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
信悉。很高兴你这么快反应，而且洋洋洒洒。看得出老兄精力和热情都很饱满。我呢，不行了，容易疲倦、工作效率也提不上来。难以有效写作。
骂李敖那篇文章花了许多精力，当时我刚刚当了爸爸不久，实在是答应了人家必须拿出。有人要编书，稿子组好却出不了，据云中宣部明文规定批评李敖的书不能出版。投湖南的《书屋》，他们很欢迎，让我由原稿两万四千字压缩到一万八以内，说这是“最大限度”了；可压缩投递过去后，情况有变。你知道《书屋》是“重灾区”，好像很难过关。编辑电话中解释：“我们现在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这个节骨眼上，不想因为一篇文章而使刊物停刊。尤其是那么长的文章。再观望一下。”这一缓就是两月，泥牛入海。
难呐。不要说地毯式轰炸，这么微观细致的个案分析，这么理性的文章都发不出去。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我也是旁观者。你问我怎么看得这场论争？我的看法是，汪晖们该批，《读书》该批。汪晖、韩毓海这帮人的文章概念不清，逻辑混乱，更糟糕的是常常用丑化论敌的方式攻击对方。尤其是韩的文章，完全是发烧说胡话，跟北大那个“张后主”一样，不值得认真回答。因为属于心理范畴，不是学理范畴的东西。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注定了“自由主义”是“秀才遇到兵”。就像大粪，搅不搅都臭，一搅更臭。看到朱学勤、徐友渔一同回答旷新年的文章，我只有叹息。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把它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缺少逻辑训练，总之是不可理喻的人群（除了极个别人）；二是多少年党化宣传、教育的成功。确实是成功。早些时候采取“掺沙子”策略，现在收获金灿灿的沙滩。
说到“自由主义”，我肯定是他们的同调。这你也知道。朱学勤是我最关注的中年学者，徐友渔呢，两年前来成都时我们见过，一个非常和蔼、儒雅的人。他当时说，不准备回答汪晖们的叫阵的，只要你一迎战，就中了汪晖们的套了。后来怎么出马了？我想是不出不行吧。从策略来说，最好不理睬；而从原则来说，应该是“义不容辞”吧。
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也觉得“自由主义”有点固步自封。看到一篇文章，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同八十年代“自由化”思潮严格区分开来，我很不以为然。是不是孤芳自赏呢？《美人赠我蒙汗药》里，“老侠”在回顾八十年代时，说到高尔泰等人的“自由主义色彩”，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不应该割裂自己的血缘联系，光从哈耶克、柏林那里寻根。再就是，我以为他们出于某些考虑，对于体制（学院）外的民主主义者还是比较疏远的。前几天见到作家王力雄，他说秦晖被清华大学解职，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有左拉那样“我抗议”的声音，但在中国就不行。其实这并不是秦晖个人的事情。就像自由，不是九十年代的学术界“自由主义”学者的事情，不应该自己把自己框起来。我感觉他们有点自框了。
不管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在中国，“体制内”与“体制外”总有些不同。就像台湾问题上，许多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台湾经验”不敢公开表态一样。八十年代，许多大陆精英对于解除报禁的台湾保持距离，生怕一不小心被人说是“跟台湾有联系”；而在九十年代，如果你对于台湾人民的民主进程辩护，会有人说：“怎么，你赞同‘台独’？！”
说不清。秀才遇上兵。
扯远了。《刘宗迪个人文集》我通读了一遍，还是老看法：有一种民粹主义色彩。虽然你为自己辩护，说不是要让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说自己并不主张民粹主义，但是，确实在许多论证落实到赞美“民间”。你口是而心非。包括那篇讨论今文经学的文章，最后落脚到“今文经学的革命性，源于它的民间性”。我不敢苟同。“草根性”就是“革命性”？另外，你是赞美今文经学的，而我，现在正致力于对于近代以来“今文精神”及其恶果的清算。——不，不是说我赞美“古文”，古文我也不满。我大体是个“宋学”的同调吧。
这就决定了，我不满意所谓的“知识分子”，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不那么悲观。
《街上流行非流行》一文很好。很犀利，感情也饱满。
亚东
2000年9月6日星期三上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