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荏苒，那场曾激动过千百万中国人而最终又给千百万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已过去三十年了。
三十年对历史不过弹指一瞬，但对于一代人的生命却是几乎半生的岁月。在这段不算太短的岁月里，我们都思考了一些什么呢？痛定思痛，我们对自己和后人该作出怎样的交代呢？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那些尚未飘散的血光中，是否有某些东西值得我们永志不忘？
可能我是中国大陆最早正面否定“文革”的作家。一九七九年春，我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小说《枫》和后来根据这篇作品改编的连环画和电影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一度遭到查禁。特别是电影，成了一个事件，在中南海里挨家挨户放了一个月，无人敢表态支持。最后中共最高层“集体看片”，当时主持工作的华、叶、胡、赵全体到场，才勉强同意公映。（当然，这也是为了攻击江青集团，确认他们的新权威。）但是，无论在言论或文字上，我从未使用过“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流行口号。八十年代后期，在发表于《作家》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分析。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权力结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旁落大权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在《历史的一部分》（1989）和《红色纪念碑》（1991）两书中，我做了进一步论述。在纪念文革三十周年之际，我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又进行了思考，对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奉旨造反”之重大局限有所反省。这一修正使我认识到，在充分掌握材料并对历史作过细研究之前，这仍然是一个粗糙的假说。更准确一点，这不过只是一个方便的比喻。所谓“两个”，当然不是说文革真有“两个”，不过是试图强调文革的复杂性，并把其中同时并存着的看似一致却并非一致的两股主要政治倾向加以分解。我不过是抛砖引玉，希望有识之士早日完成这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此文也为了纪念文革中一切被凌辱、被迫害、被杀戮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观点、派别和地位如何。
●血腥恐怖的文革之初
现在，海内外学术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利用人民来清除政敌这一点已有大致的共识，那种认为毛迷醉于崇高革命理想的解释已显得过于浅薄天真。但是，对于文革中的民主因素即第二个文革尚认识不足。这一点恰恰十分重要。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尔后又官复原职的人们都非常乐意全面否定文革，把文革描绘成一场朱元章杀功臣的传统疯狂。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此来掩盖民众在文革之中针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义的愤怒，和反对他们所缔造与维护的制度的民主追求，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不义暴君的无辜受害者。在他们嘴里，所谓“彻底否定文革”的“彻底”二字，多半正是指向那个人民的文革。（我的老同学仲维光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存在一种真正走出共产党文化规范的不同的声音，且不要说形成一种潮流或倾向。所有的造反派和平民都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框架，他们使用的语言、概念、思想，所追求的目标都没有超出共产党文化的范畴。──我领会他的意思是说文革中没有哪股政治力量超出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仲维光多年来从事极权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颇有建树。但意识形态不可能涵盖一切。考察一个社会运动，至少还有权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运作、集体无意识等坐标。我之所以提出“两个文革”的假说，正是想提示在毛话语洪波的覆盖之下，还有方向不同的政治暗流值得研究。）
在这种众口一词的“彻底否定文革”之声浪中，我一次又一次反省作为参与者的我们在文革中的狂热。那种不惜牺牲自己个人一切乃至于生命的狂热，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或者可以问：在那种个人崇拜背后，）难道就没有更为深刻一点的历史动因了吗？不，那种狂热绝非宗教迷狂与愚昧可以一言以蔽之。当时，我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解放感。毛泽东就是解放的旗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不足一月，我的母校清华附中的一群高干子弟得了风气之先，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废墟里秘密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别动队──红卫兵。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封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的公开信，于是，全北京的干部子弟纷纷组织起来，为毛泽东而战，为维护和强化特权制度而战！