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辉:五毛,我是你的姐姐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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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五毛。坐下,我给你讲一个二毛的故事。”
“哦,不。不是要你给我二毛。”
“不。也不是我要付给你二毛。”
“二毛不是钱。她是一个人。是你的姐姐。”

一、我与阿无

1)1983年。秋天。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是1983年。大概是9月初的样子,一个人站在我家院子的大门口,叫着:“老汪,老汪……老汪家里有人么?”
我没有回答,直接站在了屋门口。阳光或许将我的脸照得很亮。这使轮廓的识别度很高,她不用进院子就能分辨出我就是她要找的人。我站在阳光的下面,而她站在大门的瓦檐下面。明处、暗处。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反差是那么地强烈,所以我根本就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听着那充满活力的声音我就可以猜出她是小刘阿姨,我们工厂的医生——2005年,一次我与父亲的电话通话中,父亲说:“小刘阿姨前些天死了。”听了后,我只是“噢!”了一声,并没有显示出惊奇。父亲接着说:“你不知道,两年前她花了15万换了一个肾。高高兴兴地从医院回来,指着自己的腰说:新的,年轻人的。至少还可以多活20年。”我“哦……?”了一声,多少显示出了一点好奇。父亲的积极性迅速被调动起来了。又说:“听说,那个肾脏是从一个死刑犯身上取出来的。枪还没有响,肚子就给划开,将里的肾脏取出来。是为了保证在放进保温箱时,血还是流动着的。对了,听说还不能打麻药。因为麻药会伤害肾脏。”“那得有多痛呀!”父亲似乎意识到了一种残酷性,沉默了一下说:“医生与解放军配合得很好,几乎是同时,枪就响了。死刑犯不会感觉到疼的。”还没等我回话,他又说:“疼了也活该,谁让他做了要被枪毙的坏事!”——小刘阿姨隔着空荡荡的院子对我喊:“小汪,你们老师叫我来告诉你14号回学校补考。”
这个信息对于我显然很重要。我要确定一下:
“9月14日?”
“是。914。”说着她就转身走了。在走出瓦檐的阴影进入阳光里的一瞬,我看见了她好看的身影在白色的背景中跳跃出来,珍珠般的光彩、好看。
914——就要死。这真不是一个好日子。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2)考场。刑场。
9月14日,天不亮我就被我母亲叫醒了:“建辉,起床了。今天要回学校考试。”
母亲专门为我煮了两个鸡蛋。剥好蛋壳放到我的面前。我说:“我不吃。我不想考0分。”母亲早就料到了,她揭开锅盖,从锅里拿出一根油条,往鸡蛋边上一竖说:“这不,变成100分了?”

从家里到学校有6公里路。在天刚亮起来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去的时候上坡多,大概要40分钟——就像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一样——回来的时候下坡多,只要半个小时。在一个大坡上,我使劲地踩着脚踏板,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就踩不动了。于是下车,向上推着自行车。一边推一边想着:回来时就好了,一顺溜,就往下面冲。

在将自行车推到坡顶时,我看到了刚升起来的圆圆的太阳——是我升起来了?还是太阳升起来了?
亮,但不刺眼。红,却不火热。
天就这样,完全亮了。

上了这个大坡,后面的坡就不叫坡了。不用下来推车,直接就可以骑到学校。一些小坡——咬着牙,瞪着眼,蹬着腿——吭哧、吭哧、吭哧地就骑上去了。汗水随之流了出来,浸湿了后背。

40分钟之后,到了王台中学。上了一个三十余级的台阶,就进了学校大门。今天是周末,学校里很静。一棵生长在厕所旁边的梧桐树早早地就黄了叶子。本来以为它占了一个好的口岸,离肥料最近。会长得肥肥胖胖、高高大大的。没想到却因营养太多而迅速老去。
在离树的不远处,我最要好的同学阿无站在梧桐树稀疏的树叶投下的松散的阴影里等着我。因此他的身上闪着光亮。
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过他了。我对他笑了笑。然后我们就并肩穿过操场,上了二楼。在楼梯上阿无对我说:“今天上午要开一个公审大会。开完后,要枪毙几个死刑犯。”
“枪毙人?在哪里?”
“是的。不知道在哪里枪毙。等开完公审大会后,我们骑自行车去追汽车。也许能追得上。”
说着我们就进了教室。里面空空的。还没有人。我问:“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要补考?”
竟然没有人陪伴我!我在班上是垫底的?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一会,班主任老师就来了。将考卷发给我,对阿无说:“你出去,让他自己考。”说着锁上教室门,老师就走了。
大约十分钟,我就把会做的题都做完了。剩下都是不会的。怎么办?这样把考卷交上去也不及格呀。高中还是毕业不了。
我正焦急。这时阿无从窗子探进头来问:“老辉子,做的怎么样了?”
“怎么做呀!”我抱怨着:“补考,老师还是出这么难的题。”
“快点。再晚,公审大会就看不到开始了。”
我将卷子拿到阿无眼前问:“这题怎么做?”他比手划脚地说了一阵。我就是听不懂。他一急,就翻进窗子,坐下来帮我考试。
我站在旁边说:“不用全都做完。只要60分,及格了就行。”
他做了二十多分钟卷子,停下来算了一下分。说:“好。有70多分了。快点把卷子交了,晚了就看不到开头了。”我们翻窗子出来,到班主任老师家,将考卷交给他。而后骑着自行车急急地向公审大会的会场上去了。

快到会场时,我看到围观人群的目光还没有朝向一个地方。那些目光没有纪律地胡乱交错着。如果它们有颜色都能被看见的话,会像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我放慢了骑行的速度,对阿无说:“别急,大会还没有开始。”
果然,挤进人群之后,看到昨天刚搭起来的台子上还空空的。于是我们就左看一眼右看三眼、前望两眼后望四眼,想找找看有没有熟人。找是找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但是也没有用,人太挤,要想挤过去与之汇合,还真不容易。
放弃了吧!我们停止了东张西望。无聊的等待。

没有过多久,人群燥动了起来。声音混乱,但目光却一致。人们的目光朝向一个地方。那个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音。等声音停止时,看台上出现了两排人:一排武警、一排犯人。武警在后面、犯人在前面。武警脸上蒙着口罩、犯人背后插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犯下的罪行。
阿无小声地对我说:“武警脸上戴着口罩,是害怕他们的同伙认出他们来报复他们……”
我没有听清阿无后面说了些什么,因为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犯人。她站在一排高大的男人中间——纤纤弱弱——因凹下去一截而显得“突出”。或者……淫者见淫地让人联想到女性的性征。联想到这,我的下面奇怪的“凸”了起来,像是想要弥补那个“凹”。互补。方正。“世界就是因此平衡着!”这样想着,我就原谅自己的本能。

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秋日早晨的太阳下被阳光温暖得让看着的人身上燥热着——而后由外而内——内心燥动。怎么个漂亮法?那时我还不太懂女人,就是觉得她死了会让人感到可惜。心中生出一种爱怜。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为了体现“立即”,押送犯人的汽车一直没有熄火。宣判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他们就被左右两个武警提着迅速丢到车上。

阿无拉了我一下,就挤出正在散开而更加混乱的人群。人群分为两种,一种慢慢悠悠的像是无所事事的样子。另一种则完全相反,他们疯狂地奔向停放在路边的自行车。骑上车就迅速地朝着汽车开去的方向追着。
像是一场自行车比赛发令枪刚刚响起。公路上挤满了左右晃动着身子,双脚不停转着圈子的蹬自行车的人。
我与阿无就夹在人流中间。
其实除了人头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骑在最前头人的可以看到什么?我不知道。大概骑了有两公里,车流疏松了下来。同时也不断地可以看到有人将自行车紧紧地靠在路边逆向而来。有熟悉的人大声问:“看到了么?”
“早没影子了……别追了……”但由于双方的速度都太快,所以回答的人说了些什么?问的人完全没有听到,他依旧向前追着。

