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城乡统筹、推进城市化这些论题，因为其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其位于改革深水区的变革风险，相关的研究、争论、警告、意见早已铺天盖地。中国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可能都要围绕着农民脚下土地打转转。一来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中的城市社保要仰仗这些土地，二来在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投资驱动红利都已经走到尽头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土地红利的蓄水池存量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土地流转的问题，学术界、民间、官员的反对之声众多：有人担忧农民会“被强制”丧失对土地的持有权，资本会侵蚀农民权益、农民会决策失误卖掉土地、失去基本的保障而造成社会不稳定；农业人口会因土地流转进一步锐减以至于导致粮食产量危机，等等。许多学者更是很能联想的祭出了“圈地运动”，借圈地运动引发的社会动荡，来为反对土地自由流转奔走呼号。但事实是这样么？
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就是将一些土地产权（主要是所有权、使用权）不明确、不匹配的土地，通过地方协商、议会法案以及一些非法暴力手段，重新进行土地确权、功能改良和产业升级，在海外殖民贸易和工业革命前夕的社会大背景下，通过土地牟取更大的利益的一种资本运作。它并非是并非是短暂的狂飙突进，而是前后经历了大约600余年。其间政府先禁止、后放开、再推动、最后再次禁止，前后决策反差巨大。 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在一定的协商框架内进行土地交易、减少争端，以及如何消化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人口。
为何在讲求“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这样私有财产观念的英国会催生出圈地运动？而它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的？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受到了怎样的“冲击”？而为何圈地运动如此剧烈，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社会抗争？
圈地运动前史：“羊吃人”其实并不多见
1235年，即英国《大宪章》签订仅仅20年后，英伦三岛就出现了圈地行为。但从13世纪到16世纪末，农民、贵族、宗教社群占有土地的行为，始终并未对英国造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英国在遭受黑死病的侵袭之后，人口大量减少，荒地增多，幸存的人们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开发出所有的土地。有限的圈地行为只是粗略地定疆划界的一种“确认产权”的行为，此处不让人种田，自有别处可以供自由农们耕作、生产。教区一些所谓的大面积土地持有者（贵族和教堂），不仅不限制农民耕种，相反非常欢迎。此时的英国地广人稀，有人帮着打理耕地，远比让土地荒芜来得更为划算。
大量的土地则施行所谓“敞田制”，即名义上属于庄园主或教堂的私产，但是实际上佃户们可以在上耕种收割，这些土地以“平均主义”的理念进行分配，每家每户都根据土地质量，拥有一些不连续的条田。有些佃户几户组成一些分队，进行联合耕作，其农作物的种类较为一致。而在收获期到下一个播种期期间，许多所谓的私人领主林地，也允许佃户使用，可以进行放牧、拾柴火等。
而佃户们之所以愿意成为佃户，而非自立门户的自由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名义上的私产土地已经被很好的开发、适宜被耕种，佃户们自然不愿去开荒拓垦；当时很多庄园主每年收佃户的租子并不多，很多教堂甚至只是名义上收一点地租，佃户可以得到土地上的大部分收益。因为敞田制的开放性，也有大量的无主的田地也被视为“公地”，可以进行放牧和开垦。
在13到16世纪，这漫长的三、四百多年中，圈地运动其实一直就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而从1455年到1607年这大约150年间，英格兰所谓的“将人赶出原有土地”的圈地运动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24个郡。根据统计，其总圈地面积为516,676英亩，占24郡总面积的2.76%，驱逐农民也仅有5万人左右。