他们将矛头指向那些早已饱受压迫的平民与贱民，指向那些据说胆敢压制他们，对他们的特权尚有所限制（比如，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师道尊严，比如重出身而不唯出身论等等）的学校领导。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红卫兵如希特勒的党卫军（名字也雷同）一样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在公安机关的纵容与密切配合下，刹那间，北京城变成一个巨大的刑讯室、集中营和刑场。一个周末，我从位于西郊的学校骑车回家，一进城，就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街边上到处是倒卧的尸体及垂死者；一队接一队的幸存者无人看押而自行游街示众，胸前的牌子或血淋淋的衬衣上赫然写着“地主”、“逃亡富农”、“右派”、“历史反革命”、“坏份子”、“现行反革命”、“老流氓”、“投机倒把份子”、“妓女”、“一贯道”、“反动修女”、“资本家”、“资方代理”、“小偷”、“反动学术权威”、“劳改犯”、“漏网右派”、“大破鞋”……他们戴着纸糊的高帽，敲着脸盆，步履蹒跚地缓缓移动。老红卫兵滥打乱杀，不仅私设公堂，而且刑罚残酷。有跪煤渣、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等等。牢房里还有人血写成的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惨死者，到处都有无辜者的鲜血。一向以学习成绩与田径比赛名次傲视北京的清华附中现在以“造反”闻名全国了。年青有为的校长被剃了“黑帮头”，每斗必打，死去活来。留苏归来的团委书记被打瞎一只眼睛，我的班主任挨打不过，从大烟囱上跳下来死得粉身碎骨，我高一时的同桌女同学因爱看“封资修”小说，多愁善感被斗得服毒自杀，红卫兵跑到医院不准抢救，让这位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娴静的姑娘经历了漫长的死亡。我出身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懂事起，就明白自己是这个社会里最无生存权利，最受凌辱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纵然我品学皆优，努力“改造”，但我的厄运生来已定。文革之初，母亲被批斗毒打之后赶下农村劳改，我在学校被“工作组”定为“右派学生”，“老红卫兵”又视我为“狗崽子”，将我殴至重伤，九死一生。巨大的荣誉感和权力欲使这些红卫兵的创始者们尚较为克制，我因此得以幸存。
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随着“革命大串联”，这个青年法西斯运动迅即席卷全国。在京畿地区的大兴、良乡和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把中国人推入了史所未见的政治大恐怖。
在这里要做一点十分必要的补充：在这个毛泽东煽动的“红色恐怖”之前，还有一个刘少奇制造的没有流血的恐怖。由他主持派出的工作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大抓“右派”、“反革命”，不算百余所中学，仅二十四所大学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此一比例绝不亚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
●反抗中共暴政──第二个文革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将前段时期的“红色恐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极其严重的口吻指出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号召人民打倒这条“资反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所谓“红旗十三期社论”，对于正是得势的红卫兵，正是迎头闷棍。而前一时期深受迫害的人们却乘机揭杆而起，纷纷以被毛肯定过的“红卫兵”为旗号组织起来，与“老”红卫兵对着干，将斗争的锋芒直指“老”红卫兵们的老子──党内走资派。“第二个文革”在人民的血泊中萌动了。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无疑是文革之初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中共建政十七年来，这是人民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反抗共产党专政的机会。过去，对现实仅仅“不满”都是严重罪行；就在昨天，无辜者的鲜血还流满革命的祭坛；现在天地翻覆：不是百姓，而是共产党各级干部成了革命的对象了！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不是专政的对象，可以站起来“造反”、做人。而且，这种个人的解放感又与“打倒走资派”、“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等意识形态图腾结合，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感受上、精神上的大解放。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时那些铺天盖地的、不厌其烦的、巨大的标语：“誓以鲜血和生命■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毛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干部和老红卫兵切齿仇恨的对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万众景仰的“导师”、“领袖”、“舵手”和“统帅”。
