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字具有特指意义，比如说我写下“山东大学212”这样几个字符，人们很难明白背后的所指─是某种证件的编号吗？是某个项目名称的缩写？或许有人甚至会把它与引发高校之间竞争的“211工程”
联系起来。
其实，我所说的212这个数字，是一个房间号，而无须在前面标明楼号。对经历过89民运的山大旧友们来说，212，就是一段十分清晰的岁月的符号。
“6.4”之后，清查开始了。半个月前还意气风发的学子们，被一封封加急电报催回已经空校（“空校”这一做法，同时也就宣告了一个学期的结束）的校园。从学校门口到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只有几百米距离，但一开始，是不允许回校的，我们必须呆在公安局交代问题，随之而来的饮食问题，也由分局解决，一般就是派民警到大街上买一堆包子回来给我们。可是随着回校交代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分局显然不能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就一风吹地将我们赶回校园去住，又过了不久，再次一风吹地把我们移交给山东大学保卫处。从那以后，再没让我们进过历城分局的门。
说起来，政府还算比较克制，并没象此前担心的那样把我们关进黑洞洞的牢房里去（但90年处理结果下来时前，还是把严志鹏和周中华从工作单位抓回来判了刑），尽管保卫处干部也是一幅凶巴巴的模样，但从心理威慑的效果上说，跟“进局子”比起来，已经大打折扣。
秋后算帐的时候当然是要来的，但是到了秋天，毕竟新一届学生要入学了，要给他们腾出宿舍来住，85级留校受审查的同学就被安置到新校一号楼212房间。我记得这批延迟毕业的同学有赵广明、宋宽锋、徐华、杨春梅等人。严格说来，212房间是学校给他们住的，可是，受审查的这一批学生，都把212当成了自己的宿舍。从那时起，212这个数字，就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符号。
我最初所受的民主理论教育，大都与这个房间号联系在一起。1989年的学潮起来时，我只是个具有朦胧历史方向感的二年纪学生，刚刚从共产主义理想的迷梦中走出，如果没89民运，我可能继续按照正常的轨迹学习、毕业，然后分配到某个机关单位，从小科员干起，最终混个处长什么的官员干干，有机会就鱼肉百姓一把，没机会就独善其身了。可是，89民运意味着我与共产意识形态的道别，于是，在“6.4”之后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十分留意地从往来212的兄长们那里，吸取知识的营养，填补自己民主理论上的空白。
212房间在多数时间里总是热闹的，虽然谁也不能保证来客没有“担负特殊使命”的人，甚至，一度有人神经兮兮地怀疑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我记忆中来过这个房间的旧友：马良、傅谨、严志鹏、周中华、孙志敬、杨宽兴、赵法生、张继军、赵广明、高光春、赵宇航、杨春梅、沈东梅、赵广军、陈权、赵宇航、赵晓、尹祥春、刘强、成官岷、任志宏等。外文系的潘强从北京秦城监狱释放后，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为他举行欢迎餐会。
一年多时间里，212房间成了一个自由思想的交流场所，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这样一处狭小的空间，却充满了温馨的友谊、活跃的思维和对理想的坚持，不能不说是一片小小的乐土。实际上，即使在“6.4”期间，由于山东大学分为新老两个校区，加上自治会内部人
变动也大，不同院系、不同时期的学运骨干之间彼此并不相熟，甚至互相并不认识，是学校组织的学习班和212房间的存在，加深了朋友们之间的感情，也使得山大的一批老朋友，直到今天还能保持着交往。
清查在一天天进行着，宋宽锋的情况最先被查清楚，于是发了派遣证，回陕西一所中学做教员去了，他是哲学系公认的才子，如果不是这次学潮的影响，他的分配当然会好得多，孙志敬的父亲是潍坊柴油机厂的一名干部，学潮过后专程来到山大，对儿子进行严厉的“思想教育”，不久，孙志敬也结束清查，回到潍坊柴油机厂上班去了，而赵广明则一直到1990年夏天，才被允许离开学校，到一家济南市的国营小厂上班，而他原先联系的单位──山东省劳改局，当然也是去不得了。
这段时间里，到过212房间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参加过89学潮的山大学生，还有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山大校友也曾光顾，比如学识渊博的王连启，后来就成了这个小圈子里的老大哥，他是位疾恶如仇却性情宽厚的兄长，在我早年的性格和思想发育过程中，曾经深受他的影响。
处分决定是1991年3月份下来的，参与学潮较深的朋友，分别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不过，这时候，85级和86级的同学已经离校参加工作，他们的处分结果，是学校分别派人送达他们的工作单位，向他们当面宣布的。只有严志鹏和周中华，被重新抓济南判刑。自毕业之后我没有见过严志鹏，据说他的判刑，与1989年6月6日的拦截交通有关；1991年底，周中华出差到济南，我问他为什么被判刑，他告诉我，学潮后期，有“热心的市民”送来一幅手铐，一定要他收下，没有社会经验的他，不知如何处理，胡里糊涂就接了过来，“6.4”之后发现情况不好，就在回家的路上，从火车车窗里把手铐扔掉了，手铐没了下落，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212房间偶尔也有女性来过，除了相关者的女朋友，还有一般同情者，我记得徐华有个毕业的女同学，在一个权力部门工作，她搜集了前去办事者孝敬的香烟，拿来“孝敬”贫困的资深烟民徐华──基本没有完整包装，都是被男同事抽过几支的。
没错，212来过美女，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竟然也有爱神的眷顾，想起那些熟悉的故事，便为那无疾而终的爱情唏嘘不已。不知不觉间，朋友们都已步入中年，是否还想起212的故事？
212就象寒冬中的一间暖房，任凭外面的政治气候如何寒冷，大家相守在这里，却能感受到友情的暖意和精神自由的温馨。如此说来，真要感谢山大当局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想的聚会场所，虽然有理由怀疑某些动机不纯的人来过这里，但那又算什么呢？相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和乐观来说，这种恐惧的心理暗示似乎从未起到什么作用。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山大这批因学潮而受处分的同学，绝大多数离开了济南，当时，“博士”是傅谨的专用头衔，如今在北京，如果当年的朋友重新聚会一次，那么，喊一声“博士”，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抬起头来，虽然大家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受了政治的影响和干扰，但一个开放的社会毕竟是大势所趋，时代没有埋没他们的才华，多数朋友都已是研究领域内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相信大家对历史的记忆不会淡漠，也相信从212走出去的朋友不会放弃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民主论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