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

我诞生在彩虹之下。

我的祖母给我讲过不知多少回我诞生时的故事。她伸出朐偻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天上那道彩虹,说那拱形的虹从河边伸展到田野,罩住了整个村庄。接着她告诉我,我的诞生有许多吉兆伴随。“俄珠,你可能是类吾其活佛呢。”这是她最喜欢也最爱讲给任何愿意听的人的故事。

好像是这样的:我出生后不久,离我村有两天步行路程的扎类吾其寺的高僧所组成的探访团就来到我家。探访团宣布我是一年前逝世的一位高僧喇嘛的转世童子的候选人之一。许多迹象显示我的诞生有些异常,当僧人来到之时,平时聚集在大庙屋檐下的乌鸦全都飞往我们家。逝去喇嘛的当家侍从回忆起,喇嘛死前不久,还曾来过我们家主持过一场宗教仪式,他当时说在我家觉得很自在。离开时,他走到我母亲跟前,把手放在她头上说:“我将回到这所屋子来。”

祖母说,我降生的头几天,妈妈梦见她左手中拿着一个象征雷霆的神器,坐在那里进入沉思的境界。神器象征佛祖教义的不可摧毁性。所有这些迹象都被认为是吉兆,通常只有在喇嘛转世时才会出现。

祖母提到前世喇嘛的财务主管,他拿着两只玫瑰佛圈在我眼前晃呀晃,我伸出小手抓住其中一只。她老人家很兴奋地摇着头拍着掌接下去说,那位师傅微笑着说,我选中的玫瑰圈恰是逝去喇嘛的。

我祖母身段矮小,有着瘦削的脸。她习惯把小块的牦牛油涂在头上,使得梳得紧紧的头发油腻发光,她的脸蛋也总是油亮的。我爱听她说故事。她告诉我,当所有候选人的名单送到拉萨后,我还是没有被选中。她认为这是因为我家跟有权势的人没有“后门”关系。虽然我还很年幼,但已经能从她讲到故事高潮时,声调变得异样而感觉到她的失望了。

无论如何我是在各种异象和很高的期望的伴随下诞生的。我乡的星占人在测我的八字时,告诉爸爸我将会光宗耀祖,不过他没说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也许乡下的算命先生总是对有钱的地主说同一套话吧。但爸爸还是挺高兴,他以后还常常提到这次命相。

我的名字是俄珠。藏族父母一般不给孩子起名字,而是让一位高僧赐名。不知道是哪位喇嘛给我起的名字,很可能是临近寺庙里的一位住持。我生于1933年,那年是公水猴年。我们的村子叫帕南,离首都拉萨以西一百二十五里,第二大城日喀则以东四十五里。

帕南是西藏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娘曲河流经我们的村庄,河的两岸耸立着高山,平原上星罗棋布是麦田、豌豆和芥菜园。河流变化多端,有时候水位低,它的波光粼粼,静静地流向日喀则,跟西藏最大的雅鲁藏布江会合。水浅时,村里的人就赶着他们的牲口渡河,到对岸去放牧。如果牧人错过了时辰,没有及早把牲口赶回来的话,河水一高涨就回不来了。这时他往往得绕道,花上两三天的时间,直到找到一处浅滩渡河。

春天雪溶化了,微波变成滔天大浪,河川变得危险万状,人们十分惧怕,大人警告我别在河边玩,据说连牦牛那样大的动物都会被巨浪卷走。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岸边奔跑,看一帮人如何把一条漂过来的死牦牛拖上岸。我跟其他孩子们站在一边,看大人把浮肿的尸身切开,把肉在一块摊开的布上切成一块块,那以后我就对河敬而远之。但是人们得靠河吃饭,田地靠它灌溉,离它远,得不到河水灌溉的地段,就干枯而荒芜。那些贫瘠的不毛之地,时时提醒我们对河水的依赖性。我不记得帕南有过下雨的日子,河水能及的地区都是郁郁葱葱,供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我们从河里汲水饮用,并且挖凿许多水渠,引水入田。你整天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一洼洼田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放水, 一会儿截流。