当我走出北京，介入外省运动之后，更感受到民众之中的这种解放感。如四川文革中反复血战争夺的焦点宜宾，两派工农民众都控诉“困难时期”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粮食，都造共产党的反，只不过一派认为罪魁祸首是市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一派认为是省委书记兼西南局书记。文革中对中共建政以来十七年的评价针锋相对：老红卫兵和保守派认为十七年要肯定，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共产党，就是“牛鬼蛇神翻天”。而造反派则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十七年（除了抽象地绕开与毛直接有关的“合作化”、“反右”、“三面红旗”等），借批走资派而对共产党展开猛烈攻击。因为广大民众确实身受中共统治之苦。据文革中揭发的材料，广西区党委书记乔晓光曾这样描述他治下的人民生活：“广西的农民吃得很差，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能跃进，穿的实在破烂，住的是破烂屋，一个房子住几户，西部地区是‘五畜同堂’，牛、猪、鸡、鸭、人住在一起，至于行，就是两条腿加一根扁担。”
据胡耀邦时期新修的广西上林县志称，中共干部对农民十分残暴：
（异体字）干部的“四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生产、生活特殊化、虚报浮夸）问题更严重。大丰公社原有九个党委书记（副书记），其中有五个亲自踢打过群众。三十一个社干部中有十一个毒打过社员。公社书记打过十二人。在大里搞粮食安排时亲自动手打了人，逼出三百六十斤粮食开小型现场会，总结推广打人征粮“经验”。到云城又毒打社员×××，逼出三十斤粮食后，继续翻箱倒柜，还拿全村老百姓来跪。云城工作组共七人，人人动手打人，共打群众二十六人。用拳打，用脚踢，用木打，用电筒打等。打得×××头肿得七天梳不了头，半个月不能出工。群众揭发说：“×××是”五挂帅“书记。”即打人、跪人、打鱼、杀鸡、杀鸭五挂帅。公社副主任×××打过三十六人，被打者最老的八十多岁（二人），最小的十三岁，有的被迫在田头生小孩，还有三个妇女被折磨致流产。公社干部×××于一九六零年前后三个月中，先后在云城、云黄等地六十四名社员，有的被打得头破牙崩。其不但自己动手打社员，还命令群众互打，叫父亲打儿子，儿子打父亲，打完还不够，还把父亲和儿子头互碰。
公社干部如此，大队干部更加恶劣。云石大队十一个干部中有九个是打过群众的。全大队被踢打和不给吃饭的共计二零一人，占全大队成年人的七十一％。云黄大队八个干部中，没有一个不打过群众的。队长说：“干部不打人不是好干部。”云黄大队挨打的六十六人，挨跪的八人，不给吃饭的七十人，罚立正的十六人，共计一六零人，占全大队成年人六四％。新生大队社员被干部打、跪、不给吃饭的一三五人，占全大队成年人的八五％。同时还不给社员吃饭、罚做苦工、多方刁难。有个大队长吊打社员后，又用火来烧。云城大队×××用蚂蝗咬社员十多人。打人、罚跪、不给吃饭，诸如此类队队都有，而且手段之多，计有：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木、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扣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埂、背石头、封门口、插白旗、假枪毙、戴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蝗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出工、打鼓喊冲锋等三十多种。
上林县志所描写的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意义。许多地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中，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各阶层民众，都聚集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大旗下，获得了公然反抗的机会与权力。时至今日，海内外还有人对文革之前的“十七年”十分怀念，其实，“十七年”是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是一个黑暗到连一丝微弱的反抗之光都透不出来的政治黑洞。在严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抗议都会被扼死在喉管里。连对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甚至普通党员提意见，不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罪在不赦吗？文化革命了，天地翻覆了，人民不仅可以利用“四大”公开地表达不满，而且还可以批判、打倒、夺权。小至支书，大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国家主席。“十七年”里，任何非官方的组织一律是“反党组织”，杀头坐牢。现在不仅可以自由组织，甚至还可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
从未在铁桶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们，是绝难体会到这种天翻地覆的解放感的。
所以，我宁愿把人民的文革定性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而不同意把人民大众投入文革理解为一种愚昧无比的“大疯狂”，理解为一种上当受骗的毫无主体精神的被动。任何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毫无知觉，直到很久才会发现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而且我们总是满足于对自己的一切行为的‘合理化’解释法，直到最后才发现这些解释都是些不恰当的借口罢了。”（《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但反抗暴政却是其之所以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最根本的动因。仅以“个人迷信”，毛振臂一呼是无法解释这场席卷四分之一人类的政治风暴的。
●相互利用的两个文革
到六十年代初期，毛已深感大权旁落。当时真正掌握权柄的，既不是所谓当家作主的“人民”，也不是所谓的“伟大领袖”，而是以刘邓为首的共产党官僚机构。在丧失了权力而仇视当权派这一点上，毛与人民找到了某种默契。
对于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们是完全了然于心的。
