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想，百禁不止的公费旅游其实是兴起于七十年代初期的，不过那时旅游者身份比较单一，在拥挤的火车上和人满为患的旅馆里十之八九是怀揣外调介绍信的人。这些人可称得上是时代的宠儿，手持一纸公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东游西走，通行无阻。
这拨特权人中间也包括我。
我头一次外调出差是去东北。路线是青岛烟台大连沈阳姚堡阜新。行前，清办（全称为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主任老臧同志向我们部署了此次外出调查任务。我们，就是我和同办公室的孙太宝。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刻去财务科预支差旅费，财务科长马相义一边给我们办理借款事宜，一边关心地嘱咐出门在外一要注意安全二要节省着花钱。我和孙太宝听着心不由怦怦地跳，不为别的，只为这次东北行就是调査马科长的历史问题。事先我们看过马科长的档案，四六至四八年间他在原籍安丘的那段历史不清楚，有疑点。有个检举材料说他那段时间在反动游击队干过事，后来他又随那支队伍窜到东北的姚堡阜新一带。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当地查阅保存下来的敌伪档案，以落实他的历史问题。老臧同志严肃交代，说这个案子厂军工宣队十分重视，因为清队开始以来厂里只揪出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战果不很显著，而马相义可能是条“大鱼”，要尽快让他落网。老臧同志还说只要在敌伪档案中发现有“马相义”三个字，就立刻发电报回来，家里马上将他揪出。这一潜在的危险马科长自然不会知道，所以面对可能会由于我俩的调査而被揪出的马科长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当时我觉得和颜悦色的马科长正应了那句话：别人卖了你，你还帮着数钱。正是在这样的意想中我接过了马科长递过来的差旅费。
我和孙太宝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同龄、同乡、同军（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又同一年退役），还有都是“家门口的汉子”，没出过远门。我们希望借外调机会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借到钱后我们就立刻买票登程。时令已是初冬，从季节上说不是旅行的好时机，何况此次是去更寒冷的北方。但我们无所畏惧，去心似箭。
我们先坐青岛至烟台的火车，因走得匆忙没买上有座号的票，我们是站着开始了这次旅行。大概在车行半程时有人下车腾出了空位，我们才解除了站立之苦，尔后就不敢挪腚地直坐到终点站烟台。
当晚在烟台登上了客船。从烟台到大连的船班几十年一贯制是晚上八点开船，到临近世纪末的今日仍未改变。这一点使我们感到沮丧，我们听说白天渡海可以看到极佳的海上风光，夜航就丧失了一次观赏的良机。多少给我们些安慰的是船上供应一顿晚餐，不用粮票吃饭永远都使我们觉得像占了大便宜。在船舱里渡过的那一夜的没留下多少印象，睡前我们似乎商量过如何圆满完成这次外调任务，以便今后有更多的外出机会。我们被铁锚落水的链条声惊醒，我们知道已经到了大连。
大连对我俩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一踏进它的领地便感到颇具大都会气派。我们很想在这里逗留一天，好好领略一下它的风光，但我们又清楚肩上的担子沉重。厂里等着我们的电报可以说是望眼欲穿。孙太宝说现在不是游览的时机，咱们买票走吧。他的所想也正是我的所想。也许正因为我俩各方面都是半斤八两，分不出个高低上下，所以出发前老臧同志没明确由谁负责，只说遇事两人商量着办。这次我们商量后径直去了火车站。
火车开出大连窗外开始飘扬着雪花。雪遮掩了天空和大地，使我们看到的关外原野犹如一张大得无边的白纸，尽管天气寒冷，但车厢理的暖气烧得很好，很暖和。我们就闭着眼打盹，只有在列车停站时我俩才轮换着到站台上转转，主要是看看是否有不用粮票就可以买到的食品，因我们出发前兑换的全国通用粮票数量有限，需要节省，但我们总是失望而归，站台上根本没便宜让我们捡。