正追着,一辆军用救护车拉着警报“呜哇、呜哇、呜哇……”地逆向驶来。它匆匆地、坚定地、向着自行车流冲过来,像是载着一个什么使命。看着它坚定的样子,作为弱势的人,纷纷为他让开了一条道路。否则救命的车将变为杀人的车。它的使命将会戏剧性的反转。
好在人们都是怕死的。也是识时务的。

从客观上来看,这辆倒行逆驶的救护车,阻止了猛骑自行人的速度。从客观上来分析,自行车速减慢,使得空气中多了一分冷清寂静。以至更远更尖利更细致的声音得以切入进来——人们听见了“呯、呯、呯、呯”地几声枪响。

“妈的。还是没有追上。”人们停了下来。我望了阿无一眼,他也望着我。我问:“回去?”他看了一下周围,绝大多数人都转身回去了。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停了几秒之后,又蹬着车向枪响的地方追去。
“再追。”说完阿无就向枪响的方向骑去。
我跟着他,再向前大概骑了六分钟,一个大弯拐过去,出现了一条叉路。这条叉路阴阴的,像是要通向暗黑狭窄之地。我指了一下,说:“朝这条路走?”
越向里面,越是阴森。我感到背上一阵一阵的发凉,放慢速度,说:“算了吧。”阿无没有回答,继续向前骑。没有多远,他停住了。指着路边一片有一个篮球场大的沙石场说:“你看。”我顺着他指的地方看过去,看见了几滩血迹。血还没有干,湿湿的。似乎还可以流动。

“操!”阿无说:“老辉子,你看。他们是在这里被枪毙的。”
我低着头说:“人身上的血没有好多嘛。就只有这么一点?”
“或许……这是一块碎石地。血都渗到地下了。”阿无犹豫地说。我们同时都低着头,但是很快就被一阵阵向上涌起的血腥味冲得将头抬了起来,并扭向了另外一个地方。

3)文章。小道消息。
看杀人时我不到18岁。20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1983年死囚阿钟在号子里吃完了最后一顿早饭(一般的死囚在将要行刑前几天都会被调到小号里关押,避免他的情绪会影响到。但是1983年,监狱里面关押的人太多了,再加上被批准枪毙的人也多得排成了长队,根本就腾不出小号来)。天还没有亮,武警就叫喊着:“起床了、起床了、都起床了……”接着放风场的大门一扇一扇地被打开了。
有经验的人悄悄说:“今天要枪毙人。”
果然,铁门打开时,管教送进来了一碗煎蛋面:“阿钟,把这碗面吃了。”看到这碗面,阿钟明白自己的生命走到头了。虽然之前一直在作着心理准备,但是一旦面临了,心还是咯噔地一下就掉到了地下。
闻到煎蛋面散发出来的香味,却一点也没有胃口。他端着碗呆站着。旁边的犯人围在他的身边,眼巴巴地盯着这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面。管教说:“都让开来。你们也想吃了去死呀?”可以断定监狱里奉行的是唯物主义——这碗面是给将死的人吃的,但吃了这碗面的人却并不一定会死。他们没有退下去,而是用一种朋友般的目光盯着阿钟,似乎都在表演着一个主题:我们才是最要好的哥们,你看着办吧!

阿钟没有吃这碗面。他将面往地下一放,问到:“酒呢?”
“嘿,你还挺明白。想喝酒,你的胆量都去哪儿啦?”
将死的人也是有尊严的,阿钟闭嘴不说话了。他不知道就在几十公里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2野战医院的病床上正躺着一位钟姓副司令员。他患的是肾功能衰竭,急需肾移植。为了保险,必须从活体上取肾。医生还特别强调,被取肾的人之前要保证身体健康。
军队医生通过高级首长转告行刑的一位营长:取肾之前,犯人不能断气,不能打麻药,不能喝酒。
到了刑场,救护车早就等在那里。武警将阿钟从大卡车上直接拖到救护车上,将他固定到一张特制的铁床上。军医只是简单地用酒精在他的肚子上消了一下毒,一刀就划开了他右侧的腰部。第二刀肾已经离开了阿钟的身体,装进了一个恒温箱里。
阿钟想喊,但嘴巴被棉纱死死地堵住了。想要扭动身体,身子也被紧紧地固定着。但他的脸部却能极度地扭曲,比魔鬼还要吓人。
没有人知道,枪响时打的是活人还是死人——主要是因为可以知道的人并没有想去了解这些。他们的任务只是将一个活人变为死人。至于“如何变为死人?”上级并没有想要知道的意思。同中国的大环境一样,这是一个只要结果,而不需要过程的时代。

小道消息一:
这一次行刑之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传说:“南平市的流氓头子在枪毙时一共打了五枪才被打死。”
据说他身上流着与他的父亲一样的血。他的父亲在“解放前”是闽北山区一个著名的土匪头子,后来被共产党收编了,在闽北的大山里专干杀人越货的坏事,为共产党筹集革命资金。
我说:共产党确实神奇,他们怎么能说服一个野蛮人加入他们的组织,与他们一起干革命。

“一定是给土匪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共党的口才太好了。”
“是呀。许诺谁不会。”
“我就不会。一说假话,我的脸就会红。脸一红,别人就不相信了。”

阿无说:当时的土匪可狠——我父亲有七个兄弟。其中有五个都被土匪绑票做了人质。要交三百块大洋才能赎回。前两个人是赎回来了。后面的三个人,实在是没有钱交赎金,于是便被土匪撕票了。撕票后将人头装在竹篓里,丢到我家的门口,再附上一个纸条,让我们到10里外的深山里去背身体回来。为了保留全尸,家里人只有冒险去山里背。运气不好的话,去背的人又会抓为人质。我有两个叔叔就是这样又被抓去了。

“这是送货上门呀!”
“是啊。不去又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兄弟。那时人们迷信。说如果下葬时不是全尸,就永远不能投胎。”
“土匪是坏。不仅手毒、而且心狠。”

“解放后”共党果然没有食言,难得的守了信用。土匪头子分到了一块饼——当上了独立二师的一个副师长,一直驻扎在茫荡山脉的一个深黑的山谷中。
副师长的儿子当然不可能与父亲一起待在大山里,他与母亲住在南平市里。“慈母败儿”。于是,儿子自然而然地走在了流氓的金光大道上。并终于,变成了流氓。

据说,武警在开枪之前,刚拉响枪栓。流氓头子,便回过头来,直直地望着戴着大大口罩的军人说:“瞄准一点,朝这里打。十八年后,我钟鸣放又是一条好汉。”说着用脑门重重地点了点枪口。将额头都磕出了包。
武警的手颤抖了一下。他又说:“胆小鬼。以前我爹杀人都用刀砍,一刀下去,脑袋像皮球一样滚出老远……刀子快的话,头上的嘴巴还能发出‘吱、吱、吱’的声音。”这时开枪武警整个人都开始抖了起来。流氓头子说:“别抖了。开枪吧。”
武警“呯”地开了一枪。流氓头子身子震了一下,后背破了一个洞。他回过头来对开枪的人说:“笨蛋,心脏在左边。”
“呯”枪声又响了。
“我操你妈。心脏怎么会长在腰上?”
“呯”。
“干。这是肩膀。”
开枪的武警吓的尿都流出来了,裤子湿了一大片。最后,还是营长用手枪抵着他的脑门开了两枪,才将他打死的。

