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书面发言)

宋任穷

文革的前奏

我是1963年入东北工学院,现在叫东北大学。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记得我上的最后一节课是第二外语(英语)的第一课。这一天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从此全中国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

我本来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才投考工科专业的,我非常喜欢读书;想到四年级就开始学习专业课和第二外语(英语)了,心情十分激动。

可是,梦想被文革打破了。

想当年,我一到大学,就遇到反修斗争,中共中央发布评苏共中央的九篇《公开信》,强调防止修正主义,培养革命接班人。学雷锋,学大庆、学解放军,学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搞教育革命,四清运动、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等等。总之,从进入大学到文革的三年里,没有一天可以坐下来好好读书的。也不敢读书,因为书读得好就是“只专不红”,就有变成修正主义苗子的危险。

我虽然出生贫农家庭、本人是共青团员、是班干部、系学生会干部,但因为读书成绩比较好一点,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居然成了“问题学生”。常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旁敲侧击:要注意“又红又专”哦。他经常炫耀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并提前毕业而成为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以及一年一度在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战绩。我隐约觉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后来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发现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动言论”:例如上政治课时奉命模拟反派的发言;例如三家村、《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例如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等等。

什么叫“反动学生”?1963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63)496号文件《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决定在大学毕业生当中抓。“反动学生”,而且比例是千分之二,据说原来是5%.

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赞助、由我的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毕业之后》,讲的就是这个事,作者陈秉祺先生(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学生)因为说了句大实话——“甘肃饿死人”,1963年毕业时被人举报而定为“反动学生”,送去农场劳动改造,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凡是研究中国高教历史的,都请看看这本书。

从此各大学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按一定比例来抓“反动学生”。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政治辅导员徃徃都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因此,从学生一入学,政治辅导员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党团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争取入党、入团的“进步学生”的报告,或者在个别谈话、“谈心”时引诱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课、时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然后剪头去尾、罗织、比附、上线上纲,再装入档案袋。我班廿多个同学中,竟有五六人与我同入黑名册。在这里,我应当记下我的政治辅导员王绍昌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员金蕴方的姓名,他们两位曾密切地配合着在我们年级、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点不错!(部分)共产党员们真的就是那么残忍、那么泠血、那么伪善,亲切的笑容下暗藏杀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一个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轻轻松松地断送一个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的学生、同学、“同志、阶级兄弟”,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为别人制造悲剧而仍然心安理得。

这些当年或昧着良心,或丧尽天良地以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政治工作者”们,可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好像还没有,至少我没见过。我倒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混到教授、博导什么的,先是红、后是专,所有好处他们都捞足了。

文革的开始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向东北各高校派工作组,6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第26号,1967年8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联合工作组策划和指使下,同时为转移斗争方向和保护自己,以郝屏奋、王太明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工学院党委抛出早在1965年就被整下台的原党委书记兼院长柳运光和所谓“柳运光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野蛮批斗:批斗者作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状,声嘶力竭地读着经上级批改过的批判稿,控诉柳运光的所谓罪行,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只允许他回答“是”与“不是”;却不许他申辩,只要一申辩,就马上抢走他的话筒或拔掉电线;再用高昂的“不许柳运光放毒”、“只许柳运光老老实实”、“柳运光要低头认罪”、“打倒三反分子柳运光”、“誓死保卫院党委”、“柳运光扁茄子了”等口号来淹盖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和精心彩排的。

40年后的2006年,我写了一封信给老院长柳运光——这位终身坚守理想主义的老革命家:“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不过是摧毁了一座旧监狱;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坚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监狱,然后再把他们自己和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我说:“对于您,把一生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老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残酷的结论。但这却是事实!”

6月初,破四旧、抄家、打人之风,已经吹到沈阳,学院同时又以反右派、反右倾的老办法在各系各专业各教研室老教师中抓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朮权威;例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赵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学爱戴的老师,却被当作“与党争夺接班人、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回批斗。后来,我们学校的红五类学生就把这些所谓反动教师、四不清干部什么的,拉来戴高帽游街,极尽侮辱之能事,我和一些同学表示了反感。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院党委抛出“死老虎”,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要求落实“十六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精神,大约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1966年6月29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5%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宋任穷的工作组专政下,东北工学院党委也在学生中大抓“反动学生”和“右派学生”,李奇、吴蓓莉等几位学生因为给学校党委写过大字报,成了全院批判的重点。

那两三个月,校园里笼罩着“白色恐怖”,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据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即达1,133人,占总人数9%.可是文革后邓小平们却把亲自部署的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和整群众的罪恶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可谓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市组织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收听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现场转播。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举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牌沖击主会场。除了个别警察、老工人和学生有碰撞外,学生队伍基本畅通无阻。当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路上”,确实有一种被解放的轻松: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的万丈光芒!