河谷两端的喜玛拉亚群山笔直地耸入碧蓝的天空,山脉也衔接到一片倾斜展向天际的高原,崖壁从两边掩蔽着帕南。春天冰雪溶化的时候,青绿的嫩芽在冰层下面挣扎冒出尖来,村民们都把牲口赶到高原上,这些山羊、绵羊、牛和牦牛在冬季已经在屋子里闷了三个月了。我家的房子是座泥砖砌的两层楼,石头的地基将近三尺厚,为泥砖提供了很结实的平台,堆砌起来成为厚厚的墙。这种简单的泥砖墙冬暖夏凉。

上面一层住人,下层黑乎乎的,是牲口过冬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总是由我将牲畜们从冬日的围栏中驱赶出来。动物们害怕地犹疑着,步履蹒跚,不停地贬眼,外边的亮光刺得它们头晕目眩。大家都笑着说,牲口大约是吃了蒸发成酒精的酵母,所以醉得歪歪倒倒。因为冬天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酿制大量的青稞酒,然后把剩余的糊状麦渣倒给牲畜吃。当然啦,动物们很快地就习惯了亮光,年长的孩子就吆喝着把它们从小路赶到高地的草原上,放牧人和牲口整个夏天都待在那儿。偶尔放牧人回到村子里,他赶着的毛驴背上的袋子里就装满了奶酪、牛油和可当燃料烧的牛粪。

帕南依赖农业为生,牲畜又供给我们珍贵的肉、牛油和奶酪等食品。我家有六百头绵羊和山羊,这按藏族的标准算是富裕的。我父亲从政府那儿租赁了大片的土地,然后再转租给农民。我父亲被称为税务官,因为他直接付税给拉萨的政府,而向我父亲租地的农民们,则付税给他们的地主或寺庙。父亲的纳税事务很复杂,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到底应该付多少税,应尽怎样的责任。有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家得向藏军提供五名壮丁,这五个人不必是家庭成员。爸爸从我们的佃户中挑选了五名,跟他们议定了条件。只要五名壮丁送去服役,政府就满意了,并不过问其他细节。

我父亲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常被请去为村民排解纠纷。由于他很公正,佃户和村民都管他叫巴利大哥,这是一种亲切而尊敬的称呼。有些住在日喀则和拉萨的地主们向村民征收重税,父亲总是设法为他们鸣不平。我家姓巴利洛巴,是南巴利的意思。在河谷顶端有另一家也姓巴利羌,即北巴利,我们可能是一族的,但没有人记得巴利家族是怎么分成南北两家的。

十八世纪时,帕南由于西藏的第二号宗教领袖,第七世班禅喇嘛在此诞生而著名。据说六世班禅逝世时,卜算家预言,转世的将是一位“快乐地坐在阳光怀抱里”的孩子。藏族地区的喇嘛们都动员起来,去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其中一个探访团经由神谕的指点,到达帕南。

探访团到达村里的第一家屋前,发现一位妇人怀抱着一个新生儿坐在那里。一问她的名字,是“尼玛”,即太阳的意思,他们不必继续寻找了,尼玛怀里抱着的就是第七世班禅喇嘛。

班禅喇嘛诞生在我们家隔壁,那是全村最富的大户。从此那家人被提升为西藏的贵族,更为富裕了。村民都管这所房子叫 “出生地”,当地的人都非常尊敬这所屋子。当我出生时,全村人都很兴奋,他们说帕南是风水宝地,又有一个喇嘛诞生了。当然,他们的兴奋没有维持太久。

跟其他的藏人一样,我们家的人也是虔诚的信徒,并且很恭敬地从事宗教侍奉。我们的大房子被挪用作为大藏经神龛,即藏经阁。这儿藏有一百零一册大藏经。村里没有其他人家拥有这么多藏经的。我不知道家里怎样会拥这些价值连城、有几百年历史的经书。神龛在屋子的顶层,里面还有许多佛像、观音、唐卡画和宗教锦旗,其中有些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屋顶上有一个铜制的胜利伞,任何一户家庭,如果拥有完整一套的大藏经,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的标志。村里人家如要在家作佛事,就会来向我们借一部经书。

村子里每年都有一次重要的宗教盛典。七月里,当农作物开始成熟,不需要照料时,大伙儿可以放松地庆祝,祈祷有个丰收之季。这也是向地方神灵敬拜、请它们保佑五谷丰收,消灾消难。村里的庆典叫做“绕佛转”。

