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

信悉。很高兴你这么快反应,而且洋洋洒洒。看得出老兄精力和热情都很饱满。我呢,不行了,容易疲倦、工作效率也提不上来。难以有效写作。

骂李敖那篇文章花了许多精力,当时我刚刚当了爸爸不久,实在是答应了人家必须拿出。有人要编书,稿子组好却出不了,据云中宣部明文规定批评李敖的书不能出版。投湖南的《书屋》,他们很欢迎,让我由原稿两万四千字压缩到一万八以内,说这是“最大限度”了;可压缩投递过去后,情况有变。你知道《书屋》是“重灾区”,好像很难过关。编辑电话中解释:“我们现在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这个节骨眼上,不想因为一篇文章而使刊物停刊。尤其是那么长的文章。再观望一下。”这一缓就是两月,泥牛入海。

难呐。不要说地毯式轰炸,这么微观细致的个案分析,这么理性的文章都发不出去。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我也是旁观者。你问我怎么看得这场论争?我的看法是,汪晖们该批,《读书》该批。汪晖、韩毓海这帮人的文章概念不清,逻辑混乱,更糟糕的是常常用丑化论敌的方式攻击对方。尤其是韩的文章,完全是发烧说胡话,跟北大那个“张后主”一样,不值得认真回答。因为属于心理范畴,不是学理范畴的东西。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注定了“自由主义”是“秀才遇到兵”。就像大粪,搅不搅都臭,一搅更臭。看到朱学勤、徐友渔一同回答旷新年的文章,我只有叹息。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把它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缺少逻辑训练,总之是不可理喻的人群(除了极个别人);二是多少年党化宣传、教育的成功。确实是成功。早些时候采取“掺沙子”策略,现在收获金灿灿的沙滩。

说到“自由主义”,我肯定是他们的同调。这你也知道。朱学勤是我最关注的中年学者,徐友渔呢,两年前来成都时我们见过,一个非常和蔼、儒雅的人。他当时说,不准备回答汪晖们的叫阵的,只要你一迎战,就中了汪晖们的套了。后来怎么出马了?我想是不出不行吧。从策略来说,最好不理睬;而从原则来说,应该是“义不容辞”吧。

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也觉得“自由主义”有点固步自封。看到一篇文章,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同八十年代“自由化”思潮严格区分开来,我很不以为然。是不是孤芳自赏呢?《美人赠我蒙汗药》里,“老侠”在回顾八十年代时,说到高尔泰等人的“自由主义色彩”,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不应该割裂自己的血缘联系,光从哈耶克、柏林那里寻根。再就是,我以为他们出于某些考虑,对于体制(学院)外的民主主义者还是比较疏远的。前几天见到作家王力雄,他说秦晖被清华大学解职,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有左拉那样“我抗议”的声音,但在中国就不行。其实这并不是秦晖个人的事情。就像自由,不是九十年代的学术界“自由主义”学者的事情,不应该自己把自己框起来。我感觉他们有点自框了。

不管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在中国,“体制内”与“体制外”总有些不同。就像台湾问题上,许多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台湾经验”不敢公开表态一样。八十年代,许多大陆精英对于解除报禁的台湾保持距离,生怕一不小心被人说是“跟台湾有联系”;而在九十年代,如果你对于台湾人民的民主进程辩护,会有人说:“怎么,你赞同‘台独’?!”

说不清。秀才遇上兵。

扯远了。《刘宗迪个人文集》我通读了一遍,还是老看法:有一种民粹主义色彩。虽然你为自己辩护,说不是要让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说自己并不主张民粹主义,但是,确实在许多论证落实到赞美“民间”。你口是而心非。包括那篇讨论今文经学的文章,最后落脚到“今文经学的革命性,源于它的民间性”。我不敢苟同。“草根性”就是“革命性”?另外,你是赞美今文经学的,而我,现在正致力于对于近代以来“今文精神”及其恶果的清算。——不,不是说我赞美“古文”,古文我也不满。我大体是个“宋学”的同调吧。

这就决定了,我不满意所谓的“知识分子”,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不那么悲观。

《街上流行非流行》一文很好。很犀利,感情也饱满。

亚东

2000年9月6日星期三上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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