事实上，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农民过得非常优渥，他们不仅可以拥有相当面积的土地，甚至还有闲钱雇佣临时农工在农忙时候给自家帮忙。据记载，1405年，布莱顿庄园的两个佃农就各自蓄养了300只羊。以至于英语演进的历史上，专门有一个词“Yeoman”（富裕农户）来形容这个庞大的富有农民阶层。他们的子弟之中，很多人成为地方乡绅，甚至治安法官，进入都铎王朝时期，更多的子弟开始进军财政部、枢密院这些政府要害部门，甚至还有人出任大法官。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著名的“羊吃人”的论断靠谱么？声名显赫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5到1516年出使欧洲期间写就了名著《乌托邦》；那么既然漫长的13世纪到16世纪间，圈地运动如此“和风细雨”，那么为何莫尔会做出这种“振聋发聩”的控诉呢？
莫尔并没有蓄意欺骗读者。15世纪末期，英国瘟疫横行，农产品滞销，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形势极端恶劣，但经济的萎靡并非由圈地运动所导致。但是作为更具道德感的宗教人士，加之早期资本主义逐利的倾向与基督教教义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莫尔用宗教理念中所惯有的一些末日论和道德控诉式的言辞，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夸张。而后人在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便把一些夸张之辞，当成了事实依据，进而加剧了对“圈地运动”的糟糕印象。
圈地运动并非都是“暴力性”的横征暴敛，在很多地方，圈地还是以“协议”的方式在进行的。圈地运动中暴力事件较多的主要出在中部的米德兰地区，这里地势平阔，人口密集，圈地运动甫一兴起，便触犯了大量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暴力事件也就理所当然多了起来，而英王查理一世后来也据此对其中7个郡的圈地者罚以巨款，以示警戒。而在北部的诺森博兰和达勒姆地区，由于地处山地，人口相对没有那么稠密，多数圈地运动还是以“协议”的方式和平展开。同时，英国政府就有明确规定，若佃户占、耕公地达20亩以上，年限超过20年以上，则该佃户可享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或是原有土地被圈占后，应予以补偿相应的别的田地。
第一次圈地运动：发起者是农民自己
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北美的廉价小麦大量进口，英国土地所有者转而将目光转向了利润率更高的“经济作物”。而英国海外贸易的开展，更是在极大程度上将英国的土地制度，引向了更为高效的集约化方向。纺织业繁荣，羊毛需求量陡增，以私有制和乡俗村规界定的敞田制已经很难再对农地进行良好的管理，作物种类的单一使得生产率、利益逐渐下降，佃户小分队的耕种积极性也在下降。农户们自己也开始协商重新划分土地，将敞田制下的小条田转化为更为集聚的大土地。
据记载，很多土地被圈后改造为牧场的效益，一亩相当于原来敞田制下的三亩耕地，看到农地集聚后日益提高的效率、合理的管理以及，产量的提高，领主们也开始进行圈地，许多个人佃户被赶出土地。而大牧场对雇工数量的需求要远远小于小麦种植，一些农户面临失业的危险。
不过第一次圈地运动无论是规模，还是剧烈程度，都非常有限。有英国学者指出，领主们及其投资顾问对于是否圈地显得非常犹豫，往往花费数十年，才完成对一个已经荒废的土地的圈地工作。其主要原因，一是虽从大的历史脉络上来看，纺织业和海外贸易的兴起促成了第一次圈地运动，但16世纪中晚期，因为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英国的民族工业——纺织业——的出口锐减，失业人口增多，许多领主并不敢贸然扩大牧场、生产。第二，也是基督教在16世纪左右，其主要理念仍旧根深蒂固，许多领主在“逐利”和“逐农”上，有着很强的道德关怀。就算最终要请农户走人，许多领主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和补偿，在当时的道德、舆论的影响下，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圈地。这一情况直到17世纪，英国议会正式立法肯定圈地运动（1688年），圈地的“利益”已经逐渐被全社会接纳，对佃农的“让步”、“补偿”也随之日益微薄。
