目前中国字里找不到不同词汇,它就只有这样混淆地表达。所以说他就把党啊,亲爱的妈妈啊,不伦的比喻都弄到一起。把党和国这些乱伦的比喻弄到一起,把流水的兵和铁打的营盘弄到一起。下面我介绍一位要发言的,也是冰点周刊的作者范美忠先生。

范美忠:

我在冰点上发过一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这次冰点事件我也非常关心。上次冉云飞讲关于右派研究我本来是非常想来的,因为参加一个教育讲座没来成,这次他们又要把我喊过去,但我坚持一定要到这边来。因为这次涉及到我们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话题。虽然那个反右研究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但我觉得历史当然重要的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但是现实它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存。我的痛苦,我们活在中国是非常的悲哀,不仅有形而上的痛苦,更多的是形而下的痛苦。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愿意做的教育和新闻,恰恰是最不自由的两个领域。如果说有新闻自由,我原来在作报纸和杂志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对约的一些稿件,最痛苦的就像刚才王怡说的删稿子,凡是你看到舒服的话就要删掉,你说这有多痛苦,人家写文章都是往好的改,你却要把好的改掉。所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时曾经约了一篇秦晖的文章,结果删来删去删得主编觉得要得的时候,我都没有兴趣了。这篇文章我自己都不想看了。你说这样作报纸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现实的存在与我们的符号世界是两个世界。

在这样的符号世界中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呢?所以我对王怡刚才的说法有两点异议。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做到不说假话,这一点我觉得都很难。比如说我教书的时候教历史,你说你不说真话的时候怎么能不说假话呢?你照着课本讲怎么能不说假话呢?我讲课的时候感到很痛苦,又不让我说真话,而说假话我又觉得是一种折磨。所以我只好在历史课上讲文学。另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的说法我也不赞同。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自由,我这不是反对渐进,而是我们的目标不能逐渐地降低。就是共产党给你的压力越大,或者说你不让我做人嘛,我做牛马嘛,不让我在现实中自由我在网络中自由嘛,我认为不行,我们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自由。

另外冰点事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一点是,我原来在媒体工作时我一直很气的。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北大的教师,我说一个人搞学术研究没有学术自由这个研究怎么搞呢?很遗憾的是我的老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课堂上表示对学术不自由的不满。我们的人格被阉割到这种程度,我对中国人的妥协态度表示反对。不是说出于现实斗争的考虑,我们必须逐渐降低自己的目标和策略,不行。必须要百分之百的自由,非要不可。我们的新闻必须自由,我们的媒体必须自由,我们的学术必须要自由。另外一点我对媒体的不理解,我知道《南方周末》已经被清洗,你记者们在干啥?你为什么不起来游行或者说写文章抨击?我说包括中宣部每次把通知发给你,我原来在《广州日报》,但他不会发到我手上,你接到之后为什么不在网络上公布出来呢?中宣部的通知公布出来嘛,为什么要秘密藏起来呢?大不了他把你这个报纸关了嘛,怕什么呢,关了又重新来嘛,他总不至于把所有报纸都关了嘛。

有人批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鲁莽,我不赞同。比如说像《南风窗》那帮人也是我的朋友,但他们在出事之后一声不响,我是非常不满的。必须要抵抗,你不能任由他得寸进尺,你一点一点地退你还不表示反抗。我觉得媒体工作者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人,而且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包括我原来做《教师之友》那个杂志,那个四川教育出版社的,他说你看你们还要发王怡的文章,会被人怎么怎么说,我说人家说了什么又怎么样嘛,然后他那个副社长又怎么说。所以我们老是讲怎么妥协,老是讲妥协,可是妥协的目的是为了杂志生存下去,还是为了报纸更好地发出声音。我们妥协到已经说不出声音的时候,你还不反抗你要做什么嘛。所以这次冰点事件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李大同他们连续写文章,包括焦国标我们北大的校友也跳出来了。我最反对妥协,所以我觉得大学教授们应该发出声音,不发出声音真的就是犯罪,新闻记者和编辑也应该发出声音,站在课堂上的老师也应该发出声音,不要总是害怕丢掉工作,这个市场经济就是提供自由的基础,丢了工作就再找一个嘛,有啥子了不起。我就不断的丢工作。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公民都要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否则我们活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思呢?任由共产党的奴役和思维,我作为一个应该说是在这个社会里饱受痛苦的人,表达自己的一点看法.谢谢大家。(鼓掌)