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大连至沈阳的旅途上再也记不起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记得很晚很晚才到达沈阳。下车是旅客最为紧张的时刻。列车还未停稳便一齐拥到车门，下车后又像兔子似的奔跑出站。那情景会使人想到车站随时会发生爆炸或者站外有重金待先到者领取。事实上旅客的争先恐后只为能找到一个住处。涌出车站的旅客又立即在旅馆介绍处门外排起了长队。
因我们是初次出门，没有这方面的常识，所以等我俩大爷样不慌不忙踱到旅馆登记处，外面已排成一条长龙，一条足有百余米的长龙。我们这才感到事态的严峻，很为刚才的“大爷行状”而懊恼，但悔之已晚，只有老老实实排在了队尾。沈阳的雪下得很大，风像刀子般尖利。刚从温暖的火车上下来，就像从热带一下子掉进寒带，冻得浑身发抖。我们眼见得眼前的“长龙”由黑变白，与周围的雪地融为一体。
因我俩每人腕上都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这也是我们相同处之一），所以我们记得排到窗下的时辰是午夜零点一刻。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想想终于熬到了头，心里感到一丝的宽慰，但这时我们被告知：普通旅馆已介绍完，各部客满，只剩下沈阳最高级的辽宁大厦还有房间，问我们住不住。我们问住宿费是多少，回答是一床十四元。我和孙太宝瞪大了眼，一床十四元，在当时不啻是个天文数字，但不住又能怎样？总不能住在大街上。我说住下吧。孙太宝点点头。里面的人就在我们的介绍信上批了字盖了章。
这时街上早没有了交通车辆，只有步行。城市死寂一片，唯有生气的是纷纷扬扬的雪花。我们按照旅馆介绍处的人的指点，往那座最高级的宾馆走去。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行走在马路中央。为壮胆我们大声地说话，如此虚张声势心里依然很恐惧。那时“文革”的武斗阶段已经过去，但社会治安状况还很糟糕。后来想到那次夜行便很感后怕。
我们昂首阔步地穿行了几个大街，终于来到高耸的辽宁大厦门前。我们敲了门，过了许久也没人应声。我们再敲门，门闪开一道缝，露出一张白得似女人的男人脸，脸上呈着敌意，嘴里嘟嘟囔囔。搅了人家的好梦我们自知理亏，不敢吭声，也不敢怠慢，赶紧从门缝里挤了进去。
登了记我们被送到楼上的一个房间。
哦，我俩踏进门不由一齐叫出声，也怔住了。我们头一次见到如此豪
华的房间，是套间。外面是会客室，有沙发、收音机、电话，铺着地毯。里面是卧室，有一张双人床，有床头柜、梳妆台，也铺着地毯。面对这种格局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却又无师自通地先把鞋子脱在门边，然后就像害怕踩了地雷般踮着脚尖一步一步走上了地毯，走到地毯中央处，我俩坐下了，长长嘘了口气。
“不是‘文革’，咱这号人哪能住进这么高级的地方啊！”太宝感叹说。
“‘文革’前，能住这般地场的起码是县长这一级。”我说。
“天翻地覆慨而慷，如今咱也成贵人啦。”太宝说。
也许折腾了一天零大半夜太累了，也许觉得腚底下的地毯太诱人，我们伸展身躯躺下去了，为能直接感受到地毯的松软我们又脱下了袜子。
我们静静地躺着，如同凡人进了仙境。
“电话好用吗？”太宝忽然发问，他的两眼正盯在茶几上的那部电话机上。为了证实自己提出的疑问，这位“贵人”就势在地毯上滚了几个滚，滚到茶几前面，伸手拿起电话耳机。耳机里传出女声，夜阑人静，这女声很清晰，连我都听得见，是问要哪里？问题是太宝并没有“哪里”可要，一时不知作何回答，耳机骂了一声“神经病”，然后便是咔嚓一声。太宝悻悻地起身，朝嘟嘟响的耳机小声骂了句：“操你妈。”扣死耳机便在沙发上坐下。坐沙发的舒适感使他忘却了刚才的不快，说真他妈想不到世界上有这么让人受用的地场，真想赖着不走了。
可是很快我们便感到这并不是个受用的地方，也绝对不可以赖着不走。因为我们开始感到房间里很冷，刚开始进来没觉着，可能是外面更冷的缘故，可过会就觉着冷了。这是北方侵骨的寒冷。一向怕冷的我感到恐惧，我从沙发上爬起，走到暖气处摸摸，暖气片冰冷。这是怎么回事儿？不信这么高级的宾馆冬天里会不烧暖气！我悻悻不平，刚进屋时的高涨情绪一落千丈。太宝说下楼去找服务员论理，我说确实应该论理。意见一致我们就开始行动，但走到房门口又一齐泄了气，想想我们从进入这座宾馆后的经历，就预知论理也不会有好结果，我们知难而退停了脚。