总体来说，第一次圈地运动以“农业革命”为己任，从根本上，它并没有改变英国农业国的基本面貌，但是却借“海外贸易”的东风，重新对土地做了制度性和功能性的安排。从发起者上来看，开始最为热心的圈地者，并非贵族和大领主，而是一些积极性比较高，并且已经有一定土地和资产的自由农户或是佃农，随后才渐渐发展到上层阶级之中。而从圈地的规模和方式上来看，因为受贸易波动和宗教道德的影响，总共只有不到22%的公用地被圈，大部分的圈地是在协议的框架下完成，农户和领主双方各有让步。而在英国中部少数地方的圈地，则引起了暴动和起义，但是随后英王也对圈地者进行了惩处。而因第一次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人数有限，大部分仍被乡村小镇对劳动力需求所消化，大部分成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
19世纪英国棉花工厂林立。
第二次圈地运动：规模空前，政府主导
而进入18世纪之后的“第二次圈地运动”，其动机、形态和发起者就大不相同了。首先，这次的圈地运动是有国会作为后盾进行大力支持的。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使得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面貌的英国领主、贵族和有产者们大为垂涎。这一时期的土地运作大体由议会进行确权和推动。一开始，第二次圈地运动一般通过私法程序展开，期间大部分的圈地行为更为符合大地主的意愿，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进入19世纪后，国会通过一般性圈地法案，圈地的程序变得更为公正和合理。负责圈地事务的委员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只有被认定为“诚实、公正、小心、仔细”的专业人员，才被长期任命为具有极大发言权的圈地委员；圈地委员本身不得拥有所负责区域内的土地，并且只有在圈地的决定执行5年后，委员个人才可以介入到这片土地的买卖中。
与稍带血腥色彩的第一次圈地运动不同，第二次圈地运动因为有议会的立法、协议过程和一整套圈地程序而变得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但是第二次圈地运动的规模却盛况空前，到19世纪圈地运动进入尾声的时候，英国基本已经不存在无主荒地。而这么浩大的规模也带来了更多的失业人口。而如何消化这些失业人口，消除失业人口所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就成了英国第二次圈地运动成败的关键。
必须承认，圈地运动带来的失业农民，并没有直接成为工业革命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来源。相反，英国政府颁布了对失业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民的《济贫法》和限制农民自由流动的《定居法》，这些法案在短期内导致了农民不能自由的、直接地进入城市，从而转变为手工业者或是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工人。直到1825年全英铁路网建成，城际间、地域间交通便利，加之城市工业对工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就连女工和儿童逐渐被接纳为劳动力之后，圈地运动中的失业农民才渐渐有了主动的意愿去城市就业，成为工业革命浪潮中的一员。
英国圈地运动前后，英国的农民经历了一个极端分化的过程。一方面，富裕的佃农（Yeoman）渐渐成为地方士绅，参与圈地运动，并借此渐渐跻身小资产者乃至上流社会。另一方面，较为贫穷的公簿持有农、租地持有农和农业雇农，有些勉强得到土地进行耕种，躲过一劫，更多的则是还继续投入到圈地运动后的农牧场作业当中。其余雇农中，有部分成为当地的手工业者，还有部分进行了海外移民，去了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最后的一部分则冲着相对较高的薪水，进入了城市，成为了城市的手工业者或是工人。
现实中的“圈地运动”不乏丑恶与肮脏，但如果系统全面回顾圈地运动在高峰时期的历史细节的话，就会发现单方面指责“地主”、“贵族”、“工业革命”和“资本”是有失偏颇的。无论是第二次圈地运动，还是更早的敞田制变革和第一次圈地运动，这些都不是狂飙激进式的社会剧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经济的起伏，不断整合、调节、顺势而为的活动。漫长的变革过程，使得英国有能力去慢慢消化那些失业的人口。
在历史上，大部分英国农民，并没有被羊“吃掉”，他们有些通过自身的奋斗实实在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些则进入城市当工人、吃体力饭、试着做生意，有的远赴北美或是印度淘金，有的则通过奋起和搏杀在政界开始谋得一席之地。那些坐以待毙、傻等着被地主逐出田地的实在不是多数，即使在这些人中，他们也通过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公共政治的或是私下协商的、坚守乡村或是顺势移民等手段，积极地寻求谋生之道。
（作者高远致为自由撰稿人，对法律社会学与历史感兴趣。）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