岳老师:

先声明,可能我有些话会突破一些禁区。因为最近开了两会,大家都知道,我的形容就是胡锦涛跟温家宝一人骑了匹病马又上路了,(鼓掌)他们又驾驶着一条船,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上路了,因为我原来对他们俩人还有点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他们的内容,和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就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选择的方向犯了个本质上的错误。他们骑的这匹病马最终要被摔得粉身碎骨,他们开的这条破船要被滔天的巨浪所淹没。最近我们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我研究历史有个路径,周雨樵老师提醒过我,就是研究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路径。如果大本大本地去阅读一些历史著作,你会上当,会走入很多误区。那么你从很多支离破碎的环节里面去研究,去寻找一些东西,把它串连起来,也许还要真实一些。就像一筐珍珠一样,被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有些掉到阴沟里去了,有些掉到泥巴里去了,你就到处去找到用线把它穿起来,这样可能更真切一些。这几次的讨论,我有一句话总是想说出来。我们读书会一定要面对现实问题,我觉得我们读书会好像钻到一个洞洞里面去了,钻进去了就不出来,拖都拖不出来。但是有些历史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说在那个洞洞里面刨啊刨,好像只要把毛泽东这个根挖出来了,共产党就会突然倒下去了。我告诉大家,毛泽东这棵树子早就倒下去了,他的精神还在不在呢,今天我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的共产党哪一点具备了毛泽东的因素呢。你说他们的专制主义,我就说专制主义是人与身俱来的血脉,就像我们里面也有很多专制主义的血脉。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都有专制主义的东西在。不是他毛泽东的专利,不是他蒋介石的专利,不是孙中山的专利,也不是袁世凯的专利,是人类共有的专利。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要对专制主义作不懈的斗争。我们不要以为毛是一只大老虎,现在的共产党是小老虎,他们配当小老虎吗?完全是厕所里面的蛆虫。所以现在有些人来不来就是反对改革,来不来就是反对倒退。对这些现实问题要直面而上,坚持我们的原则。

谭作人:

谈点个人感想。第一呢,首先我非常赞同刚才王怡说的,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去作价值判断,我们还是能够作点起码的事实判断。那么我感受到的事实,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主权压制了人权。但主权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呢?还不是,主权上面还有一个王权。主权大家知道是国家主权,那么王权又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有些人说的枪杆子,这就是王权。王权还没有说了就算,还有一个权,就是“神”权,这是打引号的“神”。这个“神”权就是对过去的一些主义的残留。然后一部分人在那里任意解释。强迫接受,满堂灌输。这个作为国家的一个根本方向和基调,就是要受他的一个统治。我们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就是要直捣这个核心,就是这个所谓的“神”权。这个“神”权是个排他性的东西。他不准任何人发言,他最要害的一点就是他垄断了你的话语权。他的思想警察、言论宪兵等等,无非就是制造弥天大谎,让大家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同时他用一些假相来欺骗大家,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又不是说为了经济发展大家必须当哑巴,都搞成幼儿园经济才能发展。这个就是第一个弥天大谎。那么我觉得现在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象今天这样的读书会,民间社会的空间。第二个我同意冉云飞先生刚才提的观点,就是和解的观点,和解是什么呢?我提出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政治软着陆,这个政治软着陆需要对话,如果说对话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应该实现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人权重新起来,话语权重新起来,能够极大地压制住这种所谓的“神”权。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就成了一个循环结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冒的风险也好,花的时间也好,都没有白费。好,谢谢大家!(鼓掌)

叶涛:

我想就这种体制下小娃娃说谎的问题谈两句。我小孩在上幼儿园,三岁多,前段时间他给我拿一张题回来,是老师布置的每周的题。他给我说爸爸这是我的表现。我一听这个词从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口里面说出来,我以前不觉得这个字有什么问题,他说这是我的“表现”。我看到他那么小就用这样一个词来描述自己,我在家长座谈会上也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娃娃表现怎么怎么样,这个表现就是教娃娃说谎的一个同义词,一个表面现象的东西。你就看从小教育小娃娃,就注重表面功夫,看表面现象,装、哄、骗。所以说刚才王怡谈到的,在小孩子的教育上他们就已经在用这些词了。总有人问,你表现得怎么样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关于新闻的自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导火绳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在人民公园有一个碑。我就在想这怎么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绳呢?你保路运动出了之后,当时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话,没有这些东西的呀,武昌那边还有其它地方不应该知道这个事情,镇压了就是了,不可能让别的地方知道嘛。但当时这个保路运动一出来马上外面就知道了。等武昌起义之后,在两个月之内,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宣布响应了。两个月之内他们是怎么扩散这个事情的,也没有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按说在传统的专制政治下面,不可能让你报道这些事情,像我们现在发生的好多事情,报纸不报道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从这个小小的感悟中想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当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可能比现在还要好一点,谢谢大家!

焦鸿:

王怡老师,从知道你的大名起,我就开始拜读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观点鲜明,一针见血,有着严谨的逻辑力量,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总让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关于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你主张是用渐进改良的方式,也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以非暴力的手段逐渐推进的温和方式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理想。关于这几点你有很多阐述,我概括一下。一是可以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二是可以使社会变革的成本最小化,三是由此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广泛民主基础的良性的政治。我以前也是这个观点和立场。但是随着八九之后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倒行逆施,我的看法有些改变了,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专制时间之长,积弊之深,惯性之大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至少得通过局部的积极手段,甚至不排除个别的特殊方式,我这个认识和王怡老师的主张有些冲突,我想就此作个专题发言,希望能得到王怡老师的当面指正,同时这个话题也涉及到今后我们的努力方向,因此我恳请主持人和在座的各位给我十来分钟的时间。

(冉云飞插话:要不你下回作个专题演讲。)(大家鼓掌)(王怡插话:你刚才提出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家肯定都有很多想法,也会有不同意见。建议下次作一个这样的讨论会。由你来引言,随便你讲十分钟还是半小时。)

邱老师:

刚才听了王怡先生和冉云飞先生的演讲,我想谈一点我的看法。我觉得通过这个冰点事件,说明共产党这个体制内也不是铁板一块。既然在冰点事件中我觉得李大同这样的人作为体制里面的人,平时唯唯诺诺的人,忽然一下像吃了伟哥一样雄起来了,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问题?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是不是反映了高层内部相互间的勾心斗角?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另外听了刚才那位朋友说不赞成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他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我也觉得象你说的不给我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给我百分之五十,这有点像带有一种乞求的态度。我们要的就是百分之百,我们不向什么人乞求,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必要乞求。这本来就是我的权利,你把这个权利还给我,把你占去的钞票还给我,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王朝正:

首先感谢王怡先生的精彩演讲!我很赞同王怡先生说的50%自由,中国人讲中庸,所以50%的自由在中国实现起来也许要更容易一些吧!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50%的自由在我身上是如何实现的。本人现在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上学期学校开了一门课《马克思主义》,十八次课我一次未去。你有讲课的自由,但我有不来听课的自由,你可以在那里一个人大声的说,但我有拿一块布塞上自己耳朵的自由。但是补考我还是去了,因为我要毕业证。这学期又开了《三个代表》,我还是这个做法,一次都不去。等到下学期去补考。我觉得这就是我的50%的自由。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你有唱赞歌的自由,我有选择沉默的自由!谢谢大家!(鼓掌)

(整理说明:因为部分录音丢失,尚未整理的还有黎方军、李焕锐、曹草、纳税奴—平一、周雨樵、杨远宏等人的发言和王怡最后的总结发言。深感抱歉)。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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