小道消息二:
那个女流氓没有被枪毙,是被拉去陪斩的。她的名字叫素芬,是南平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在纺织厂的旁边有一个军营,军营是一个排的建制,里面住的多是军官的家属。
军营里男人多。纺织厂里女人多。
好像是有意让它们互补,它们距离不远。走路大概二十分钟便到。本来军营与纺织厂因“男女有别”的古训,是井水不犯河水。虽互闻鸡叫声,却一直不相互往来。直到军营里的那一批小屁孩长大了,军营的桎梏便被冲破了。他们成天到纺织厂里晃悠,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吹口号、尖叫。

一开始纺织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人站了出来,想要阻止外人入侵。于是战争开始了。第一架,纺织厂的男性工人赢了,将大院子弟打了出去;第二架,军营里的红二代叫来了当兵的军人,整整几大卡车穿绿军装,却少了领章、帽徽,的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一下子就将工人打趴下了,从此再也硬不起来了。
美女爱英雄。英雄能打架。纺织厂的女工就这样被这群大院子弟征服了。
一起玩儿、一起跳舞。军爱民来、民拥军,真正体现了军民鱼水之情。

在军营的附近,有一个因裁军百万而闲置下来的军用仓库。不能让它浪费了。于是红二代们和纺织女工们便将这里作为了活动的场所。
唱歌、跳舞。青春的热情与夏天的火热相互作用——火。热。高烧。身体像是要燃烧起来一般。每当这时阿钟便会去买来一堆冰棍,压压身体里的火。真爽!吃着冰棍的素芬此时便会觉得冰棍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而此时自己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唱着、跳着……
跳啊、唱啊……
有人很老练的下着结论:跳舞?你信不信,跳着、跳着……就会往“那”方面发展!说着眼睛里飘出了浓浓的暧昧,从“那”眼神里,人们仿佛看到一个个光溜溜的男女身体,从形而下的现实中,上升到了形而上的意识之中,并涨满本来就空空荡荡的大脑。是男?是女?这就是各取所需了。
于是在人们的眼睛里,这群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流氓团伙。流氓就流氓吧!“我是流氓,我怕谁?”从这句名言里我们看到了老百姓对流氓的无奈——只要官家不动手。
在一个热气逼人的日子,当时的中共头子(总设计师)邓小平喊叫了一声:“抓流氓呀”。于是,为了“抓流氓”而抓流氓——没有流氓就创造流氓——于是全国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流氓。

小道消息三:
邓小平为什么要叫喊“抓流氓”呢?
据说1983年8月中旬,赵紫阳的女儿、女婿(其女婿是杨得志上将的侄子)来河南南阳游玩,在游览了诸葛庐返回途中,遭几名地头蛇纠缠要赵女去跳舞。被拒绝后几个地痞动手打人,但是全部被赵女婿打趴下了。几个地痞不甘心,叫来了南阳市公安局长的儿子,反说其闹事,便用电警棍打击赵女婿头部,使其当场毙命。随后赵紫阳的女儿将证件亮给前来出警的公安,说:我丈夫是中央军委上将杨得志的侄子。几个地痞听后,一哄而逃。
听了此事后,杨得志大怒说:“杨得志呀!杨得志!如果我不杀了这些流氓何以叫‘得志’?”一周后,八三年严打的大抓捕行动展开了。
结果,南阳市公安局长畏罪自杀,参与打人者全部被枪毙。

还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的儿子,在武汉住馆宾时被一群流氓殴打。坐在轮椅上的他被连续搧了十几个耳光,最后还被从十几级的楼梯上推下来。本来就残疾的他雪上加霜——又掉了两颗门牙。邓小平大怒,问当时的公安部长:“流氓难道什么也不怕?”公安部长说:“不。他们不仅怕死,还怕没有户口”。
“好,那就杀一批。杀不完的,全部注销户口,丢到大西北的沙漠里去。让他们自生自灭”。

以上都是与高官有关的。另外还有一种与官员的没有直接关系的传说:
1983年春天,内蒙古有十几个小青年,在酒后血洗了一个叫红旗农场的农场。一口气杀光了农场里24个男男女女。其中最小的年仅四岁、最大的76岁。这个传说后面还赠送了一个价值判断:这些个小伙没有文化,没有选对地名。血洗了“红旗农场”,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反红旗”么?事情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任何问题都要被放大1000倍。况且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一座座大山腾空飞了起来……接着就是“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4)男女。审美。
在看了杀人回来的路上,我与阿无谁都不说话。一直到快要分开了,我说:那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杀了真是可惜了。
他说:别想那么多。不死也轮不到我们。美女只爱两种东西——权和钱。
我说:流氓就没有权。
他说:流氓想干什么就去干,不用怕这怕那。这也是一种权啊!
听阿无这样一说,我一想,这有道理呀。
“他是流氓,他怕谁?”我想起了在读中学时,每次在街上看到流氓总是要绕着走。而流氓呢走路从来就不看路,头仰成45度,目空一切。仿佛地上的问题都解决掉了,现在剩下的难题只在天空之上了。

二、素芬

1)审美。分类。
用情色的眼光来看,属于普通人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穿了衣服看好看而脱了衣服则不好看,另一种是脱了衣服好看而穿了衣服却不好看。
当然,还有第三种女人:穿了衣服好看脱了衣服也好看。
当然,还有第四种女人:穿了衣服不好看脱了衣服也不好看。
第三种女人属于有权有钱的人。
第四种女人则是属于低层的人。

人的等级由对女性的审美而产生。由此,有人设想——“消灭了女人的美丑便消灭了阶级”。如何能让女人都成为同一类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消灭审美,让所有的人都放弃思考;二、整顿容颜,让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一个模样。

2)女犯。监狱长。
陪斩的女人姓蒋名素芬。父母给她取名字时显然经过一番斗争。可以看出素芬出生那年,审美出现了模糊的冲突:想要“芬”芳迷人,担又当心过头了变成狐狸精,于是便用“素”来调和一下。两个矛盾体混合着,化成两个字:中庸。

自从陪了斩之后,素芬小便失禁了。
这是病。
只是在这么一个神奇的国度什么可能都有——坏事变成好事;好事变为坏事。
坏事——裤子常湿。
好事——水多润滑。

素芬被判了20年刑。在转到监狱之后,她写了一个申诉。申诉判重了。她在申诉中说:“向小平总设计师保证,我绝对不是女流氓,将我判为女流氓是天大的冤案,因为我还是一个处女。”
要证明素芬不是女流氓很简单,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她的处女膜是否是完整的。
但是1983年严打错抓的人太多了,申诉材料堆得像高山。事情总要一件一件地办。即是一件一件地办事,就要一个一个地排队。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再下一个……”
……
总是没有叫到素芬。

就在素芬的申诉信在排着队时,她被监狱长看上了。监狱长在广播里通知到:“犯人素芬、犯人素芬,快点到监狱长的办公室去一趟。犯人素芬、犯人素芬,快点到监狱长的办公室去一趟……”
“终于轮到我了!”素芬兴奋地奔跑到了监狱长办公室,看到了长得一脸正气的领导干部。看到这张国字脸,素芬就更放心了。他绝对不会将她往邪路上带。
“听说你犯的是流氓罪?”
“报告教官,我是被冤枉的……人家还是一个处女呢。”
后面的半句话还没有说出来,她上面横着的嘴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堵住了。接下来,她下面竖着的“嘴”又被一根肉棒棒堵住了。
一下、二下、三下、四下……到了二十四下,监狱长将东西拿出来,看到了上面沾着湿红的血。看到弄脏了心爱的武器,他有些不高兴:“身子不干净,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没有不干净。”
“没有?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他指着武器上的血痕。
“人家、人家……这是第一次嘛。”
“你……还是处女……”监狱长迟疑了一下说:“你当女流氓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没有干什么呀!也就是弹弹吉它、跳跳舞。”
“好吧。没事了,你回去吧。”他没有送她。甚至连目送也没有。他低着头若有所思的静默着,直到她的脚步声走到了门口时才说:“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声音从地面上传来,像是黑土地里刚生长出来的一株禾苗……
听到这句子话,素芬有些感动。她停下了脚步,将正伸出准备开门的手停在空中。监狱长继续说:“听说……你最喜欢吃冰棒?”
“是……干部。”
“我身上有一根,是热的。想吃,随时都可以……”他走到了她的身边,一边掏着裤子口袋一边说:“冷的嘛!这两毛钱你拿着,自己去买吧。” 说着他将手中拿着两毛钱递了过去。
她从他的手上接过两毛钱,开门出去了。

