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人们会用什么来称呼我们这个年代?“维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稳年代”会变得如同“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样,用来标明某个历史时期。

维稳着眼于当下。因此,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从来没有像这个年代,丧失了任何对于前景的期待。不论是“平等”、“自由”、“不受支配”这些现代展望,还是“耕者有其田”这样古老朴素的愿望,都变得无从谈起。没有未来,便缺少了信心。

维稳着眼于效果。只要达到维稳的目标,哪怕不惜一切。于是,在维稳所“不惜”和“不屑”的对象中,受到伤害最深的是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是能够将我们民族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利益总是分化的,分化的利益组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但是通过认同某些价值观,依据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人们互相之间可以找到辨认,找到联合。

维稳着眼于少数人。他们人数的数量,在我们民族当中,也许是一个可以省略的百分比。然而他们像某个“神圣家族”,可以不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和意志,拒绝社会进步的要求,乃至锁住我们民族朝向明天的脚步。2010年关于“政改”的话题不了了之,谈论政改甚至遭到强力压制,结果堵塞了这个体制所能够释放的进步空间,切断了与社会对话的最后纽带。

维稳最终诉诸于暴力,从而结束了从前那段“意识形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意识形态”还是希望通过一套言辞,编织一些华丽外衣,哪怕与实际不符,但其中多少还有一些说服人的意思。维稳年代,意识形态的面具滑落在地。

暴力是从结束言辞的地方开始的。政治的方式主要是言辞,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之间的互相商谈,是通过对话、协商,让种种分歧得到呈现和整合。衡量一个好的政治秩序的标准,看它是否能够给不同利益诉求提供释放的渠道,尤其是给那些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受到压抑的人们提供空间。因此,运用暴力来维稳的年代,则是一个取消政治的年代,是排除任何政治途径的年代,是将政治丢弃到垃圾箱里的年代。

我用过一个权力“内卷化”的说法。在广大社会面前,它向内卷缩萎缩,而不是向外延伸延展。维稳则是它的集中体现。一切朝向自身内部,一切集中在自身内部,一切归纳为自身内部。不打算面向社会,面向公众,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

这就产生了清华大学学者分析报告中所指出的“越维越不稳”的现实。所谓“不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社会仍然显示出蓬蓬勃勃的景象,社会各界仍然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身的利益诉求。人们每天不管是打开报纸,还是坐在电脑面前,都会感到一个海洋般涌动的社会,无限的潮汐和能量,各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点,五光十色的喧响,包括持续的、毫不客气的批评。

需要有人想一想——这个世界的根基以及权力的根基,不可能在某个深宫之内,在某个“神圣家族”的手上,那是一个颠倒了的幻觉,是一个头足倒置的世界观。恰恰相反,根基在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意志,每个人的利益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而不是少数人的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而不是给少数人以特权待遇,提供这样的背景和秩序,才是今天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

因此,“政治维稳”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有维稳就没有政治,维稳年代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的年代。因为维稳取消了政治,所以应该取消维稳。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人性”与“个人”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经济”和“市场”九十年代之后的关键词,那么,从现在开始,“政治”与“社会”将重新回到人们当中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和中心。那将是每一个人“同意的政治”,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连结和共同分享的社会。

崔卫平

崔卫平,于建嵘的东书房

《纵览中国》
December 30,2015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