在一次讨论并制定“四清运动”政策的最高会议上，有如下一段对话：
刘少奇：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陶铸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李井泉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李井泉：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北航红旗编：《毛泽东思想万岁》）（引文完）
──关于人民和中共的尖锐矛盾，从毛到各省封疆大吏都是明晰的。如果说开始毛还没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那么至迟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底，已经思考成熟：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份子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
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等一系列尖锐用词里，文革已呼之欲出。毛老谋深算地决心利用人民与共产党的矛盾来打倒政敌，夺回自己的最高权力了。半年之后，他先支持老红卫兵以“造反”这个犯上作乱的尖锐词句“杀向社会”，制造乱局，然后笔锋一转，把按共产党老规矩抓反革命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各级党组织定为“这次运动的重点”。不出所料，他得到了人民几乎是狂热的支持。本来，历经两千年专制政治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鼓动起人民的勇气，使一切反抗行为得到了最大的合法性。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平时逆来顺受的人们如火山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几乎是在一瞬之间，顺民变成了暴民，以暴易暴，将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几乎悉数斗臭，全部打倒。──这样，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人民的反抗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种利用至高无上之道统与法统而表达民众自身权利要求的“造反”，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辛亥革命发韧之初，四川民众为了从政府手中夺回铁路主权，就曾利用过光绪皇帝的权威。因光绪帝早先曾发过一个“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上喻，于是民众便祭起光绪来“造反”。当时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扎起光绪皇帝的“圣位台”，致使官吏频频下轿致敬。百姓还故意将“圣位台”扎得大而低矮，堵塞街道，使轿子无法通行。一时间里，象征着权位的轿子绝迹，官吏步行，大快人心。还有以光绪“圣位台”围困官邸的妙事：官吏要出门，下人禀告：老爷，前门出不得，皇上在前门外。要出后门：老爷，后门也出不得，皇上在后门外。结果居然是四门难出，恼恨而无奈。在愈演愈烈的对抗中，四川总督赵尔丰妄图以高压恫吓民众，逮捕了几位著名士绅。矛盾激化了。当天下午，数千民众群起赴总督衙门请愿。按中国的专制传统，聚众请愿迹近造反。但百姓这次有护身符：光绪皇帝。民众手捧光绪“上喻”和光绪神位、线香，理直气壮地冲进总督衙门。残暴而愚蠢的赵尔丰下令开枪弹压，当场击毙三十余人，尸体和皇上的神位上喻一起倒在血泊之中。这一下好了：现在，不是百姓造反，而是总督大人造反了！全川各地纷纷起义，赵尔丰最后被冲进总督衙门的民众乱枪打死。在攻克成都时，自发的民众手持鸟枪、梭标、牛角叉以及锄头、挡耙、扁担冲进城门，却自己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发泄，要造反！最后，利用过皇帝打击贪官的民众干起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皇权，缔造共和。这就是不敢轻言造反的中国老百姓不意中绕出的一个戏剧性的大圆圈。
至于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打倒”而无明确的制度转型诉求，当然反映了人民的不够成熟，其原因除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羁绊，更主要的还是当政者的蒙蔽。试想，在这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铁幕国家里，民众何以了解苦难的范围及烈度？何以认清一切苦难的总根源正是道貌岸然的毛泽东和整个极权制度？在这种历史的条件下，民众也只能把反抗的矛头指向直接剥夺和压迫他们的各级官吏。
●毛泽东文革的必然失败然而，这两个文革都归于失败。
第一个文革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少数反对多数，个人反对全党的权力斗争。它所依恃的，是毛与人民直接的结盟。但是，这种结盟从本质上便是一种相互利用的结盟。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是目的不同的两回事情。可以这样说，在毛的“战略部署”中，根本就没有人民的文革这回事。众所周知，毛设计的文革不过是几个月。显然，他认为鼓动民众打垮政敌夺回权力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就在几个月后按计划开始夺权之时，遭到了军方的拼死抵抗，即所谓“二月逆流”。军队上层一面在中南海与毛斗法，一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血腥镇压造反派，仅四川一省便逮捕了数万之众。在这个成败攸关的严重时刻，毛与民众客观上已形成风雨同舟的关系。毛要想斗垮众军头，只有别无选择地全力扶起造反派。事实正是如此，此一回合之后，文革已成摧枯拉朽之势。毛想要得到的一切已经全部到手，文革可以大体上按计划“胜利结束”了。