素芬用两毛钱去监狱的服务部买了一根冰棍。慢慢、慢慢,地吸着——冷、甜、滑、润——浑身轻轻地颤了一下,然后紧张的肌肉松弛了下来。她想尽量延长这种感受,将舌头伸出来,用舌尖尽可能少的接触到那凉凉的凝着的水汽。乳白色的物体。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啊。像是时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用。可是它又不是时间,因为时间是匀速地逝去的。而手中的这个物体,则会在嘴巴的温暖或者大面积地接触下因水分子迅速流失而变软、变小。
素芬吃冰棒的样子让有想象力的人联想起了另外的一些事情。“人类失去了联想也就失去了趣味”。
是的。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由此可以看到素芬的未来。你信不信?她将以此为生。”
另一个人肯定着说:“她是一个天才。哦,不,不是那种天才。是‘天生我才’的才。”
“‘天生我才’是什么才?”
“就是随便什么才的才。还没听明白?是就同样一种事情,可以做的比别人好的那种。”
“那是天材,不是天才。”说着用手指着身边的一棵生长得还算是不错的树。
至此,这两个人的观点统一成了一个。

3)压舌片。清白。
这次之后,还没有到一个月,法院来了两个办案人员,带素芬去医院查检身体。他们直接就进了妇科。医生对她说:“脱裤子。”
“就是因为脱裤子,我才成了现在的女流氓。”
“脱了可以变成为女流氓;也可以从女流氓变回清白之身。”
素芬就脱了。妇科医生用一根用来压舌头的木头片片,在她的下体拨弄了一阵子之后给出了结论:“她确实是一个女流氓。”
带她一起来的两个法警,脸色马上一沉。对素芬说:“政府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句话简直、实在、确实……太正确了。”说完将素芬一铐,不容分辩,再次将她丢回了监狱。

——很明显地,素芬没能用自己的身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最不开心的是:因为两毛钱,自己失去了清白。“钱啊!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这首歌从此成了她在KTV里必点的歌曲,成了陪伴她一生的旋律。

3)毛二。二毛。
接下来,素芬肚子大了起来。一开始她对别人解释说:“营养不好,身体变浮肿了。”
再后来,瞒不往了。她必需要跟监狱方交待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深夜。监狱长紧拧着眉毛,在宽大的办公室走来走去——从两根眉毛连成了一个长长的“一”字来看,这个人似乎走在了一根独木桥上——边走边说着:“太不小心了、太不小心了、太不小心了……”如果你这时看着素芬,就会认为这句话说的她;如果你这时看的是监狱长,就会认定这句话说的是他。
走着走着。监狱长猛地停了下来。他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你就说是毛二干的。”
“毛二?为什么要说是他干的?”
“因为他活不过明天。”
“为什么他活不过明天?”
“你的问题太多了。我叫他什么时候死,还不是一句话。”

果然,第二天毛二在喝凉水的时候被噎死了。
“喝水噎死”。这是流传在监狱里的说法。对上级部门,监狱方是这样说的:“毛二,诱奸了素芬。因为事情败露而畏罪自杀。”
合情。合理。
毛二在这个故事里,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不久后,素芬生了一个女儿。长得像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监狱长松下了最后一口气。他说:“这是你的孩子,你给她取个名字吧。”
“就叫她二毛吧!二毛=冰棒,是甜的!以后叫着名字都觉得甜呢!”——仿佛是占了便宜一般——于是素芬每次叫二毛,嘴巴里都觉得像是正含着一根冰棍。

3)招待所。服务业。
“二毛、二毛……快给405客房的叔叔送一瓶开水去。”
素芬喊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6年以后了。从这句话可以猜测她此时应该是在某个宾馆当服务员。
这一年6月将尽的一天,监狱里一口气就关进来三个大学生。从北京来提审大学生的检察官就住在监狱旁边的招待所里。
看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检察官皱着眉头说:“怎么来了一个小的?干!我可不是禽兽。去,叫你妈妈来。”

素芬来了之后解释说:“我以为北京来的同志,思想觉悟……更高些……”“干。你是不是骂我不是人?”“哪里……是人。是人。”“那我们就来做一做人做的事。”完事之后,北京来的检察官像往常那样斜靠在枕头上,点起了一根“日后烟”说:“素芬,素芬……朴实。我就喜欢你这个名字。”
“俗。”素芬只说了一个字。
“俗,不怕。怕就怕叫不响。我们北京有两个素芬可有名了。”
“她们也叫……素芬?”素芬想不通,都是一样的名字,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
“对。她们一个二个都成模范板样了。”
在烟将要吸完的时候,北京来的检察官转了一个话题:“说说看,监狱长第一次干你的时候,给你多少钱?你可别不承认啊!不好这两口,当官还有啥意思呀?”
“二毛。”
“为什么是二毛?”
“那时二毛钱可以买一根冰棍。”
“现在冰棍好多钱一根?”
“你们当官的真是不知柴米油盐贵。”素芬叹道:“涨价了。五毛。”
“好——我也给你买一根冰棍。五毛。”北京来办案的检察官果断地将烟蒂按在烟灰缸里:“成交!”

这一次,素芬中标了。怀上了孩子。10月怀胎之后,孩子出生了。“叫个什么名字呢?”监狱长显得有些心烦。素芬回答:“很好办,就延续二毛的名字,叫五毛吧。”

4)承包。五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理想被枪弹击碎。希望破灭了之后,人们由一个极端迈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四处弥漫着孔方兄的味道。一些国有或集体企业开始承包给个人。关押素芬的监狱也将其下属的一个招待所承包给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男人;准确点是一个年近中年的男人;再准确点是一个偏肥胖的年近中年的男人;再再准确点就是改造素芬的这个监狱的监狱长老婆的弟弟。
招待所承包给私人后,承包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里挑选了几个长相漂亮的女犯人到招待所工作。

刚当上老板的小舅子对姐夫说:“姐夫,现在做服务行业。不做‘那个’根本就赚不到钱。你调几个女的给我吧!”
“你要女的作哪个?”
“做‘那个’呀!你又不是不晓得。”
“我晓得啥子呀?”
“你每次出差,住宾馆都要干的呀!”
“需要什么人,你自己去社会上招呀!总是找我干什么?”
“姐夫,找你要人可以不用付工钱……”小舅子对姐夫压低声音对说:“进账就是纯利润。姐夫,你想想看,客人们爽了。我们可比客人还要爽呢。”
“女犯人跑了怎么办?”
“放心吧,姐夫!我对她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关在屋里,出工有人带着,收工有人领着。前后门再找两个小兄弟看着,比监狱还安全呢。”