表针已指向午夜两点多，再有几个钟点天就亮了。想想只有赶紧睡觉，钻进被窝是抵御寒冷的最佳方法，何况也确实又累又困，需要睡眠。我们俩都是行伍出身，干什么都动作快捷，脱衣上床也是转眼之间。只是两人睡一床，很不习惯。我们想不通服务员为何这般安排，想不通自然也不能去与他们论理。
很快睡着了，又很快醒过来，是被冻醒的。如果是异性我们会合二为一相互取暖，也可以干点什么以忘却寒冷，但我们是同性人，且没有异趣倾向的同性人，我们无所作为，只能各自将各自的身体抱成一团，却仍然冷得瑟瑟发抖。后来太宝像与寒冷格斗般翻身坐起，想不到这一行动使我们绝处逢生，太宝看到了床下那块厚厚的纯毛地毯。
“真他妈活人叫尿憋死了。”太宝笑了。
我也笑了。
接下去，贵人们就在这高级客房盖着高级地毯入睡了。
再醒，是被一种声音惊醒，睁开眼睛白光刺人，我看见两个白衣女郎
站在客厅中央朝我俩横眉冷对，样子很吓人。我俩诚惶诚恐，既不知犯了什么错，又不知该马上穿衣还是仍缩在被窝里，那尴尬就像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捉了奸。
“起来把地毯送回原处！”
一声喝，令我们明白犯下的错，错在不该把地毯拖上床。
“哼，没见过你们这号人！”
她们的斥责或许并不错，她们肯定是头一遭发现客人把地毯抬到床上当被盖。
“这号人”自然让她们瞧不起。但是我们冷。
“我们冷。”
“冷咋不自己动手开暖气？！”
开暖气？我和太宝对对眼，接着太宝披衣下床走到暖气旁，用手扭动阀门，立刻听到暖气流动的嗞嗞声。
“操他妈。”
“你骂谁？！”
“骂自己。”
“哼，没见过你们这号的！”两个女郎愤然离去了。
生了一肚子气，骂也只能骂自己。
暖气很充足，不一会工夫房间里便暖和起来，让人觉得极舒服，舒服得使人不想离开。我们也觉得现在离开太冤枉，这么好的地方还没捞着享受就放弃，心里不平衡。我俩合计一下，合计的结果是再住一天，洗个澡，补补觉，还可以出去看看沈阳市容，路过此地也算不虚此行。我们总是容易一致，一致了太宝便下楼去办理续住手续，没过多会儿就回来了，一副沮丧样子，说服务台不接纳，因昨夜我们在旅馆介绍处只登记住一天，要想再住还须去介绍处登一次记。操他妈！啥叫脱裤子放屁，这就是，想想昨夜排队住宿遭的罪，现在还不寒而栗，哪还有胆子再去排一次？看来是非走不可了，正应那句古语：梁园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
夜宿昼行，当晚就到了姚堡。姚堡被夜色和大雪弥漫着，灰蒙蒙一
团，使我们看不清它的规模是小城小镇还是小村，可从我们入住的那座名叫“前进”的小旅店却能判断出这是一处偏僻地。旅店只是四周被木栅栏圈围着的一排矮平房，每间客房里有一盘土炕和一个木质脸盆架，除此再无他物，可谓是店徒四壁了。落宿自是没问题的，只是与我们刚刚离开的辽宁大厦两相对照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反差就不由使你要生出生活无常的感叹。无论如何，我们住下了。
住下后我们发现这里并不坏，炕洞里已烧上了火，屋里暖融融的。店领导知道我们没吃晚饭立刻通知伙房现做，并亲自送到屋里。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时他又与我们攀谈起来，他说他姓胡，也是山东人，八岁时随父母闯关东，转遍了东三省最后在这里落下脚。见到山东老乡我和孙太宝心里感到很踏实，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后来就问他此地有没有档案馆，老胡说没有，说这驴耳朵眼大小的地方连个戏院都没有，哪还有什么档案馆。这时我们就明白在这里下车是个错误，应直接到阜新才是。我问老胡明天去阜新有几点的火车，老胡说七点半有一班哈尔滨至北京的过路车。因昨夜没睡好，吃饱了肚子我们便哈欠连天了。老胡说你们跑了一天的路累了，早睡吧。说罢便起身走了，走到院子又停下指指院角的一个木柴垛说：“你们去拿两根松木杆丢进炕洞里，保你们暖暖和和睡到大天亮。”他走出去好远又回头关照一句，“两根就够了，别再多。”
取暖是我们不敢忽略的事，老胡走后我们就立刻去柴垛取燃材，看了才知老胡将木柴叫作松木杆是恰如其分的。一大垛全都是碗口粗细一米多长的松木段，每个从关内来的人见到这么好的木料被烧掉都会觉得是罪过。我们没按老胡的说法拿两根，而是每人拿了两根，共四根。拿回屋仍觉得不够，又返回去每人再拿一根。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实在是在高级的辽宁大厦冻惨了冻怕了。