但出乎预料之外的是，“二月逆流”的大乱子生出了一个更不好收拾的特大乱子：从“二月镇反”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追杀过去，在为毛从烈火中夺取权力之粟的同时，发展壮大为有权、有人、有钱、有枪、有地盘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实力集团。毛当然不会让人民真正地获得权力，实现他在文革之初曾经许诺的“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及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大同世界。一旦大权在手，便打算尽快结束文革。但第二个文革已经在与第一个文革相互交叉相互利用中壮大成熟，开始提出自己的方向和权力要求。早在1967年初，全国最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清华井冈山”便提出文革的本质并非打倒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党群矛盾”和“干群矛盾”。因此介入全国运动，不仅打倒走资派，还冲击新上台的当权派，实际上向共产党实行全面夺权。再如当时湖南“省无联”的杨曦光（杨小凯）就在影响极大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理论。人民不想解散组织，放下自己用鲜血换来的枪。第二个文革开始显示出自己真正的本质力量。毛泽东开始失去运动的控制权。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发展到可以向制度挑战之程度。如果假以时日，待人民从理论上也成熟起来，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就可能席卷全国。在这个对于整个极权制度的根本威胁面前，毛再次与军队结盟，在枪杆子的支持下，重建党政官僚机构，强行解散群众组织，大肆逮捕、杀害群众领袖。人民的文革被毛无情地绞杀了。
从中共官僚机构冲垮到重建，这是一个在政治谋略上绝对完美的圆圈。党又“领导一切”了，但在这个有意义的圆周运动中，对毛形成威胁的实权派代表人物被铲除（许多人甚至在肉体上也被消灭），毛的威望与权力达到了顶峰。应该说这第一个文革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好景不长，由于毛扼死了他盟友──第二个文革，那种排山倒海力挽狂澜的神奇力量就此消失。又由于大动乱造成的经济崩溃和在党内树敌过多，加之和林、周之间的权争日益加剧，文革后期的独裁者显然已是身心交瘁。他知道难以逃脱彻底失败的厄运，悲叹文革将被“翻案”。他欺骗利用并最后镇压了人民，知道人民不会答应。他无情地蹂躏了多数派，知道多数派不会答应。他最后的岁月，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唯恐“复辟”的恐惧中度过。果然不出所料：尸骨未寒，他所倚重的文革派──“四人帮”便在宫廷政变中彻底覆灭，举国欢庆。紧接着，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平反，文革遭到“彻底否定”。共产党以及他个人的神话不可挽回地走向破灭。
●第二个文革的宝贵遗训
第二个文革的失败也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极权主义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诉求。因为这框架正是得到我们自己背书的合法性前提。很明显，“奉旨”就极难真正“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终究是反不掉“红旗”的。而且，由于这种利用多半是不自觉的，便往往反而被极权主义的道统与法统所利用，成为独夫民贼改朝换代的工具，最终很难逃脱“卸磨杀驴”的悲剧结局。“奉旨造反”使人民在文革高潮中获得了蔚为壮观的组织力量，同时，“奉旨造反”又使人民几乎命定地走向失败。
（但辛亥革命似乎是一个反证。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发韧之四川护路运动无疑带着利用皇权的色彩，为何却取得了推翻皇权的成功？我请教了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据我的理解，大致原因有二：一、辛亥革命有民族色彩；二、辛亥之前，革命派同保皇派已进行过长期论战，并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推翻满清，实现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在护路运动和武昌起义之前，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派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这样，在历史机遇到来的时候，民众才有可能迅速抛弃曾经利用过的专制主义道统与法统，走上自己的自为之路。）
反被极权主义所用这种副作用，还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践踏人权：漠视人权特别是漠视“敌人”的人权这一极权主义的通病，也在“相互利用”中猛烈传染。共产党及其党卫军老红卫兵曾不择手段地残忍地对待过人民，造了反的人民也同样不择手段地残忍地报复共产党和老红卫兵。残忍是一种描述，问题的实质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逻辑上是对极权主义践踏人权之道的再次肯定。这只会使历史在血泊中轮回，而不可能开创一个尊重人权的新社会。二、株连无辜：文革的对象“黑八类”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走资派”虽然排名最后，但是第一号目标。不言而喻，两个文革在对付“走资派”上都是竭尽全力的。但既然假“无产阶级专政”之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性对象──地富反坏右再加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命定地合乎逻辑地同时被“横扫”。于是，一个骨子里反抗极权主义的群众运动，也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裹胁，良莠不分，玉石俱焚，暴戾蛮横地株连无辜。三、毁灭文化；毛“破字当头”所煽动起来的砸玻璃、斗“权威”、焚书批儒，是一个横扫两千年文明的反文化运动。这种愚昧和文化虚无主义实质上是对专制主义反对异端和农民起义盲目破坏两大传统的再次肯定。痛定思痛，人们自然会对这些散发着专制主义毒素的疯狂痛心疾首。
