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等学者以23所国内外知名大学财经类院系的专职教师为对象,对教师的来源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在17所内地大学(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山、南开等)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其中有604人都是最高学历在本校毕业,直接留在本校任教,占全体教师的62%.在中国科技大学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中,在本校取得最高学历的占了54.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80%的教师都是这个学院毕业的,北大经济学院有64%的教师毕业于本院,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这个比例相对低些(但也占53%),与这些数据相反的是,海外大学毕业生很少有留在母校任教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有86%的教师从未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47名教师中,只有一个人的最高学历是本校。

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东道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介绍了这项调查结果,直言不讳地批评内地高校,超过6成的教师竟然毕业于本校,这一日趋严峻的“近亲繁殖”现象已危及大学的创新能力。这位中科院院士指出,自然界基因的多样性保证了“物竞天择”,使生物不断进化,在科学领域,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同样保证了科学的不断创新。由于“近亲繁殖”,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目前的现实是,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近亲繁殖”的程度就越是严重。

朱清时院士的发言,经新华社报道,刊登在各地的主流报纸上,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长期以来,“近亲繁殖”现象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一直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不知道朱清时院士这次的大声疾呼是不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他也不无悲观地指出,依据现在的教师更新速度,这一现象20年内还不可能根本改观。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出了这些真话。这是我们值得欣慰的。一个民族总要有人不断说出真话,才会有希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有啄木鸟,而不能光有喜鹊。今天,既然已发现并认识到“近亲繁殖”的严重性,正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想办法逐渐扭转、改变这种状况,哪怕需要时间,需要各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说,可怕的不是大学有“病”,而是畏疾忌医,而是视而不见,而是忽视、轻视、漠视。

“近亲繁殖”使智力低下或某种残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这不过是简单的常识。大学的“近亲繁殖”,其弊病和危害可谓多矣,就近而言,容易形成许多相互之间有师生、同学等关系的小圈子,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可想而知的,它有意无意地为排外心理、关门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在学术层面上,相互之间有学术师承关系,不同的观点、见解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出来。众所周知,学术基因的单一化,对于滋生新的思想是极为不利的。长远来看,“近亲繁殖”注定会造成大学校园内学术创造力的消退,久而久之,大学会失去一种动力,大学本应该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学术基地,能容纳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思潮、流派、倾向,相互激荡、砥砺甚至辩驳、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不同学术因子的交互中,才有可能不断迸闪出新的火花来,也只有这样的大学才无愧于大学的称号。蔡元培先生早就说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则,而“近亲繁殖”正好是与此背道而弛。

──《观察》首发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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