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对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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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中国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我很赞同其中一种观点,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余世存先生在《今天怎样读历史》一文中说: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余世存历史作为一种信仰,究竟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恢弘的。这种恢弘主要体现在对文明的传承,将先辈遗下的东西保存好并传给下一代,这是中国人骨子里普遍具有的责任感。祖上的东西经由自己传承时能再锦上添花或发扬光大,将是莫大的荣耀。或是师者对文化的传授,或是学人对学说的拓展,或是史家对历史的载录,或是商贾对产业的积累……中国传统文明由此迈过漫长的岁月,这终究要归功于中国人对历史传承的推崇。

然而,当这种推崇走向极端,呈现出自大、保守与僵化,是否会产生对他种文明的极度排斥?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让信徒以客观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信仰,无疑是痛苦而艰难的,中国近代以来转型之曲折也就无可避免了。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悲惨的。长久以来,我们无法建立起对政权的有效监督机制,只能寄希望于历史的监督,寄希望于历史的威慑力对统治者邪念的压制,寄希望于历史对邪恶的最终审判。然而,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掌握主动权的始终是统治者或罪恶制造者。

我们看到,完全有能力为所欲为的君王,因慑于史官的笔墨而不敢大肆作恶。完全可以卖国求荣的张作霖,因恐于后人唾骂而与自己的靠山翻脸。我们也看到,因怕遗臭万年而一直犹豫不决的秦桧,最终还是杀害了岳飞。那个流泪而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人,却是最大的始作俑者。对他们而言,为与不为只是一念之间而已,而且他们也明白,当现实成为历史时,一切也已事过境迁。

历史的审判,与其说是正义的最终彰显,不如说是邪恶在岁月冲刷下的自动消亡,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今天有人说,不必急着冒险抗争,几十年年后血案自会平反昭雪。也许确实如此,但我想问,既然如此我们的存在还有何意义?真到那时你有勇气说自己是胜利者吗?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悲壮的。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历史会给我正名……这些言说是对历史信仰者悲壮一面的展现,超前的思想与行为让他们为时代所不容,但幸好,这些流浪者最终被历史所收留,在中国也只有历史有足以包容他们的博大胸襟。被现实所抛弃的下场他们已料到,但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相信历史最终会给予公正评判。

毛喻原作品3信仰历史的群体是容易陷入虚伪的。这往往是一种披着“悲壮”外衣的假悲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民间有“终南捷径”,庙堂有“清流清议”。分不清或不想分清悲壮与假悲壮,是崇尚清流的儒家史书的一大特色。清流意识深深渗入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骨髓,培育出一群群虚伪的“中国好人”。他们往往摆出一副身处浊世而不染尘的姿态,自恋地梳理着身上的毛羽,似是独善其身,其实就是缺乏责任意识、毫无历史担当、身在其位不谋其政,念恋历史名望的同时以所谓“清流”来掩饰自身的怯懦与失职。纵使在当代,这种渗入骨髓的意识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且不乏来者。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容易陷入虚无的。今天大众越来越以一种娱乐化、消遣化的心态看待历史,越是那种帝王英雄传奇、真假难辨的历史疑案、历史内幕及流水账般的不假思考的讲述,越能吊起人们的胃口。娱乐化的历史已完全丧失铜鉴的功用。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失望于现世的人以消极的心态沉迷于历史。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一味地“如果”:如果当年权贵们让步,如果当年共产党败给国民党,如果当年我们实行君主立宪等等。更有甚者将历史作为向俗世献媚的“口红”来涂抹、缅怀、沉迷,满纸迂腐,空洞无物,肉麻而矫情。

历史没有如果,若没有深刻的反思,只一味地假设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珍视历史,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在;活在当下,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求索未来,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2006年4月

《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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