地方寺庙的僧人会到我家来把每一卷经都用黄色的布包起来,高举过头。围在外面的家人和村民都争着来背经书,当这一百零一部大藏经安稳地一人一部被扛在人们背上时,僧侣们就开始列队步行,身后跟着这一溜背书人和村民。长长的队伍会走遍全村的每个旮旯的角落。

最后列队将停在“神地”,恶神住在这里,我们的平安靠它,据说如果不定期安抚它,它会降祸我村,所以得向它祭祀。虽然农作物都长得很好,但是还是要得到神明的保佑才行,不然一场意外的冰雹会降临并摧毁一切收成。藏民畏惧冰雹跟别处人畏惧干旱一样,有些人家供着一个“伏冰雹神”, 据说它有神奇的力量,家里有人生病,我们就拜神。

神地是由许多大石头堆垒在一起,周围凌乱地拉起来几道绳子,上面扎满了祁愿者的各色小旗子,乱石中间还藏有一些动物的角。彩色旗的颜色有五种象征:黄色代表土地,红色代表火焰,蓝色代表天空,白色代表云彩,绿色代表流水。

每个家庭每年都要在这里绑一面新的祁愿旗,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此处的霉味儿和成堆腐烂的旗子营造了一种阴森的氛围,令我颤抖,每个人都怕神地。“绕佛转”仪式象征乡人对神的忠诚,也是为村子划定边界的意思。作完了这个仪式,村民就心安,觉得将受到保佑。

当队伍在全村绕了一遭后,就来到近河的一片草地上憩息。家家都在河边搭起帐篷,接连几天的歌舞活动就开始了。年纪大的人都爱赌博,而年轻人很喜欢射箭比赛,这是休息和享受夏天的时节。

再过两三个月就是收获的季节了,每家佃户都送来一名男丁,来帮父亲收割我们地里的粮食,这是村人最忙碌的季节,各种杂事让人不能偷懒。

作物收割完毕,打榖的工作接踵而来,榖子堆成一座座尖塔,妇女们就开始筛榖脱粒。当村人都在农忙之时,爸爸就请来十位僧侣,他们在我们院里高声地把阁楼上的大藏经一卷卷地吟诵,通常需要五至十天左右,才能念完全部的经。记得爸爸说,我家几百年来都维持了这种年年念经的仪式,因此我们家也托祖上的荫庇,总是幸运兴旺。

我并不觉得幸运之神关照了我,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把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撂给了父亲。我不知母亲是怎样去世的,祖母有次说,妈妈一直很健康,我诞生之后,她也恢复很快。突然一天夜里生病了,从此就一病不起。西藏人都相信,福星光临一个家庭,灾祸也会随之而来。这也许有道理,我幸运地被认为是个高僧的转世,我的母亲因此被祸星盯上。

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但大家都叫她阿玛拉 (大娘的意思),她死时才四十岁。我对她没有记忆,也不曾拥有过她的照片。旧时西藏没有照相术,也不兴为活人作画。我唯一见过的照片是十三世喇嘛的,它挂在我家的神坛上方。有一次姨妈把它取下来,放在我的头上,我很想仔细瞧瞧,摸一下它的质地,但是它太珍贵了,姨妈很迅速地把它放回了原位。这张照片是一个尼泊尔商人捎带过来的,全村只有两户人家能买得起。我想我母亲从来没照过像,有次我问一个亲戚妈妈的样子,他仅仅说“她是个好女人”。父亲从不跟我们提到母亲,我想他很伤痛,所以也从不问他。爸爸十四岁就跟比他小一岁的妈妈结婚,就像当时西藏的习俗,他们的婚姻自然是双方家庭的安排。

我的姐姐们都还年幼,不可能照顾我,所以我被送到姑母家去。她的名字是桑姆,住在离帕南有六小时路程的加措夏尔,她是许多年前嫁到那儿去的。姑妈家姓南姆岭,一家大小有二十多口人。

当时姑妈也近四十了,她有两个儿子,我叫他们哥哥。他们都很大了,一个已经十六岁,快该结婚了。姑妈非常能干,是一家之主,她身上那件藏服的衣襟口袋里,放了一大把钥匙,可以开启每个储藏室,仆人们需要什么用品时,先得向她开口。姑妈的脸盘又大又园,耳朵上戴着红珊瑚耳环,她的头发很长,编成辫子盘在头上。把我送给姑妈带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早几个月也生了一个女娃,名叫旺姆,因此她可以同时奶两个婴儿。