从此,沈阳市的大学生一面批判本校党委和工作组,一面走上了社会。当时学院里大字报内容最生动、最活泼,可谓生机勃勃。这里介绍两条很有学问的对联以为后人鉴赏: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横批:奋起保皇。(这本来是送给灶王爷的对联,因中共东工院委书记叫“郝屏奋”,所以这对联就送给当时保党委的工作组了。)

后来有《西安告急》大字报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迫害而自杀,要求全国声援;我为了躲避班上出现的分岐,就写了一张“玆有本校学生某,家庭成分贫农,准予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先找王绍昌签名,再到院文革办公室盖公章,和低我一级的本系几个同学坐上不收钱的火车到西安去了;动身前贴出了题目是《我们要造东北局、省市委的反!》的大字报。

在西安参加了几次炮轰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大会后,和几个福建籍的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学生,一起“杀回福建,去造叶飞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着严寒回沈阳。在这两地方,除了演说、辩论外,自然也写了许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文革发生的原因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杨继绳《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道路?理论?制度》、宋永毅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所写的《总论》和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说等等,对文革的产生和发展,都做了独特而深入的探索。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显而易见,毛泽东要打的是一场完全逸出常规的战争,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搆,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徵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取非常特殊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宋永毅)

的确,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各级政府、官员的积怨,文革也一定搞不起来。

比如,上海市1967年1月6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以曹狄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00多万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坚持站立数小时之久?说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煽动”,是徐景贤、王洪文的“策画”,说得通吗?

1955年调到100来万人口的安徽省无为县担任中共县委第一书记的姚奎甲,自诩政治立场坚定,狂热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路线,是个迫害狂,以整人为乐,心毒、手狠,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是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三年大飢荒中饿死二三十万人,是无为人眼中的恶魔。无为老百姓恨之入骨!

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被下放当芜湖造船厂的头头。文革开始,老百姓“造反”了,斗“走资派”,无为百姓最想斗的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姚奎甲被揪回无为批斗游街。游斗当天,一二十万无为人群情激奋,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全街道顿时沸腾,一片“打倒”、“向姚奎甲讨还血债”之声。突然人群中有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头,众人拥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声震云霄。那真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起巨浪。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坚固,就这样也被砸得不成形了。可以想见,那天要是不装进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茆家升:《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安徽无为县反右及文革记》)

我本人参与和组织的西安市《揭开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路线斗争盖子大会》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及许多街头辩论会,规模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数万人;在“徒步长征”途中也应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农村搞了一个多月的文革运动,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打倒了他们的中共大队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受群众欢迎。几个外来大学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亿万人民累积在心中的、对中共各级政权怨恨的总爆发罢了。

17年里,被毛绑架的共产党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统购统销、合作化、肃反、反右派、工商业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祸(大飢荒)饿死至少3,600万人(这里采用杨继绳《墓碑》的数字,我相信,实际的数字一定更大,因为仅四川一省就饿死1,250万,这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中共省委内部文件上看到的,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汇报,得到杨尚昆等确认的数字。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随后又有反右倾、四清等运动,运动不停、斗争不断,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贫困不堪;而各级党政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尤其高级干部骄奢淫佚、夜夜笙歌。

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干娱乐部,狗马声色,五毒具全。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几乎遍布各省市,他本人就是腐败的典型。对于广大工、农、复退军人来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鲁迅)“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尚书》中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当年“一人奋臂,万方景从”的群众心理。

这样的17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黄金岁月”;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分赃社会主义比毛泽东的叫化子社会主义给工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起来呢?是邓小平和他一伙“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来了。

靠什么先富起来呢?靠老子的权,巧取豪夺,把国有财产、国营资产、人民血汗摸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邓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头过河”,可是摸了二十多三十年,到如今他们自己倒摸过了巴拿马运河,摸了不少好处去。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城市暴力拆迁,农村野蛮徵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地产暴利化。把贫富差距摸的越来越大,把老百姓摸进“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打不起官司”,“喝有毒的水、吃有毒的食品、打有毒的疫苗”的烂泥潭。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之谓也。我问我的老院长:“老院长当年满腔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领导天福山起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新中国’吗?”

从我的一家来看

祖父出生于光绪23年(1897年),只读过一年私塾,25岁才结婚。他是个多面手,除耕田的犂耙插割外,也会烧炭、捕鱼、打猎;还靠自学掌握了堪舆、择吉、合婚、卜卦、简易中医等技能,文化程度达到通解《三字经》和代人写楹联的水平,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因此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乡农民协会秘书,专责丈量土地和填写《土地所有证》。我现在保存的两张盖有县政府大印的《土地所有证》上,就有先祖父的手泽。

土改后,他辞去农会职务而安心务农,一边买牛种田,一边在分得的山地上广种松、杉、竹、桐等经济林木;农业合作化估值入股时,林木己值1,000多元,是乡中林业大户。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毁于后来的大炼钢铁和盗伐,今天只剩荒山秃岭矣。

从我懂事起,祖父几乎过没有什么顺心的日子。三反运动,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祖父为“退赔”事四处奔波、心力交瘁(后来平反,“退赔”被发还)。1957年父亲被视为“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强迫劳动改造,给祖父打击巨大。大飢荒期间每人每天只有4.5两米(16两为一市斤,约500G),祖父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飢,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飢饿致水肿,而于1962年逝世,年仅41岁。

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几代积聚的万余册新旧书籍被当“封资修”抄走。而祖父因顶撞了当地游民分子,被挂牌在各自然村中游街示众,从此悲愤交加,病卧不起,于1974年含恨去世。

