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中鞭笞老臣裴洪的那段戏,并不是“乱棒”,而是有计划、有章法的。那些没有面孔的士兵,每一棍打过去,必击中要害,但并不是即刻要了这个人的命,而是从不同角度增添和延长这个人的痛苦。将人支在半空中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样他就失去了可以支撑他痛苦的一小块地面或者一堵墙,也可以让他带着痛苦像一种飞行器似的飘来飘去,在翻飞的棍棒指挥之下翩然起舞。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下文剧情的需要,事后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罕见的暴行受责罚。作为“奇观”,它设想观众在观看虐杀一个白发长者时,会感到由衷的视觉快感。它设想观众对于一般的残暴做法已经感到不过瘾,只有这种理性的、技术精良的残暴,才能够充分得到满足。

即使这样仍然不罢休。影片进一步提供这场暴行的合理解释——正是这位裴洪本人当年发明了这种超常的刑罚,如此这般他便是自作自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如果观众此时恰恰产生对于这位老者的同情,那只是可笑的、不值一哂的。事实上这位老臣之所以受罪致死是因为他公开向篡权者挑战,他是整个影片中唯一身上有正气有勇气的人,因此这场戏所释放的信息十分混乱。它可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除了恐惧,还有报复、冷漠等。

应该说,如此展示虐杀一个老者,不仅挑战了电影院里的观众心理承受极限,而且冒犯了我们社会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逾越了日常人们生活中的伦理底线,损伤了一个社会共同体起码具备的基本礼仪。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确可以问一声:电影审查制度怎么担当其角色?

如今我们的电影已经基本进入商业制作体系,一度被视为遥远目标的东西终于成为现实。运用成规的商业元素来制作影片,将更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推进国产商业片的繁荣发展,甚至成了政府影视部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一些普通观众,也会十分娴熟地掌握正在放映的某部影片的票房进展,并进而论证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某种情况很像处于竞争的运动赛中——某部电影票房上的成功,就像是一支得了冠军的队伍,其成就不仅属于这部电影,而且属于所有的人,属于中国电影,也属于政府工作的功劳。

但这恰恰是天大的误会。商家赚得钵满盆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商家的利益并不是你的利益,他发财并不等于你发财。如果考虑到他的钱恰恰是想法设法从你的口袋里挖出来的,就更不值得为他欢呼了,不值得将自己的头脑替换成他的头脑,想他所想、急他所急。

我们难道为某个房地产商人的成就欢呼过么?即使是整个中国房地产事业都搞上去了,也不代表我们其中的每个人都赢了。在这个意义上,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在起作用,什么都混在一起,谁都站在一条线上说话,而不考虑自己所处立场的不同而带来的利益分殊或者不同要求。

商业电影当然以赚钱为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商人绞尽脑汁,揣测观众,想法设法让人们留在电影院的椅子上,这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不能仅仅让一种力量发挥作用,需要有制衡和制约的力量同时出现。否则,一个倾斜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

电影审查应该正是这种制衡的力量。它不应该站到与商家同样的立场上去,不能认为只要目标是赚钱,就是无害的,就是值得扶持的。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样作为政府力量的审查机构,它所代表的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其中某一方面的力量。审查的目的在于保卫社会,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使得它们免遭攻击和伤害。

当然,说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着这么一个审查制度;因为它存在便需要对它进行问责,令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如果采用其他许多国家实行的分级制,情况另当别论。

除了保卫社会之外,还要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所谓电影分级审查制度,就是从未成年人的权益着眼的。除了暴力,《夜宴》中的一些情色镜头,显然不适合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未成年人面前,让他们处于毫无保护的易受攻击的状态。这对于他们已经构成一种伤害。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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