加措夏尔跟帕南没有太大区别,房屋都一样。就像娘曲河谷其它的居民一样,这里的村民也都是农民,人人都在地里工作,生活都围着农事打转。几世纪以来人们的技术不断改善,不过还是没有机器,一切都靠手工。今天我回顾过去,觉得奇怪,那时候我们竟然不用轮子,雪山国对这种大发明竟然没有应用过。

姑母家也是向政府交税的纳税户,据说他们拥有的土地上长出的粮食如此之多,堆积起来可以把雅鲁藏布江断流。我从小把姑妈当作亲妈,我叫她阿玛拉 — 娘,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后来在监狱里,每次审问到名字、年龄和父母名字时,我都得先想想,才能给出正确的答复。姑妈待我如子,有时候她用双臂搂着我,悄声说:“没娘的孩子”。

姑妈一家上下对我都慷慨而疼爱,我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是在别人家中,或这里不是我自己的家。有次我听到别人说,“这孩子他爸”,我以为他们是说被我喊作爸爸的姑父。当我听到“这孩子的爸爸要来了”及“这孩子的家”时,感到很迷糊,我明明住在自己家里呀。我意识到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将要来临。我在加措夏尔很快乐,童年生活简单,我的天地就是家庭和村子。男孩子自己去玩,女孩子则跟在母亲身边帮忙,观察并学习母亲的各种手艺。父母到田间工作时,我们也跟了去,有模有样地学着作,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我帮着搬运递送东西、除草、在田间走动、打开关闭灌溉的水渠的闸。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故事,有一个伯伯在当地最大的塔什伦布寺出家,他常来姑母家过冬,他很会跟孩子们玩,常把我们召到一起听他说故事。他用洪亮的声音讲述混沌初开,大地全被水所覆盖,后来水慢慢蒸发,形成陆地和高山。佛祖变成一只猴子,他的配偶渡母现形为女妖,猴子跟女妖的结合,生下了第一个人类。他们的六个孩子代表世界上的六种典型:神、半神、人类、鬼怪、动物和魔,他们继续繁殖,我们西藏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些故事很吓人,他给我们描述另外的世界和地狱的情况,在那儿人被活活地下油锅或受到饥饿的煎熬。伯伯还说,人死了以后,他的善行和劣迹,变成黑白二色小石子,白的是善,黑的是恶,都被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如果称砣向黑的那方倾斜,就得下地狱,朝白的方向,那就可以上天堂。他把脸凑到小孩们的跟前说,“你要不想下地狱,那就别攒积黑石子。”

伯伯在村里很受人尊敬,大家都来向他请求指点迷津。有一回,他带我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去,要说这是一种了不得的宗教经验,不如说这让我对于寺里的生活有了亲切的体会更妥当,我察觉到村子以外和大山背后的天地如此广阔。伯伯和一个从拉达克来的和尚共居一室,那人给了我一块他从印度带来的鱼儿形状的太妃糖。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火把,听说也是从印度来的,我当时想,印度真是个美妙的地方,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西藏人对印度的崇敬,就如同基督教对于耶路撒冷的虔诚一样。但是我对于佛祖曾在“帕格帕国”— 极乐园生活,觉得奇怪。帕格帕在藏文里的同音词是猪猡的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印度被称为猪猡国,因为那儿有成群的猪在丛林里乱窜吗?当我问伯伯印度为什么叫作猪猡国时,他和其他的僧侣们都捧腹大笑。伯伯说,是我该学习读和写的时候了。

我对于外面世界的知识都来自于伯伯的故事,印度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很可怕的,按他的说法其他地方都住着没有文化没有善心的人们。他的说法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据他说,一个人能够出生在雪山之国是修来的福,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

我想伯伯讲的关于西藏和藏人来源的故事,奠定了我对西藏人和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的信念。当中国人涌进西藏并声称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藏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历史观。共产党将这类口传故事视为荒诞不经,但对我们藏人而言,这些强有力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的表姐旺姆是我在村里最亲密的玩伴,姑妈说我俩“难分难解”。虽然没有玩具,但凡手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变着法儿玩,树枝成了矛,泥地是战场,我们进行想象中的战争。通常男孩子总是玩他们自己的,但我老把旺姆拖到我们一块儿,她挺厉害,村里任何一个男孩都别想欺负她。