于是,素芬被转到招待所。算是进入了服务行业,也算是获得了更大的一点自由。这应验了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由此有学者写了一篇论文证明:李白不是诗人,其实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预言家。
因为素芬被监狱长用过。所以一般地不用她干“那”事。只是负责安排其他女犯人的工作。除非有比监狱长更大的官来了,才可以“用”得到她。北京来的检察官比监狱长大,所以素芬被“用”了。监狱长不敢、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高兴。
就是因为这个“用”字。五毛悲剧性地来到了这个悲惨的世界里。细心的监狱长发现素芬二三个月都没有来月经了。他问:“素芬,你是不是中招了?”他这一问才提醒了她。她回答到:“是呀!我都忘了这事。”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怪不了我呀。我说要戴套子,可是他偏不戴。而我又不敢得罪他。”
“妈的。你以为被一个比我大的官干了,就可以对说大声说话了?操你妈个逼。”说着监狱长操起电警棍,就住素芬的肚子上捅。一阵“啪啪啪、啪啪啪……”的电击声音响起来,素芬惨叫了一声,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电击,把肚子里的孩子打坏了。
8个月之后,五毛出生了。素芬用手在他的眼前晃了一晃,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而后又在他耳朵两边轻轻拍了几下掌,他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这个孩子是聋哑的?她担心地向护士问到:“这孩子……是不是耳朵和眼睛有问题?”
护士看了一下五毛说:“你看,快看、快看,他眼睛动了。”
果然,五毛的眼睛照着素芬刚才手摆动的方向与节奏转动了几下;之后头也向素芬拍掌的方向转动了两下。于是护士总结到:“这孩子不瞎也不聋,只是反应比常人慢了好几拍。”

三、二毛与阿无

1)上学。家长会。
二毛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带回来了一张纸条。她将纸条拿给了妈妈说:“妈妈,老师说明天下午四点要家长去学校开家长会。”

开完家长会,素芬对监狱长说:“老师说二毛的成绩跟不上。拖了她的后腿。”
“二毛成绩不好,跟她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社会就像是一张网,那是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具体点。”
“学生成绩不好,就要扣老师的奖金。”
“她娘的。看来每个单位都是一样的啊。我以为只有监狱才这样干。”说着监狱长叹了一口气:“犯人是被关在牢里的,他们没有自由。没想到我这个管犯人的也成了囚犯了。”
“老师说……”说到这里,素芬压低了声音:“……老师说……如果成绩不好,长大了以后……”
“长大以后怎么了?”
“长大以后只能做下贱的事。”素芬有意将“下贱”这两个字的语音加重。于是这两个字像是石头一样落在了地上,发出了脆嘣脆嘣的声响。
明显地这两个字砸到了站在对面的这个人。监狱长不说话了。素芬看到他沉默的样子,知道他现在是最容易说话的,于是说:“老师说家庭教育也很重要,要家长在家里也抓一下孩子的学习。监狱里不是刚关进来几个闹事的大学生什么?找一个过来帮二毛补补课。”
“好吧。明天我去跟刘队长打声招呼,让他把四大队的那个反革命调过来。给二毛好好补补课。”

2)阿无。家教。
来给二毛补课的大学生叫阿无。他第一眼看到素芬时吃了一惊。只是长期的监狱生活让他学会了面无表情,所以素芬并没有感觉到眼前这个大学生发生的微妙变化。

阿无清楚地记得这个漂亮的女流氓。被绳索五花大绑,却恰好完整地体现了她成熟的乳房;被两个武警押得深弯着腰,却隐隐露出了一道战壕一般的隐蔽且安全乳沟——在战场上,那是代表着可以暂时“停下来”就像是“到家了”一样的感觉。从此他再也无法忘记这个“女流氓”。就是这个女人让他觉得男流氓都幸福的像是绿叶一样——整个生命都是围绕着鲜花的。
阿无克制住内心的激动。说:“报告。您找我有什么事?”
“别报告——我和你都是一样的……”素芬没有把话挑明:“我找您来,是想请你帮二毛补补课。对了,你不是大学生么?可别浪费了……”素芬说着,拉了一下二毛:“二毛。快,叫老师。”
“老师。”
听到二毛的叫声,阿无感动的想哭。自从被关进监狱以来,他除了被管教叫编号“897014”以外,就是同改的犯人叫他“反革命”了。
一开始到监狱时,他自己下定义到——“反革命在这里是褒义词”。可是从监狱里一起改造的人嘴里叫出“反革命”的声音里,他听到了一种蔑视。他觉得自己牺牲得太不值了。可是现在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算了吧!我好歹也是一个大学生。比你们强。”阿无只有靠这样的信念让自己在这个坏人堆里生存下去。
现在,阿无已经有了用武之地。他愉快地接受了素芬的请求。每天吃完牢里的晚饭之后,他总要很大声地说:“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去给二毛补习功课呢。”说着就一路小跑,到了监狱大门口,他“啪”地一下就站住了,对站岗的武警说:“报告,我去给二毛补习功课。”站岗的武警一挥手让他出门去了。
出了监狱大门,向右一捌,便到了监狱下属的“又一春招待所”。素芬与二毛已经等在招待所门口了。
他们三人现在一起走向招待所里的一间办公室。路上素芬看了一眼二毛说:“老师说她的数学不好,要给她补一补。”
“哦,我学的专业是古代汉语,数学嘛……可能……可能……”阿无显得有些为难。
“你们大学生,总比我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人强吧!别谦虚了。”
阿无也不想放弃这个证明自己比别的犯人有用的机会。他在心里想着,教小学生的数学是没有问题,为难的是初中、高中。唉,到时候再说吧!在这个今天、明天、后天都一模一样的监狱里,谁还会去想明天啊。

由此,阿无在监狱里的生活充实了许多。

3)阿无。素芬。
自从那次公审,看到了被武警押在汽车上素芬的“女流氓”相。阿无对女性的审美好像就成熟了。
那种美,是眼看着被毁灭的——当时他确定她是一起被拉去枪毙的。无论头脑多发达,都想象不到还有“陪斩”这件事。在他的知识结构里,那种事只能发生在“旧社会”;而现在社会已经变成“新”的了。
一种美就这样“消失”了。为了弥补损失,为了不让美消失,阿无在脑海里沉入了一颗重重的石头。这块石头上刻着:“惊惶、柔弱、绝望、黑洞、放空的目光、忍住不敢流出的眼泪、最最彻底的无助,以及被绳索的捆绑而‘雕刻’出来的女性玲珑与凸凹。”让这种美在他的脑子里永久留存。
总之,那一刻素芬成为了他的女体之美的样板。

在阿无的教导下,二毛的成绩有了一些进步。有几次,素芬感激地对阿无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她停顿了一下,语气松泻了下来,显得无力的样子,接着说:“噢……就算是想要感谢老师你,我也拿不出什么来。我的一切都被政府拿去了……哦,不对……我还有、还有自己身上这几十斤肉。也就是说我唯一拿得出来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素芬的暗示已经很明白了。阿无听得懂。他说:“好。我听懂了。”
她闭上了眼睛。阿无从屋子里找出了一根绳索,从她的双肩穿过,交叉着在她的胸前打了一个X,而后再绕回背后,让她的胸部显现了出来。
他在她的身后站了一下,并没有绑住她的双手,而是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声:“就这样,不要动。”
她就保持着这个姿式不动。
他绕到了素芬的身前站定,看着她。认真地看着她、详细地看着她。夹带了情感、运用着审美。心跳加快、呼吸加速。
不一会儿,他就觉得下体“突”“突”“突”“突”……跳了几下。就像是充足气的气球,扎紧的口子松了。一阵风走了?一场雨下过?他觉得下体一湿,整个人绷紧的情绪就松泻了下来。于是,更无聊的东西涌进了本来就无聊的身体之中——现在即便是死,也无所谓了。
“好了。”他说。
“这就完了?”她问。
“是。”
她自己将身上缠着的绳子松下来,丢到地下说:“我有很多客人也喜欢玩这种游戏。但是他们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而是玩多了,不愿再重复,才想弄一些新鲜的花样来玩。可你……?”
“在监狱里,我惟一的收获就是懂法了。我知道只要男人女人的那玩意儿不碰到一起,就不能说他们有性行为,法律就拿我们没有办法。况且关在监狱里久了,那根东西就废了。与其在现实接触中早泻;还不如在意识审美中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我们至少还可以保持一种彼此的神秘感。”
“神秘感?”
“是的,神秘感是延长人际交往的最有效、最持久的药物。”他降低了声调:“我是想让我们交往的长久一些啊!”
“好吧。你的这套东西——嗯,精神性交——听起来很干净的样子。我也想试一试。”