因考虑到夜间不能起来填柴，我们把数量为六根的松木杆一齐捅进炕洞里，新木柴立刻在火堆上噼噼啪啪唱起了歌谣，这歌谣在我们听来是那么悦耳，那么使人心定。此一时彼一时，早晨我们还舍不得离开那个铺地毯有电话的高级房间，现在就是八抬大轿来请我们也断然不会回去的。不一会儿，我们就在暖暖和和的炕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孙太宝推醒，醒来方觉出身下很烫，且浑身有汗。
孙太宝赤膊坐着，脸上脊梁上冒着热气，像刚从澡堂里出来。“有烟！”孙太宝惊呼。我也闻到了烟味儿，不是炕沿里的柴烟味儿，我立刻意识到什么，一下子从炕上跃起，又一把将被褥掀开，立刻就有一股大烟从炕面升腾而起，炕席烧着了，贴炕席的褥面焦煳了。惹了大祸，我和太宝立刻慌了手脚，太宝跳下地端起一脸盆水泼在炕上。终归是火势未起，一盆水消解了火情，可我们的眠处已惨不忍睹，浇湿的焦煳被褥像一堆刚剥下来的兽皮冒着热气，散发着刺鼻的异味儿。我们傻傻地站了好久，才感到寒冷，赶紧穿上衣服。这时表针指在凌晨三点。
觉是无法睡下去了，对此我们无怨无悔。我们蹲在炕洞前烤着火，心里盘算着天亮后何去何从，是老老实实向旅店认错认赔，还是脚上抹油溜之大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也各有利弊。最后我俩统一了认识：挨到天亮，然后开溜。这一决定是基于内心的愤懑，自从踏入关外土地没遇上一件遂心事，我们就像两只狼狈不堪的狗，走到哪儿都须摇尾乞怜，我们感到屈辱，眼下正是报复的机会。当然，一想到店领导老胡对我俩的友善态度，也有些于心不忍，有些歉疚，但我们也只能这样义无反顾了。
我们坐等天亮，窗子透出一丝曙光时我们翻墙出了旅馆院子，直奔车站，尔后跳上老胡说的那列过路车。当列车驶出站台，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地。这时即使前进旅馆的人追来我们也安然无恙了，离开了“前进”，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中午之前到达阜新。
想不到工作出奇的顺利，下午我们在敌伪档案馆查到了有关那支反动武装的案卷，上面果然有财务科长马相义的名字，他担任的职务是庶务长，即事务长。我和太宝都是当兵出身，知道连队事务长须由军官担任。由此而论，那么马科长的历史身份也就有了定论，就是反动军官。“一条大鱼！”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一定会让老臧同志和军工宣队的领导无比兴奋。“立刻发电报回来，家里马上把他揪出！”老臧同志的临行嘱咐（或者说命令）在我们的耳畔回响。“走，到邮局发电报去。”太宝说。“走。”我说。
我们没有去邮电局，而是回到住处。为此我们有说法：操他妈，明天发电报也跑不了反革命。
我们住的这家旅馆叫胜利旅馆，前进的结果必定是胜利嘛。我们的外调工作即取得了胜利。这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我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躺在床上我眼前一遍一遍现出前不久厂清队大会上揪出叛国投敌分子徐昆源的情景。作为清队办公室的一员，徐的问题我自然清楚：他上大学时响应上级号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建立通信联系，他联系的是东德中学生海丽格。后来苏联和其他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就在他和海丽格的通信中发现了一些不利于反修防修的话，由此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开会前他并不知道将被揪出（一般群众也不知道），他的思想也比较迟钝，否则会发现身两边坐着的两个彪形大汉而有所警惕。当主持会议的老臧同志一声高呼：将隐藏的叛国投敌分子徐昆源揪上台示众。那两个彪形大汉立刻像提小鸡似的将那个瘦小的杭州人提到台子上。这个情景在我头脑中永远是那么清晰。而此时此刻，现出眼前画面中的徐昆源已换成了马科长。我清楚这种转换一点也不勉强，人们期望已久的“大鱼”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发电报后便应打道回府了。我和太宝都表示出这样一种意向：现在回去太亏。东北之行除了风雪什么也没有看上，看风雪又何须跑到东北来？这里离北京天津不远，这两处我俩都没去过。特别是北京对我俩更有吸引力，一定要想个办法去逛逛。