父亲生于1923年,念过几年私塾和新式小学,做过小店员、山区私垫教师。1948年9月参加中共地下游击队,1949年4月成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区委秘书、县总工会秘书等。1957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中共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文革中更被列为“坏分子”遭管制,被批判、斗争之外,更服无偿苦役达1,620天(次)。1977年遭公社武装部无故扣押18天。我弟弟的缝衣机、父亲养子的木工工具被大队扣留10个月;以“地下黑工厂”之罪名罚款150元。受冤遭罪20多年后,父亲于1980年获“平反改正”,恢复中共党籍、工资待遇,成了离休干部。父亲去年逝世,一共享受了25年的“革命成果”,比起他被牺牲、被杀害、被饿死、被整死的战友、同志,总算是幸运的了。

但他二十多年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也是无法弥补的。他20多年工资不给补发外,政治等各方面损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职,家母断不会在三年人祸期间饿死。父亲被诬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从初中起就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东工这样二三流大学、学冶金这样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专业,政治上受岐视,被当作“反动学生候选人”,前途一片暗淡、凶险。弟妹则根本没有上学机会,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从我个人来看

文革中虽然看到中共政权的专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军奉命介入文革后,由于高级将领与地方首长同属特权阶层的关系,他们天然把原来官办红卫兵当作依靠和扶植的对像。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鍚联、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和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运筹帷幄之下,原本已经出现大联合局面的辽沈地区出现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军队支持下,成立的以尉凤英、李素文等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骨干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革站)于1967年6月1日凌晨以揪斗东北局走资派为借口,出动10万人围攻东北工学院;由陈李凌蓄意挑起的以屠杀造反派为目的的武斗,从此在辽沈地区越演越烈。

这时期我写过《批判沈阳军区带枪的反动路线,解放宋任穷》、《就目前辽沈形势答〈辽沈战报〉记者问》等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组织转抄、翻印,贴满沈阳市大街小巷。

有一次,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核对一条毛语录,原来他虽被打为反动学朮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也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可惜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东工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

当年留学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轻信毛泽东他们的宣传和统战,为了建设“新中国”,放弃了彼邦优偓的待遇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最后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在毛泽东?林彪?陈锡联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沈、在东北就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叹息。

乱伦分子陈锡联(罗点点《回忆录》)当权后,辽沈造反派受到严重报复和严厉清算;我背着装满了黑材料的档案袋,被发配到西南去建设“大三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作为“内部控制”人员使用。每有重大活动,例如吴法宪亲临视察之类,我便是受监控目标;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他是受保卫科指令在监视我,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风说:“咳嗽都有人录音”,我算有了亲身的体验。

在政治上受岐视外,连交女朋友、谈恋爱,都要被人查档案;加薪晋级也遭百般刁难;出外参观学习,“保密单位”不让去;即使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臭老九”也要让工人优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1979年冒险“申请赴港探望岳父”,侥幸获批,从此定居香港。所谓“冒险”,是指一旦申请不获批准,就会背上“不满社会主义、向徃资本主义”的罪名。我从1968年12月26日到金沙江畔,至1979年6月1日离开,把差不多10年的宝贵青春贡献给了“三线建设”。

我因在少有人申请出境的“三线”四川攀枝花,所以比较容易得到批准;但妻子儿女在福建却因政风腐败而受尽拖延,直至1987年才获成行,一家得以团聚。

“家庭团聚”这条最基本之人权,在中共来说也是不屑一顾。夫妻分居满一年,才有七天探亲假。许多夫妻分居数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就因此而产生。

所谓“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搆要全部或部份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27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1998年以来,由于当地政府错误地动用了大批的公安和武警部队镇压彞族同胞,导致至少有12,000多彞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以及数十人非正常死亡。(《博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他们眼中只不过是最驯服的会讲话的牛马。一条成都至昆明的铁路就是不顾铁道兵战士和民工的死活,在地质地貌异常复杂的横断山脉中,靠落后的技朮和原始的工具硬凿出来的;野蛮施工和盲目指挥,几乎使每一公里的铁路就要赔上一条人命。

毛泽东装模做样的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好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

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朮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含化学物质和重金属的污水排入金沙江,毒水直沖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

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糜烂透顶的生活,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他的党徒以前有高岗、陈再道,如今有陈希同、陈良宇、谷俊山、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薄熙来、周永康之流青出于蓝;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特别是三线工人、知识分子和低级干部,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鹹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泞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一套完全是邪派教主洪秀全及其太平军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灭绝人性的流氓法西斯。“三线建设”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

为了你我和你我的后代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自己撕下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他狰狞面目。当他的坦克把青年学生和市民碾成肉饼的时候,他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显得虚伪、欺骗、无耻!

为了你我和你我的后代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再被文革或者类文革运动的折磨,就要深入认真研究文革,把毛泽东的骗人、害人的歪理邪说批臭,中国人才能享受有民主宪政,享受“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摆脱专制独裁的陷阱而走向繁荣安定和谐的现代化。

2006年8月31日定稿,2016年3月26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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