──要反对极权主义，就必须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权力传承彻底决裂，这是第二个文革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训之一。
除了民众与“皇帝”的关系，民众内部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有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既然第二个文革（即人民的文革）是人民与共产党大小贪官污吏的斗争，为何最激烈残酷的内战却暴发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在声讨中共“十七年”黑暗统治，冲垮官办组织和各级共产党机构时期，各造反派组织大体是协同一致的。不幸的是，从夺权开始，面对填充权力真空，进行权力再分配之局面，造反派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使用了从长矛大刀直至机枪坦克的各式武器，血战起来。老当权派被打倒了，权力的继承者刚刚上台或即将上台。对于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是否认同，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当时所称的“以人划派”）其中自然有激进与温和之别，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权力再分配中不同利益关系之对立。急于填补权力真空的新当权派或有可能成为新当权派的人物（如四川的刘、张，贵州的李再含等等）拉一派打一派，以实力乱中夺权。而急于寻找代理人的民众也拥一个反一个，渴望权力分享。一般来说，双方都是有着光荣历史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双方都有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支持者，争斗起来，自然难分高下。在群众组织内部，也同样存在这种“以人划派”的权力再分配之争。（如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北师大谭厚兰等都是这种内部分裂的符号人物）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局面中，毛及其死党们自然因势利导，推波助澜，老练地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如在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上支持这一派，在另一段时间另一个问题上支持另一派，成功地分裂了民众，使他们互相抗衡，混战不休，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对极权制度的真正威胁，使控制权和最后仲裁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推到极端：假若毛不插手分裂民众，民众组织内部会自发地产生权力斗争而导致分裂吗？从海外民运的现状看来，恐怕结论是肯定的。第二个文革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但远未成熟到试图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之程度。打倒不是制度转型，造反意在取而代之。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结构问题，权力争夺就先把我们自己从内部打垮。我们中国人，有忠君报国不惜肝脑涂地之传统，有揭杆而起反抗暴政之传统，有前仆后继追求自由之传统，但缺乏革故鼎新制衡权力的传统。宣泄仇恨是不行的，造反打倒是不行的，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也是不行的。这不仅不是自由之路，而且，这种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也给人民带来了太多的苦难。这就是一般民众也倾向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原因之一。
──要反对极权主义，就必须同极权主义的权力制度彻底决裂，实行制度转型。
第一，削弱权力的相对值，使权力变得不那么值得拼死争夺：恢复公仆的原始意义、任期限制、不得连任和转让、大社会小政府──以民权削弱国家权力、私有化──以“金权”削弱政政治权力等等。
第二，权力更迭制度化：普选制、政党政治、否认暴力夺取权力的合法性，军队国家化等等。
第三，以权力监督制衡权力：立法行政司法新闻四权分立、弹劾、法制、普选、新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
我想，这就是悲壮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训。
一九七九年，民主墙的代表人物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政治制度转型。警告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并对人民实行让步政策的邓小平有可能成为新的独裁者。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运明确提出不在共产党内寻找依靠和打倒之对象，而疾呼全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反对“造反”、“夺权”，坚持对话、和平、理性、非暴力。
虽然民主墙与八九民运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民主的理念已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这正是我们将有可能避免文革式劫难而走向自由的希望！
