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

序 幕

好似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的会见作准备。

一个荷着李恩式来福枪,身上的咔叽制服在季风中抖擞的印度士兵在门外守卫。我等候了一会儿,就由一个着蓝衣的藏人青年查了身,一分钟之后,我就站在达赖喇嘛的面前。我有一种悲喜交集的奇异心情,知道如果不是我的国家遭受了重大的悲剧,我连做梦都不可能见到我们藏人称为救世主的达赖喇嘛。单薄的守卫,简单的一座平房,包裹在一层暗淡的雾里,达赖喇嘛的流亡居所跟我心目中故国的辉煌成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对比。

从离开拉萨以来,我就一直思索着将要告诉他哪些事。跟他说我的几次被捕经过?告诉他那些饿死的人和宁愿选择死亡的狱中同伴?也许该提那批为取得舒适生活和好处而乖乖听中国人话的西藏人?不不,告诉他青年的藏人在监狱中勇敢地抗议,但他也该知道有些藏人也充当帮凶,用拳头和电棍来虐待自己的同胞。这些作恶者也是藏人,同是雪山哺育的子民。

面对着达赖喇嘛,我发觉脑袋空空。看着他的袈裟和他慈祥的笑脸,我只低垂着头,他问话时,我才抬起头来。“你怎么逃出来的?”“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捕?”“关在哪个监狱?”他先开始。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站在他面前的第一个犯人,过去三十五年来,一批批藏人竭尽所能,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出来,随后都来到了达赖喇嘛面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见到他,向他倾倒脑子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心里话。每个西藏人翻山越岭到达逃亡终点,总是能够走过塔尔马克小径,来到达兰萨拉的接见室,将心中萦绕的话语吐露出来。

当我说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达赖喇嘛打断我:“你应当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他说。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个建议的意义,我只是决定要把所受的苦,包括所有我知道在监狱里死去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把它当作文件呈给达赖喇嘛,让死者至少有一个记录。至于写书,却是我不曾想过的。

西藏有一个为伟大喇嘛或精神领袖人物作传的悠久传统。这类传记不仅仅给读者讲述有趣的故事,也蕴含精神上的启示,被当作人生指南,这种书的力量是人们所公认的。西藏有个说法:“读了伟大的战士格萨尔王 的传记,乞丐都会被感动而拿起剑来,读了高尚的隐士米拉日巴 的传记,王子也会看破红尘。”当我听到要我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书的建议时,觉得很难为情,也怀疑人们会感兴趣。并不是我不愿意讲自己的故事,相反地,我逃离西藏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世界发出声音。我在监狱中渡过三十年,经历见证了无法想象的恐怖,每个狱中人都希望,一旦外面的世界知道他们的苦难,就会赶快来把他们从地狱中解救出去。

在我的那个监狱里,大家常唱着:“有一天太阳会穿过黑云。”想到太阳会驱赶乌云,我们就会精神振作活下去。也不只是狱中犯人这样想,在中共阴影下度日如年的寻常男女也如此。今天年轻一代的人并不知道封建时代的西藏,他们是党所谓的儿女,可是他们也呐喊自由。

我们有抵抗非正义的集体意志,它如同火焰一般不能被扑灭。我回顾以往,就能看见人对自由的珍爱,就如雪下暗藏的火苗。

会见了达赖喇嘛数天之后,我站在达赖喇嘛居所对面一座新的寺庙的庭院中。这里的藏人管这所庙叫大昭寺,跟拉萨最神圣的大昭寺同名。它依山而建,一些信徒们将所抢救出来的文物,穿过喜马拉雅山偷运出来,现在它们就挂在这里。

拉萨的大昭寺里有一座铜制的佛像,是七世纪时嫁给藏王宗喀巴的文成公主带过来的嫁妆,中国人十分看重这个历史事件。我记得在监狱里他们反复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并强调文成公主把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西藏跟母国统一。开始我们总是问:“宗喀巴也娶过尼泊尔公主,那么西藏是否也属于尼泊尔?”不久这种问题被当局视为反革命行为,很可能又被加刑。

达兰萨拉的寺庙有很多活动,数十个老人手中拿着祈祷的转轮,围着神坛诵念着我孩提时代所熟悉的音乐,那是年老的信徒们喃喃念着六个音节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围绕着庙四周的云雾逐渐散开,印度平原透过云层渐渐浮现。藏人流离在外国这种不协调的景致最终使我领悟,我必须写下我的故事,这并非是要宣扬我个人的苦痛,而是为我国家的苦难作见证。这样我可以显示,虽然我得到个人的自由,但是我的国家还是被占领着。

放眼望着印度平原的尘雾,心中被巨大的悲哀所笼罩。我清晰地回忆到监狱中的一幕幕,定期的学习班,坦白交待会和奖惩大会等等,它们盘据了我过去三十年的生命。监狱生活的疮疤在我的心灵上留下痛苦的迹印。

达兰萨拉的苍翠山林和雨水跟西藏是如此不同,它变成了我们流亡者的恬息之所。我每天几乎都能见到几个狱中难友,他们也经过艰辛的跋涉,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们获得了自由的喜悦中交织着对其他人曾经受到的苦难的同情,我们彼此祝贺,庆幸能成为幸运的幸存者。

我在外国获得了自由,但是以往的恐怖依然在我脑际中挥之不去。我现在住在一个用小块铝片和木头拼凑起来的小屋中,房间不比单独监禁的牢房大。雨季的豪雨打在铝片屋顶上,使我澈夜难眠。潮湿的霉味粘在墙和天花板上,大家都说雨季一过就好了。我旁边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些翻越山岭逃过来的青年们,他们听着拉萨电台,快乐地跟着唱流行摇滚乐。人是很奇怪的,他们依恋自己逃离的故乡,渴望着听到家乡的声音,似乎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达兰萨拉之所以是个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成了我们的新故乡,主要是它已成为达赖喇嘛这位仁慈佛主的精神避风港。在监狱时,我们都心怀敬畏,肃穆悄声地念着达兰萨拉这个名字。初抵达这里之后,我被分派了一个任务,去跟一批批新来到的难民访谈,并记录他们的证词。我简直不能相信大家的故事竟如此相似,没有一个人没受过恐怖和野蛮的待遇。所有的人都具有身体被打伤、家庭破碎和生活肢解了的共同经验。

穿越雪山逃出来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有些七八岁的孩子被父母亲送出来,大人希望他们在外国有前途。这些孩子不是出身富有的地主或商人之家,他们是共产党声称解放了的农奴家庭的孩子。

达兰萨拉具有国际城市的特点,来自日本、美国、以色列和欧洲的人都挤在那两条狭窄泥泞的麦克雷德甘吉街道上。我认识了很多从来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国家的人,比如像一个叫爱密丽的年轻英国人和叫法兰西丝加的荷兰妇女,她们常来我的小屋谈天。通过这类谈话,我以前的生活开始清晰地展现,我意识到,自己幸运地存活下来,因此也有责任为其他受难者作见证。

也许通过我的故事,我也可以讲述我的国家和每一个受尽痛苦的西藏人的故事。

(未完,待续)

《雪山下的火焰》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定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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