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告诉我们:为政之道千头万绪,归纳起来只有简单的两句老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不愿被时代淘汰的,只有安安分分切切实实做人民的公仆,那时,不用武力,不用权术,不用正统之类的法宝,自会’天下定于一‘,形成和平统一之局。反之,倘有什么’亡国之臣‘当日暮途穷之时,妄想牺牲民意民命作最后挣扎,或扯着人民的幌子而为一党一派一己图私利的话,其结果必不会是’上帝祝福他‘,而是’魔鬼把他带走‘。

最后,历史更告诉我们:人民的权利是人民争回来的,不是特权阶级甘心情愿归还的。民主与自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和牺牲。同时还须人人做一番洗心革面的功夫,检束自己,策励自己,训练自己;立己达人,才谈得上转变风气,澄清政治,踏上建国的大道。我们要牢记:政治的腐败,不是一个局部的病象,而是社会上每个细胞都不健全的后果。“

1946年1月20日,当傅雷(1908—1966)在《文汇报》发表《历史与现实》一文时,他还不到不惑之年,血气方刚,而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建树已蜚声于世。今天人们提起傅雷,可能会想到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想到他写给儿子的那些家书,想到他早年的美术评论,甚至想到他在“文革”中自杀的那一幕,但很少有人会把这位温文儒雅的翻译家和这些怒目金刚的文字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傅雷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责任、公共关怀,他的立场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抗战胜利以后,愤于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筹建(不过正式成立时就退出了)。1945年冬天,他曾与朋友创办综合性的《新语》半月刊,一共办了8期。期间,他在《新语》、《民主》、《周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过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对当时上海实施违反人权的“警管区制”(警察可以随时进入住户家中),他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他驳斥国民党上海警察当局关于“依照法律”的借口:

“第一,我们要回答:凡属真正的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访问,——除非执有搜查状或逮捕状。第二,我们的约法和刑法内,也找不到一条警察认为‘必要’时可以擅入人家的条文!”

他将当时令上海老百姓人心惶惶的“警管区制”与法国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期的专制,与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与日寇控制中国沦陷区的非人道方法做了对比之后,严正指出,这是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是自掘坟墓。

面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局势,1945年11月10日,傅雷写下了《国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呼吁从根本上消弭内战:

“以近百年的时间,千辛万苦好容易缔造起来的中华民国,遭逢了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也临到了万劫不复的危机:在此生死关头,一切的当派都该服从国民的最高裁判。历史上兴亡起复的是朝代和党派,不死的是民族;而全民族的意志只有一个:不许打!”

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从发出之时注定了就被战争的喧嚣所淹没。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所耿耿于怀的莫过于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了。“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这是1945年12月傅雷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中发出的声音,他呼吁不仅废止新闻、图书的检查,而且要废止对电影、戏剧的检查。在一些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呼吁书、公开信上他也曾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傅雷,确实是如今的读者所陌生的,但在那个年头却是平常不过的,对他而言,这也不过是尽一种本分。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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