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现实中严重的看客心态、集体失语症,反映出中国传统道德淡化了,“义不容辞”、“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义无反顾”、“见义勇为”……的高尚风格、人格淡化了、悄然消失了,“主义”似乎不能主导中国民众的义,很尊崇的“义气”、“主义之气”淡化了、消失了,义气、正气、正义之气也就淡化了、消失了。可能是韩素音讲过“如果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以道德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退化为代价,就是悲剧。”

读书摘记

姚监复摘编

(3)集体失语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三

——“请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沉默不响?”

——“他们得了集体失语症。”

一、中国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知识分子”?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黄万盛研究员2005年在清华大学讲演中,再次肯定国际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建议对批判“公共知识分子”要慎重。他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多次向我讲述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他认为知识分子应有独立人格,敢于批判现实,而不仅仅是有知识、技术的工匠、工具或驯服工具。因此,他怀疑中国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有多少或者有没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似乎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逐步体会到集体失语症的重要性,逐步改变了独立人格、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特性。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逐渐变成失去灵魂的工程师,需要重新寻找自己崇高灵魂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党政官员,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锻炼后,许多人也失去了谏官、五不怕的革命者的品质。有知识的分子都患了集体失语症,知识更少的平民大众也传染上了集体失语症。巴金的真话集《随想录》,作家、知识分子讲真话,成了新闻。正常人的正常行为成了新闻、奇迹,是不是社会、环境不正常了?

二、生活中集体失语症的各种表现。

——公共汽车上小偷在众目睽睽下偷东西,没人喊叫、制止。因为乘客集体中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心:“我身后的乘客是小偷集团成员。我一喊,他扎我一刀怎么办?”《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6期陈先发分析了中国当前冷漠麻木的“看客现象”,就是所谓“集体失语症”、“看客冷漠症”。

——甘肃定西市岷县堡子乡村民侯某对卢某妻女强奸后,卢某报警。当夜卢某再次报复性强奸卢母、妻女祖孙三代时,卢某之子向200多户村民呼救,多为关门谢绝,少数到现场的村民只当“看客”。

——安徽合肥一少年落水,众人冷漠围观。民警赶到时抢救已无力回天。河南郑州一女孩在独木桥上进退两难,不敢前行时,看客们起哄:“把钱扔过来,我们就救你。”(报上曾载有某地有人溺水,家人求救,有人回答:“给多少钱?”讲好价钱后,又提出“要现金”。待家人取来现金时,人已死去。还有次解放军奋勇抢救落入湖面冰洞的儿童时,看客们高呼:“大兵,立功的时候到了!”)

——陕西西安有一歹徒当街持刀砍人,看客围绕观看,最后竟阻断了追凶路。

——河北衡水闹市区一女孩如厕时被歹徒强奸,受害时间长达20多分钟,现场看客40多人,无一人制止。(在东北某火车站附近天桥下歹徒当众强奸女孩。在北京丰台四环路桥下草坪上歹徒当众强奸外来民工,同来务工的男孩弃女友而逃……周围看客众多,都只是看客。)

——四川成都民工爬上酒店高楼,以死相逼讨要血汗工钱,大批路人在楼下街边围观。看客们见民工迟迟不跳下,竟然组成啦啦队,齐声高喊:“一、二、三——跳嘛!”重庆市一民工因血汗钱被骗,爬上雨棚挥刀自残,围观看客高呼:“再来一刀!”

——本应济世救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或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医院也成了看客。福建连江县医院抢救遇车祸的潘渡乡村民郑铿弟时,差100元买不来“救命血”,因抢救不及时死亡。广西桂林某医院对2005年7月25日在漓江畔露反跬降陌不战迕窆け馍呤保刮6鄙傧纸鸬谋馍弑谎游缶戎危钪詹恢紊硗觥?/p>

本应落实贯彻新三民主义,情为民所系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成了看客。2004年4月11日,吉林蛟河市白石山镇,一名流浪人员因病饿而生命垂危,镇政府民政办公室接到群众反映后,向领导及部门请示了一圈后,撒手不管。两天后,村民们发现流浪人员在原地点已经死亡。黑龙江一个乡政府官员们为了过端午节提前下班回家过节,没有值班人员,水库缺口的警报无人接收,导致最后出现一个小学的许多学生被水淹死,有的学生死在突降的天灾人祸的教室里。这是官方新华社主办的官方刊物公开证实的关于看客的确切信息,至于一些未经官方媒体公开证实的看客们的各种表现的信息,想来一定更多,也更可怕。至于2005年10月北京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活活掐死了清华附中女学生,而车上乘客无一人仗义执言的事件更令人深思。即将迎接奥运的首都乘客,对于口吐白沫,即将离开苦难人间的小女孩,无情地喊:“扔下车!”要司机“快开车”。这种集体失语症的看客心理是无情的残酷的。

集体失语症的看客心理,《瞭望新闻周刊》的分析是:

1、自私人生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2、看戏心态:精神空虚,百无聊赖,过度寻求感官刺激。