“那就不急着发电报，等到了北京再说。”我说。
“到北京得有个理由，不能说是去旅游吧？”太宝说。
“这是自然。就是档案里有个线索人在北京，咱们去找他查证落实。”我说。
“这样行，堂堂正正进北京！”太宝很兴奋，说，“马科长还让我们节省着花钱，他有啥资格管理我们，咱偏不跟着这个反动军官的指挥棒转。”
逛北京。
到北京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还是不差样的老节目：在旅馆介绍处门口排长队。但我们很兴奋，天气也不错，很晴朗。有风，也不像关外那样尖利。根据队伍的长度大约须排四五个小时的队。太宝说他很想立刻去天安门看一看，等他看回来我再去。我说好。太宝就去了。接近五点时回来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让我再去，我看看天已经暗下来，便说以后再说吧，反正有机会。
当晚七点多钟我们住进和平门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逛北京由此开始。
也许用不着详细叙说在北京旅游的细枝末节，这太拉杂，也没必要。
但我们逛得很尽兴，很投入，像篦虱子样将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风景点都篦了一遍，无一遗漏，历时五整天。
还有承德两天，天津两天。
出发的半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青岛。我们旅游得心满意足。
我们向老臧同志汇报外调成果，因为一直没发电报，我们汇报时老臧同志淡淡的表情里透出失望，待听我们说到在阜新敌伪档案查到了那
支反动武装并且还查到马科长的名字时，老臧同志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我俩，问道：“真是这样吗？”我们说是。同时将弄回来的外调材料递给老臧同志过目。老臧同志看过材料，以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俩，说：“我交代过发现马相义的名字立刻发电报回来，为什么不发？！”我俩便以事先编造的理由搪塞，幸好老臧同志没听出什么破绽，一边摇头一边叹息道：“你们太嫩了，缺乏实战经验。在敌伪档案里发现名字就足够了，还要再找啥子线索人呢？由于你们的失误，使我们丧失了清队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我和太宝面面相觑，太宝问：“现在拿回材料晚了吗？”老臧同志说：“晚了。”接着老臧同志以无比痛惜的心情向我们讲述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几天前上级对清队运动做了新的部署，由“斗、批”阶段转入“改”的阶段。如果我们能在阜新将电报发回来，马相义无疑会被揪出来的，但现在——“我们不能干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啊！”老臧同志说。老臧同志是位革命的好同志，当时我在心里想。
汇报完出来，太宝对我说：“他妈的，去让马科长请客！”
我说：“是得让他请客。”
我们去财务科找马科长，自不是让他请客，而是让他报销。马科长
依然如故，看见我们俩笑着说：“你们俩这趟差出得好长啊，有半个多月吧！”我说差不多。太宝将我们这次出差的所有票据交给马科长，马科长看着看着头就摇了起来，说：“这些单据……”他没有说下去，只是久久地看着我俩。后来他的眼光就变得和善了，叹了口气说：“年轻人初次出门好玩，也情有可原的。可要下不为例啊！”说完，马科长将单据交给出纳小郑，让她为我们报销。
我和孙太宝松了一口气。
太宝笑嘻嘻地看着马科长说：“马科长，咱们扯平了呀。”
“扯平了？啥扯平了呢？”马科长大惑不解。
我和太宝相觑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来源：广州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