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我居住在香港，看到国内发生了学潮就返回了北京。有时住在南小街53号，有时住在朋友周舵家里，也在纪念碑上睡到天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我只是旁观者，没有介入。王丹的演讲挤过去拍了照，吾尔开希举旗冲警围也收在了胶卷，司机把一车矿泉水送进广场我也组织群众往学生那儿运，知识分子游行队伍，鲁迅文学院的精英走过来我也拍了照片，佘华他们大都对着我举着胜利手势。但是我没有加入任何队伍。我还去过方励之的家，问他对学潮发展的看法。我仅是这场运动的记忆者。二十二年过去了，能记住的片断已经不多。可以说，那一个月的记忆只剩了十几个小时，而且是依附在胶片之中。
别人呢，那个月都做什么，留在记忆里是些什么？我很好奇。在写《肉之土》的十多年，为了情节，更是逢人便问，试图还原那个岁月。曾在广播学院的林先生在饭桌会偶然说：我这胃病离不了药，就是在广场上绝食落下的。已经成了律师的尤女士在电话中聊到了“六四”，她说子弹就从身边嗖嗖地飞，她爬进了市民的院里，那一个星期自已说不出话，张嘴也没声。为了《肉之土》，我不但要知道那个月每天的气温，油墨的价钱，还要了解有没有可口可乐、口红、指甲油、盒饭以及当年学生们的知识面等等。书和资料堆得有半个屋子才算把那个月显现。当然文学不会重复历史，历史是埋在地下的树根，但写小说必须从根部中汲取养份才能有枝有叶。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