阿无与素芬的关系:阿无喜欢素芬。

4)阿无。二毛。
二毛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二毛。二毛放学回来高兴对素芬说:“妈妈,今天语文老师表扬了我。”
“是么?二毛,等阿无老师来了以后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啊。”
“好的……”二毛低着头想了一下说,“可是,妈妈,我用什么感谢阿无老师呢?”
“努力学习呀!”
“妈妈,我长大以后可以嫁给阿无老师吗?”
“等你长大呀?”素芬明显地吃了一惊,吞吞吐吐着说,“等长大了再说吧。还要好久好久呢。”
“妈妈。我要快快长大。今天晚上给我多盛一碗饭。”

吃完晚饭不久,阿无来了。在翻在课本前,二毛对阿无说:“阿老师,今天语文老师表扬我了,妈妈叫我要谢谢你。”
“是么?二毛被老师表扬了啊。”
“老师,我给你说,长大了我要跟你好……”
阿无听到二毛这样说,吃了一惊。他心里想着:如果我没有跟她母亲……唉,我可不能老少通吃……我可是读圣贤书长大的。
“阿老师,你说话呀!”
“哦。你现在还小,等长大以后再说吧……”

阿无与二毛的关系:二毛喜欢阿无。

四、大学生

1)政治犯。
阿无自从那天与我一起看了枪毙犯人后,就一直等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是一直等到9月1日开学,大学的招生工作结束了之后,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于是便重新回学校复读了一年。

因为他要用功读书,所以我与他的来往渐渐地少了。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他,他说:“老辉子,你干脆也来复读吧。明年我们再一起考大学。”我说:“我这成绩……还是别浪费时间了。算了吧。”
第二年,阿无考上了大学。去福州读书了。
阿无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父亲便对我说:“你看人家阿无,考上大学了。从现在起就是国家干部了。以后国家就将他养起来了。”
我说:“共产党的目标不是要消灭阶级么?你看看,旧的级阶消灭了,新的阶级又产生了——当官阶级。用毛主席的思想来看,他们最终还是要被革命人民消灭的。”
“算了吧,算了吧!我不跟你说了。”父亲转过身去,念叨着:“革命?拿什么革命?你们手上有什么?木棍?菜刀?你们劳动人民就做梦吧。”
我没有再说话。于是一场父子的危机就这样渡过去了。

1988年盛夏,我父亲又在饭桌上说:“听阿无的父亲说,他儿子考上了研究生。建辉,你知道研究生在古代是什么职位么?”我没有接父亲的话,只是低着头吃饭。父亲像是自问自答地说:“在古代就是榜眼。考上之后至少也要当个县令。”
我吼了一句:“吃饭就好好吃饭。东说西说干什么?”
父亲不说话了。

1989年夏天,还没有到下班时间,我父亲就急匆匆地回来了。一进家门,他就说:“听说阿无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他都干了些什么?”
“听说他上街游行了,举着一个写着“打到李鹏”的标语。被混在人群中的便衣给偷拍下来了。”
“什么?政府不是说不秋后算账么?现在夏天才刚开始,他们就开始算账了。”
“建辉呀,幸好你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父亲像是为我躲过了一劫而兴奋:“如果你考了上大学,依你的脾气,还不是也要上街呀。所以呀,一个人能平平安安的渡过一生就行了。不要去想什么大富大贵、出人头地。”

2)犯政治。
政治犯其实就是犯政治。

政治这东西真得就是“肉食者谋之”。“人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只是台面上的话,当不得真。聪明的人都知道——“政治就是一个摆在危墙上的名贵花瓶”,最好是不要去碰它,如果不幸碰着了,那就一定要小心地、提心吊胆地呵护好它,顺着它。它往左倒,就要站在左边扶;它往右倒,则要站在右边扶。
否则,后果自负。

阿无在读中学时,与一个江湖师傅学了几手功夫。打个三五个人不成问题。他刚入大学时,有一次不留神露了一手,便被一个同学缠着,要他教几手功夫。阿无拒绝了。说:“别浪费功夫。用不上。”

一直到了1989年春天。学生走上了街头。那个缠着他要学功夫的同学又找到了他,说国难当头,要学几手应急用。
这下阿无推辞不过了。两人便找了一个避静的地方教授了几天。到了6月4日那天,解放军动手了,同学们死的死伤的伤。阿无的徒弟气不过,在6月6日的一个夜晚,用刚学的功夫对付了一个落单的解放军。没有打赢,反而被解放军拿下了。经审讯,背后的“黑手”阿无便被挖出来了。
一开始,警察认定这是一个类似“天地会”的组织。人人兴奋的不得了,准备破大案、立大功、升大官。于是,阿无讯速落网,成为办案人员嘴边的一块肥肉。

在狭窄湿冷的审迅室,聚光灯已经连续照着他的双眼两天两夜了——
阿无辩解说:“我什么也没有干。”
警察启发说:“你教了谁功夫没有?”
“可我绝对没有教他去打解放军。”
“没有?你说的可不管用。他说的才管用。”
“他……他,怎么,怎么……能乱说?”
“从常理来说,徒弟不可能会陷害师傅。因此徒弟的口供就是铁证。”

阿无无话可说了。就算他有话可说,警察也不会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再听他辩解了。因为“铁证”在手。
于是,阿无成了一名政治犯。

五、长大。

1)五毛。成长、壮大。
也许是因为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受尽了酷刑,五毛长到5岁的时候才会叫妈、妈、妈……即便是这个“妈”、“妈”、“妈”也只能是单个单个地发出音来。而不能连惯地叫出“妈妈”来。
每次看到儿子这幅傻样。素芬总是要抱着五毛说:“傻孩子呀,这都要怪二毛的爸爸。如果不是他用电棍捅了你几下,你指不定向你亲生爸爸一样聪明呢!长大了当个检察官。”
话说到这里,她就会将二毛叫到面前。要二毛保证以后一定要对五毛好。就像是亲弟弟一样。每次二毛总是摸不着头脑地问:“妈——五毛就是二毛的弟弟呀!”
素芬这才发现自己是画蛇添足了。便赶忙圆着话说:“对。二毛是五毛的亲姐姐,我只是为了再强调一下。”

五毛并不是一个不会进步的人。到了8岁的时候,他已经会连着说出两个字来了,这两个字就是:“美狗”。
看到五毛进步了,素芬心里就甜甜的。心想:时间是就是进步的台阶。只要有了时间,你不想进步都不可能。
果然,再过两年,五毛又学会了两个字:“汉奸”。
再过两年,五毛居然会说三个字了:“卖国贼”。
又过了两年,五毛的嘴里竟然蹦出了四个字:“抵制日货”。
还过了两年,五毛已经可以连续说出五个字了:“共产党万岁”。从此时间就像是在五毛的身上停下来了一样,他再也没有进步过了。

算起来,五毛此时已经18岁。是成年人了。素芬越来越紧迫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独立的个体如何才能独立?
在一次与监狱长交合了之后,她埋怨着他:“都怪你,五毛才成了瓜娃子。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总不可能养他一辈子吧!”
“你担啥子心哟?”监狱长一点也没有将素芬的埋怨当回事。
“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当然不心疼”。
“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是谁说的?……唉,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意思很清楚,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用处。”
“你说,五毛能有啥子用?”
“可以当五毛呀!”
“做五毛?除了我们家五毛,还有另外的五毛?”
“当五毛,就是党组织的网军,到网上去灌水、骂人。每回贴骂一次,政府就给五毛钱。干这工作,依我看呀,以五毛现在的能力足够用了。”
听到这里,素芬一直为五毛操着的心放下来了:“五毛——做五毛——这就是命啊!”

