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香港的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大陆学者于建嵘博士的新著《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是一本厚达500页的大部头。全书分为三部分:一、社会变迁中的工人,二、工人行动中的政治,三、研究评述与结论。作者以湖南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研究中国工人问题。安源煤矿是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又是当年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刘少奇先后都去过安源;也是因为有这段不寻常的革命历史,安源煤矿在文革期间很是出了一阵风头。于建嵘本人就出生于安源附近的工人家庭,对工人的状况格外熟悉。世界著名劳工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裴宜理称赞这本书不同凡响,可以和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它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着,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地位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们从过去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如今的弱势群体。近些年来,工人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作者对农民问题也作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工人的维权和农民的维权有所不同。农民是“以法维权”,工人却是“以理维权”。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像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我以为这种不同实际上是来自农村改革与国营企业改革的不同。农村改革是分田到户,人民公社散伙了,土地基本上是平均地分给了农民。不是公社领导变成地主,一般社员变成长工。所以农民大体上是服气的。国企改革却不然。国企改革实际上是让书记厂长们成了资本家,广大工人成了打工仔。工人当然不服气所以他们要据理力争。

据说,国企工人中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比较多。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于建嵘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几次深入交谈。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确实怀念毛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老工人说:现在的生活确实好一些,但是社会不公平,我们工人没地位。不过一般年轻工人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照于建嵘看,其实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对于他们,毛是表达不满的符号。

现在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在文革期间工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讲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打个比方,文革期间,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祇不过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改革开放后,其他股都在上升,工人股升幅很小,所以被剥夺感最强。有的被剥夺感是相对的,你的住房变大了,但别人的变得更大;有的被剥夺感是绝对的,过去工人找老婆很容易,现在很难。老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时代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强迫大家买高额保险,后来搞改革却轻易地把工人解雇,这等于吞掉人家的保险金。许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抛弃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翁的神话,不愿意把自己仅仅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看上去是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其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当年共产党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企业属于集体或属于全民。然而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员们却利用手中权力把公产据为自己私有,形同抢劫,工人当然不接受。工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如果我们工人成了打工仔,你们厂长书记的凭什么就成了资本家?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及不满,从根本上讲是共产党专制和在专制下畸形的改革造成的。祇有建立起自由民主,工人有了发言权,有了自己的工会,有了选票,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们才能得到真正公平的待遇。◆

首发北京之春200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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