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中国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我很赞同其中一种观点，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余世存先生在《今天怎样读历史》一文中说：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历史作为一种信仰，究竟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恢弘的。这种恢弘主要体现在对文明的传承，将先辈遗下的东西保存好并传给下一代，这是中国人骨子里普遍具有的责任感。祖上的东西经由自己传承时能再锦上添花或发扬光大，将是莫大的荣耀。或是师者对文化的传授，或是学人对学说的拓展，或是史家对历史的载录，或是商贾对产业的积累……中国传统文明由此迈过漫长的岁月，这终究要归功于中国人对历史传承的推崇。
然而，当这种推崇走向极端，呈现出自大、保守与僵化，是否会产生对他种文明的极度排斥？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让信徒以客观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信仰，无疑是痛苦而艰难的，中国近代以来转型之曲折也就无可避免了。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悲惨的。长久以来，我们无法建立起对政权的有效监督机制，只能寄希望于历史的监督，寄希望于历史的威慑力对统治者邪念的压制，寄希望于历史对邪恶的最终审判。然而，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掌握主动权的始终是统治者或罪恶制造者。
我们看到，完全有能力为所欲为的君王，因慑于史官的笔墨而不敢大肆作恶。完全可以卖国求荣的张作霖，因恐于后人唾骂而与自己的靠山翻脸。我们也看到，因怕遗臭万年而一直犹豫不决的秦桧，最终还是杀害了岳飞。那个流泪而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人，却是最大的始作俑者。对他们而言，为与不为只是一念之间而已，而且他们也明白，当现实成为历史时，一切也已事过境迁。
历史的审判，与其说是正义的最终彰显，不如说是邪恶在岁月冲刷下的自动消亡，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今天有人说，不必急着冒险抗争，几十年年后血案自会平反昭雪。也许确实如此，但我想问，既然如此我们的存在还有何意义？真到那时你有勇气说自己是胜利者吗？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悲壮的。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历史会给我正名……这些言说是对历史信仰者悲壮一面的展现，超前的思想与行为让他们为时代所不容，但幸好，这些流浪者最终被历史所收留，在中国也只有历史有足以包容他们的博大胸襟。被现实所抛弃的下场他们已料到，但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相信历史最终会给予公正评判。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容易陷入虚伪的。这往往是一种披着“悲壮”外衣的假悲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民间有“终南捷径”，庙堂有“清流清议”。分不清或不想分清悲壮与假悲壮，是崇尚清流的儒家史书的一大特色。清流意识深深渗入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骨髓，培育出一群群虚伪的“中国好人”。他们往往摆出一副身处浊世而不染尘的姿态，自恋地梳理着身上的毛羽，似是独善其身，其实就是缺乏责任意识、毫无历史担当、身在其位不谋其政，念恋历史名望的同时以所谓“清流”来掩饰自身的怯懦与失职。纵使在当代，这种渗入骨髓的意识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且不乏来者。
信仰历史的群体是容易陷入虚无的。今天大众越来越以一种娱乐化、消遣化的心态看待历史，越是那种帝王英雄传奇、真假难辨的历史疑案、历史内幕及流水账般的不假思考的讲述，越能吊起人们的胃口。娱乐化的历史已完全丧失铜鉴的功用。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失望于现世的人以消极的心态沉迷于历史。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一味地“如果”：如果当年权贵们让步，如果当年共产党败给国民党，如果当年我们实行君主立宪等等。更有甚者将历史作为向俗世献媚的“口红”来涂抹、缅怀、沉迷，满纸迂腐，空洞无物，肉麻而矫情。
历史没有如果，若没有深刻的反思，只一味地假设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珍视历史，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在；活在当下，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求索未来，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2006年4月
《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