果然,五毛凭着自己所掌握的几个词句在网上,顶贴、灌水、骂人……粗爆、简单、直接、快速的风格,让对方没有还击空间。于是,五毛所到之处,乌烟彰气、寸草不生。
因为只会这几个词句,别人就无法与之沟通、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讲不成道理,结果就是——讲道理的人输定了。不久五毛就成了影响力极大的五毛领军人物。
生存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因此可以说:对于五毛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生逢其时”,这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二毛。成长、长大。
在五毛嘴里蹦出来的字一个比一个多的同时,二毛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她的个子慢慢变高了、胸部也越来越大了……

懂得修辞的人说:“二毛‘长大’了”。在说话的同时,听话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这个说话的人在“长大”这两个字上加了个引号。
于是,相对应地他们下半身的某个地方也“长大”了。

“长大”了的二毛是属于脱了衣服好看而穿了衣服却不好看的那种人。作为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清醒认识的二毛,意识到要想使自己能够吸引人,首要的目标就是让人先看到自己的裸体。于是二毛的口头禅就是:到屋里先脱了衣服,看了不满意你再走也可以啊——你肯定不会后悔的。

听了这话。客人一想:自己不吃亏呀。就算是不满意,也还白看了一个女人的裸体。于是,便跟着她去了。
确实,没有人后悔。凡是看到二毛裸体的人,都会觉得她还算是一个美女。在办完事,二毛穿好了衣服之后,客人也都会与她约好下一次“赤诚相见”的时间——
“你大姨什么时间来?”
“20号左右。正负两天。”
客人默默地算了算,道:“还有一个星期。好,我争取这一周再来找你一次。”每当这时,二毛就觉得自己是命运的宠儿。只有回到家里,看到弟弟五毛时,二毛的成功感才会在弟弟呆滞的目光里迷失。就像是驾驶着一辆豪车驶进了一个大雾弥漫的黑夜。

3)数学。算数。
二毛为什么会步她母亲的后尘?追究原因,则可以怪罪到阿无的头上——因为“二毛的数学是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教的”。
中考时她的数学只考了46分。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都没有上,于是只有去了一所职高。大家都知道职高都是一些不会读书的人在上。为什么“不会读书”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时间用在读书上。大家也都知道,不管怎么样时间总会被用掉。这些学生都把时间用在什么方面了呢?
“谈恋爱”。
这是老师们下的结论。所以老师们总是这样对学生说:“中学生不能谈恋爱。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上。等到考上大学了,就可以自由的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了。”
可是总有人等不了,他们在中学时就开始谈恋爱。时间没有用在学习上,自然就考不上高中。这在样的一种前提下,职高就必定是一个谈恋爱的大舞台。

在大氛围的带动下,二毛上职高才三个月就怀孕了。二毛自己当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是母亲素芬最先发现的。头一个月素芬没有在意。第二个月,素芬奇怪的问:“二毛,这个月乍个没有看到你用卫生巾?”第三个月,素芬又提起了这事:“二毛,月经还没有来么?”
二毛不耐烦地回答:“没来就没来嘛!那东西来了有什么好?”
“来了,就证明你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呀。”母亲说到这里,吓了一跳,大声地质问:“你是不是干了些什么——不该干的事?”二毛这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素芬在冷静下来时用算数算了一笔账:与其让二毛被别人白干,还不如让二毛跟着自己接客。比如说让人白干一次就亏了200元钱,而如果收了这人200元钱,那么就等于400元钱。这样计算,赚的钱就是翻倍的。
太划算了。二毛就这样“下海”了。

六、自由。

1)自由。
大学生阿无一直觉得是自己害了二毛。
在刑满释放时,他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尽管素芬对他说:“无子,离开这里吧。越远越好。只有走得越远才能重新开始。”
“我好像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叫干啥就干啥,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只需要动手而不需要动脑。”
“不动脑怎么能行?那跟‘五毛’有什么区别?别忘记了,你可是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害了我。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就不会到省会去读书。如果一直待在我们那个小城市,怎么会碰到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提到大学生,阿无就生气起来。
“好吧,好吧。你愿意去哪里,是你的自由。如果没有出路了,再回来找我吧。”

阿无在城乡结合部找到了一个旧厂房,他问站在工厂大门口的一个胖子:“师傅,有事情做么?”
“你呀?能干什么?”
“我什么苦都能吃。”
于是,阿无有了第一份工作:送煤气罐。对这个工作阿无还是比较满意,因为只要时间足够,阿无都会拉着煤气罐绕到监狱旁边的那个招待所。慢慢从大门前经过,如果时机好,可以远远地看到素芬。当然他还能看到二毛。他觉得二毛越来越懂得穿衣服了。因为每次看到二毛,他都有一种想用一根绳索从她双肩绕过去,在胸前交叉后打一个活结,再绕到后背去,再打一个死结的冲动。只是每当这时,他只要想一想圣贤书,就可以堵住刚萌生出来的欲望——“女儿,我所欲也;母亲,亦我所欲也。不可兼得。”
当然,有一次他还看见了五毛。那天街道上突然涌出了很多人,他们嘴里高喊着“抵制日货”的口号在街道上聚集。他看到五毛手里拿着一把锁自行车的U形锁,从监狱招待所的大门里冲出来。看得出来五毛的情绪很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也凸显了出来。他高兴得像个三岁的孩子一样。
或——像个孩子一样自由自在。

2)射精。周期。
那次上街抗日游行让五毛的精力消耗了不少。据传,这次抗日活动搞得非常成功。砸毁了十多辆日产汽车。烧了一个日本汽车专卖店。还有人用一把U形锁将一个开日本车的车主打成了植物人。
“让日本人在那个小岛上发抖吧!”五毛心里这样叫喊着——五毛无法喊出声音来,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么长的一句话。他一口气最多只能说出那“五个字”——共产党万岁。

平常五毛都是七天要射精一次,而这回,五毛竟连续半个月都没有来烦二毛。二毛希望这样抗日活动以后经常会发生。隔几天就搞一次。
抗日——“抗日”——不被强奸。每当一抗日,二毛就可以免除五毛的性搔拢。所以二毛是希望这种“爱国主义运动”隔些日子就搞一回。隔多少时间呢?那就要看五毛蓄精的生理周期了。答案是七天。

大概是五毛“懂事”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脱得精光。在地上打着滚说:“热、热呀。热呀、热。”二毛吓得连忙喊来了母亲:“妈、妈……你快来看呀,五毛这是、这是……怎么啦?”素芬听了叫喊声,过来看了一眼就说:“唉!这孩子,是长大啦!”
果然,二毛看到五毛的小丁丁猛地就“长大”了。硬硬得、肿肿得、胀胀得,像是随时都有可能要爆炸。
“妈。妈。怎么办呀?”
“自己想办法。” 素芬说完转身就走,在就要出门时,她又回转过头来对二毛说:“别忘了,二毛你是五毛的亲姐姐。”在出门时还小心地将房门关上了。
空间一旦被封闭,爆炸的环境就形成了。五毛紧紧地抱住二毛,将身上那根刚“长大”的丁丁在二毛的身上胡乱地戳着。
……