3、金钱至上心态:给钱就当英雄,不给钱就当看客。

4、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心理不够健康,构成看客微妙心态。

5、看客冷漠症、看客现象是社会病态。需端正政风,引导民风。

从上述分析结论看,中国现实中严重的看客心态、集体失语症,反映出中国传统道德淡化了,“义不容辞”、“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义无反顾”、“见义勇为”……的高尚风格、人格淡化了、悄然消失了,“主义”似乎不能主导中国民众的义,很尊崇的“义气”、“主义之气”淡化了、消失了,义气、正气、正义之气也就淡化了、消失了。可能是韩素音讲过“如果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以道德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退化为代价,就是悲剧。”

三、政治上集体失语症的深层次原因。

看客心理,表现在政治思想上的集体失语症,其原因是:

1、张志新效应。活的历史与时间证明张志新烈士讲的话是正确的,有预见的真理,但是她被割断了喉管,不允许发声。她的失语,警告了更多的人:少说话!与其被割断喉管失语,还不如失语而不被割断喉管。在张志新被授与烈士称号后,一年又一年,人们期待着阅读、学习《张志新言论集》,也希望了解她究竟讲了什么,竟遭到割喉之刑、枪杀之罚。但是,至今没有见到张志新的文集,言论集、档案的编辑出版。这样,人们更容易接受“集体失语症是正常的成熟的”这种世俗的又是聪明的充满着阿Q式智慧的结论,于是集体就自觉自愿地传染上了“集体失语症”。当然,林昭、王申酉等文革中未被授予烈士称号的思想者,悲惨地悄然地死亡了,至今也未在官方报刊上得到充分宣传的事实,会无声地强有力地教育喜欢多嘴多舌、爱打报不平的思想者:言者有罪、言多必失、言太真实了会掉脑袋,不如老老实实地从众,自愿地或者不自愿地传染上集体失误症。而且,这些聪明的思想者失语会自以为清高,或者更深刻地认为这是成熟,而那些稀里糊涂地冲破集体失语症的禁区,敢于发表一些具有个性的独立见解,就是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的幼稚、狂热、不成熟。

2、彭德怀效应。对于毛泽东教导的五不怕,彭德怀做到了,但是,在指挥员一声令下,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由批左变批右,全国最高政治水平的委员们,也立即转向,从反左到反右,从同情彭德怀观点,为彭总提供材料、观点的炮弹到揭发、批判彭德怀,划清界限、无限上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列席庐山会议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坦露心迹和疑惑:为什么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没有一个人讲真话?这些一直教育党员、下级要实事求是、敢于如实反映情况,要“五不怕”的领导人为什么关键时刻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为什么那么多令人尊敬的老大哥、老大姐、老革命、老战友,在关键时刻都是义正辞严地,但也不顾事实地狠批彭德怀,硬要无中生有打出一个“军事俱乐部”呢?为什么文官张闻天也要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为什么彭德怀最后也要痛苦地决心宁肯“毁灭”我自己,自己把自己搞臭、认罪呢?……对这种不民主现象的思想动机,可以有多种解释。也可以用自己当时是“忠诚的愚蠢”和“愚蠢的忠诚”来解脱40多年来良心上的压力。但是,彭德怀效应是党内、党外都要以集体失语症为最正确的潜规则和显规则(保持一致),都集体失语了。本来共产党员、革命者应当做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是在大小不一又不断召开的各色各样的庐山会议上,大家都以彭德怀为负面典型引以为训,都不会忘记几百万干部、党员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教训,无形中领会到集体失语症是保住脑袋、官位和革命干部的名声的高招。大家都失去了讲真话的高贵品质,使各种套话、大话、空话、假话、拍马屁、随风倒、看眼色的新党八股的文章、讲话应运而生。集体失语症就是集体失去讲真话的勇气与良心的病态表现,也是彭德怀效应的有长效作用的回波。

正是张志新效应、彭德怀效应使一些应做到五不怕的革命者、党员畏首畏尾,率先患上集体失语症,不敢讲真话,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传染给更多的群众,言不及义、不讲真话了,或者干脆不讲话,保持沉默,弃权当政治看客。

四、60年前茨威格写的《昨日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今天。

茨威格在1939年至1940年的欧洲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了他的著名的散文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今天中国读者喜爱茨威格的作品,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会引起共鸣,仿佛他讲的不是60年前的欧洲,而是现实的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今天,特别是出现集体失语症的现象与根源,“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漂亮的词句迷惑的。”(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品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3月第1版,第458页)

“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见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在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举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昨日的世界》,第2页)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遭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饿,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60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曾被人大肆赞扬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革命和饥饿,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疫病和政治流亡,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信条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历若干世纪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的兽行是我们以前的50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我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个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昨日的世界》,第4—5页)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啊。”(《昨日的世界》,第479页)

“不管怎么说,每一个暗影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昨日的世界》,第480页)

茨威格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忆过去,写完《昨日的世界》以后,在1942年巴西流亡岁月中,以自杀自己告别了苦难的时代。今天,我们将含着微笑,迎接希望的春天和失望的冬天,穿过炼狱,走向光明,告别过去,告别集体失语症,成为说真话的真正的人。

(200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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