1996年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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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理论的奠基者们
“两个文革”或“文革中两条线索”理论的奠基者有杨曦光（杨小凯）、王希哲、刘国凯等先进，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名姓的当时各群众组织的民间思想者。
我特别要提到杨曦光的名字。近三十年来，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名字正是文革中人民的苦难、觉醒与反抗的象征。当时，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共的攻击中了解杨曦光的理论。仅仅听到要在共产党的天下进行“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一句话，就可以明白他思想的犀利及他面临的厄运。杨曦光说出了全国造反派想说而说不清楚的话，并代我们受难。他在湖南造反派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中写道：“十七年来”，“……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要“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政治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极终目的”。在当时，杨曦光的这篇文章无疑是造了反的中国人的直觉与意志的集中升华。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些语言仍然令人心潮起伏，回忆起那些充满着痛苦与迷惘的反抗岁月。
我还特别要提到刘国凯的名字。他的《文化革命简析》写作于七十年代初期，今天看来，我们不禁会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到目前为止最具体、最完整同时最清醒的文革史著作。《文化革命简析》不仅对文革的一般过程有准确的描述，还提出了“三年文革”的理论，记述了杨曦光等造反派思想者对官方文革理论的突破。八十年代末，我在《作家》月刊上提出“两个文革”的理论，自认为是一个创见，其实，这一思想，早已孕含在刘国凯的早期著作中。而且，写作晚了十多年，发表晚了十年。刘国凯的写作过程也是令人十分感佩的。“一打三反”是一个大量处决造反派的运动，在那种极为恐怖的气氛里，刘国凯每晚写作，须遮严窗帘，写毕，还要将手稿藏进竹筒，塞到床底。不仅要防备政治检举，还要防范小偷行窃，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在刘国凯十多年之后，我也有幸经历了同样的秘密写作的恐怖。因此，我也许比其他的人更能理解这种写作所需付出的勇气、智慧与代价。我想，只有蘸着鲜血写才能有这种勇气。我们中国人反思与抗拒共产专制的最犀利的理论，都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鲜血的结晶。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正是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个奇迹，正是我们人民的血泊上生长出来的一朵理性之花。后来，刘国凯在《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1997）中，明确提出了文革中的“两条线索”（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
王希哲也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提出了这一理论。在他执笔的著名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中，提出了近似于“两个文革”的意见。但是，他把迟至1976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视为人民文革的发端，不仅越出了刘国凯与我主张的三年文革之期，并在“两个文革”理论中实际上排除了“造反运动”。尽管如此，他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不久前，我与王希哲有一次晤谈，他问我关于“两个文革”的思想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我回答当时我远处北方偏远乡村，而他的大字报又遭到当局封锁，我根本无从了解。说我受他的影响，不如说我们都受了杨曦光的影响——杨的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是知道的。现在我们了解到，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有一些敏锐的西方学者提出了类似于两个文革的理论。为什么在极权社会严密的封锁下，海内外有这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先后发现同一个理论？这只能证明这个理论确实较好地抽象了文化革命复杂的历史。
文革具有两条不同的政治线索（或“两个文革”）的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无可辩驳地揭示了官方所刻意掩饰的人民反压迫、争自由的民主因素。我们赞同和完善这个理论，并非要美化造反派，把我们当年的行为加以“合理化”，而是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从浩劫中总结出有益的教训。因此，我们的工作不是美化，相反地，我们对“人民的文革”也同样采取批判的理论立场。
1997年春补记于普林斯顿
数月前，刘国凯致函郑义，称决定采用“两个文革”的提法，取其鲜明、简捷。窃以为还是他原先的“两条线索”的提法比较严谨。“两个文革”不过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2006年5月再补记于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