每当这时,二毛就喊着:“五毛,我是你的姐姐二毛。”只要这样一喊,五毛就会立即停下来。身体像是蛆虫一样的扭动着,嘴里发出“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像是身体里面憋着一种巨大的能量。想要找到出口喷发出来。
这时二毛就会熟练地蹲下身子,将五毛的裤子解开,用嘴巴将他的小丁丁含住,像是婴儿吸奶一样吮吸着。直到五毛的小丁丁里像是女人的乳房一样涌出了乳白色的液体,他才会平静下来,像是一个吃饱了奶的婴儿一样闭上眼睛。甜甜地睡去。

每次二毛帮五毛“解决了问题”之后,五毛都是会呆呆地待着。仿佛身体被掏空。目光也空得像是睁着眼睛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这时的五毛是最为理性的。每当这时,二毛都会委婉地启发五毛说:“五毛,我是你姐姐呀。你应该走出去找其他的女孩子做这种事。”听到这,五毛则会弱弱地吐出两个字:“害怕。害怕。”。
“瓜娃子,就知道在家里横。到了外面,老实的就像哈趴狗一样。”说到这里,二毛还是不死心,想再诱导一下他:“那天,你不是还跟着人们出去砸日本车车了么?”
“人多。”
五毛顿了很久,才又说出后面两个字:
“不怕”。

七、生。死。

1)圣贤书。
阿无有事没事地就从监狱旁的招待所经过——为什么?他有什么目的?拥有了自由却又放弃?——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监狱长认为:阿无怕离监狱太远,会失去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再走上犯罪的道路。
素芬认为:即便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也惧怕产生空间上的距离。
二毛认为:阿无想要在肉体上得到我。
五毛骂到:汉奸、美狗、卖国贼、抵制日货、共产党万岁。

为了让二毛不再被五毛性搔扰,素芬想出了一个点子,请阿无教五毛读孔子的圣贤书。素芬说:“阿无,教二毛不成功是因为用到了你的短处,没有用到你的长处。你的短处是数学,长处是国学。现在是发挥你国学长处的时候了。你教教五毛国学吧!让他知道什么是廉耻、什么是伦理!什么是姐姐。”

开始,阿无不愿意教。他想:二毛比五毛聪明多了,都没有教好她,而五毛呢,一个瓜娃子,只会说那几句话。怎么教呀?
素芬看到阿无不肯教,在他“完事”之后,帮她松绳子之时将手猛地伸进阿无的内裤,在里面抓了一把。然后抽出沾着精液的手来,伸进自己的内裤将手指插进了自己的“那里”。
“你干什么?”阿无吃了一惊。
“现在有证据了。”素芬胁迫着他:“你不教五毛学国学,我就告你强奸。让你再回来坐牢。由一个思想政治犯变成刑事强奸犯。看你的脸往哪放!”

这真是抓住了阿无的弱处。于是阿无开始教五毛国学。
第一堂课阿无就给五毛说,亲情与爱情的区别:“亲情的爱是抽象的,爱情的爱是具体的。嗯……怎么说呢?”阿无想了一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表达,“亲情的爱是不能做的,而爱情的爱则是可以做的。”
刚说出这“爱”和“做”两个字,五毛的身体立刻就发生了变化。他脱光衣服,嘴里“呜”“呜”“呜”地发出一种怪叫,在地下打着滚。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小丁丁变成了大丁丁、软丁丁变成了硬丁丁。
二毛听到声音赶了过来。她问站在一边不知所措的阿无:“你给五毛说了什么?”
“讲道德呀!”
“唉!”二毛叹了一口气道:“你出去一下。”
阿无就出去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越想越想不通:我为什么要出去?我可是他们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孩子有什么事情要背着父亲做呢?
想到这里,阿无就推开了门——看到二毛正跪在地下用嘴巴帮五毛“解决问题”。阿无正要冲过去阻止二毛。发现五毛的身体猛地抖动了几下,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而二毛的嘴里也像是含着一大泡口水,还没有来得及吐出来。
“你们、你们……不讲道德。”
二毛将嘴里含着的一大泡口水吐到一张纸巾上,喘着粗气说:“所以,我妈才找你过来教五毛国学呀。好了,现在你可以继续讲了。”说完二毛就出去了。
留下阿无对瘫倒在地上的五毛“嗡、嗡、嗡、嗡……”地说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
“如果……他没有听进去;如果……我的学生还要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我就杀了他。”阿无在讲完课时,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2)共产党万岁。
第二次上课,出门前,阿无打开一罐液化气的阀门,将五个红色的气球充满气。他将五个气球拿在手上,像是举着一束大大的花朵。这太张扬了,不够低调。如何能让人们看到它们,却引不起他们的注意,或者人们注意到了却不敢惹它们?他沉思了一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用毛笔在五个气球上分别写上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而后举着气球就出门了。
屋外阳光很刺眼。机耕道旁边的菜地里稀疏地长着一些莲花白,菜农们很懒,地里的杂草远比蔬菜多。越过机耕道左拐就上了一条像时髦的故意磨出很多破洞的牛仔裤一样的省道——越向城里走,道路上的破洞越少,一直到破洞消失了就证明已经到了主城区。
只是,还没有出城乡结合部,就被一个肥胖得肚子上的肉往下流的联防队员给拦住了。
“站住。你这气球上写的是什么?”
“共产党万岁”。
“写这干什么?”
“我是真心的。”
“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打着这个招牌都是别有用心。”
“我们是哪种人?”
“老百姓。”
“当官的也要说‘共产党万岁’呀。”
“说出这五个字的就没有真话。当官说是为了骗老百姓;老百姓说是为了骗当官的。”说完他用手上的棍子一捅,就将气球戳破了。
“啪”地一声,气球就爆炸了。一股液化气的气味弥散开来。这个联防队员像狗一样深吸了几口气,警惕地问正要离开的阿无:“嗯,你等一下。这是什么味道?”
阿无说:“不好意思。是我刚刚放了一个屁。”
“真是人穷屁也臭。”说完联防队员就逃跑般地走开了。

3)死。生。
等看不到联防队员了,阿无又回到了住处。又打开一个液化气罐的阀门,再充满了五个气球,出门时还顺手拿了一个打火机。一路直接就到了监狱旁边的招待所,给五毛上课。

这堂课阿无给五毛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五毛,二毛是你的姐姐。你们不能干哪种事情。”五毛听到这句话,原本平静的脸突然就扭曲起来。他嘭地一下倒在地上“噢、噢、噢……”地大叫起来,像是一只发情的公狗。
二毛听到声音就赶过来了。她看了一眼阿无手上举的几乎要涨满房间的红气球说:“你出去一下。”
阿无没有动。她又说了一次:“出去一下。”阿无还是没有动。他像木雕一样高举着红气球一动不动。
“……噢、噢、噢……”五毛的叫声更惨烈了。比警察刑讯逼供时受刑的人喊叫声还要悲惨、凄厉。窗上的玻璃也“嗡嗡嗡”地响着。二毛没有再喊阿无出去,她默默地跪下了身子……
望着她瘦俏的背影,磕头一般上下滑动着的脑袋,阿无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高举着。他的两只手都高举着。左手拿着气球,右手拿着打火机。像是投降。又像是高举起,然后要砸将下来……

阿无右手的大拇指轻轻搓了一下。一声巨响。一团火球中,一个小小的封闭的房间在一瞬间就完全地开放了。
屋里的三个人从此就消失了。

二毛、五毛、阿无死后,素芬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没有死、焉能生?
素芬将孩子生了下来。为了纪念,素芬将新生儿取名为:蒋道德。

201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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