我们五六岁时,旺姆病了。姑妈尽其所能,把喇嘛请到家里来作法,驱赶致病的妖魔。一天清晨,我看到姑妈在厨房里哭泣,立刻明白可怕的事发生了。后来几天姑妈一直守在旺姆的床边,我一点也安慰不了她。

大人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猜他们认为提到旺姆会使我难过,避免这个话题,伤痛会很快过去。有时我想,西藏人往往以为避开不愉快的题目,痛苦就会自动消逝。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姑妈和旺姆,还会流泪。跟旺姆在一起无忧无虑,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常在泥浆里混,捏泥人儿玩,回家时俩儿都成了泥人,姑母对我们尖叫,并让仆人来打理我们。

旺姆死后不久,我就见到本家人了,祖母和哥哥姐姐们都来吊唁,慰问姑妈,他们一到,大家都哭成一团。父亲送来一批新衣和一双印度制的皮鞋。那天姑妈把我叫到里面的屋子,先拍除我身上的尘土,然后把我带进家里的诵经房。一个男人坐在一个高的位子上,正啜着茶,他的一双大眼灼灼逼人,耳朵上挂着的绿宝石耳环直坠到肩。

姑妈推搡我向前,说“见见你爹”。跟每个见到生人的孩子一样,我害羞又紧张,心里却也有点兴奋,想总会得到一样礼物吧。我向父亲走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水晶,我把双手伸出,他将白水晶放入我的手中。爸爸开始说话了,我却只管盯着手中的这件礼物,这是我们称为“甜玻璃”的冰糖。我每天揣在口袋里,有时拿出来出来舔一舔。

虽然我跟父亲长久分开,但是父子之间仍有一种天然的亲情。有一天一个屋里比我大的男孩嘲笑我爸爸,说他身上穿着件土色的藏袍,看上去像大便,我绕着屋子追他,狠狠地捶他的背。

每次爸爸来探姑妈时,我都被召唤到他跟前,我们的谈话很简单。他问:“你乖不乖?”我点头。“好好听姑妈的话。”他就把太妃糖和肉干塞到我的口袋中。我经常向其他孩子炫耀得到的礼物,也知道他们嫉妒得要死。他们羡慕我,因为我爸爸有那么点儿神秘,又似乎是重要的人物,每次他来,家里总是大方地招待他,让他睡在全家最好的房间里。

姑妈始终没有忘怀旺姆的死,她拼命地工作,夏天她下田,冬天她没日没夜地纺织羊毛,另外她还料理家里内外的杂事。她更加地疼爱我了。有一天爸爸来了,我知道他计划着要带我回家,我看见姑妈在哭泣。那年我九岁,父亲认为是我返回帕南的时候了。

那是个夏天的清晨,姑妈把我叫醒,端给我一杯茶和一碗甜的红薯饭。这只中式的瓷碗是从家里神坛上取下来的,上面有两只蟠龙。吃红薯饭是要讨个吉利。姑妈交给我一条哈达,她让我把它放在我床上的毛毯上,她说,这表示我有一天还会回到这座房子来。我杯子里的茶满满的,这也表示我很快会重返这儿。她指着一叠新衣裳嘱我穿上,这是她特地准备的,我穿上衣服后,她替我四面拉平。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我心中很悲伤,看得出姑妈也很伤心。我是吃她的奶,在她跟前长大的,她待我如子,而自己的女儿又死了。她看着我穿上新衣,又帮我整理上衣,系紧两头。

全家都聚在院子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六七匹小马都上了鞍,两边挂着木头盒子,我看着爸爸指挥若定。家里人一个个走来,每人给我挂上一条哈达,不久我整个人都被哈达遮住了。姑妈是最后一个,她走向我,手里拿着一条不知有多么细的丝织哈达挂上我的颈项。她拥抱我时,脸上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脸庞,虽然我在数不清的哈达之下,几乎不能动弹,我还是挣扎着去抱姑妈,并且放声大哭起来。邻居们都闻声赶到,过来围观,有些人仍然往我头上挂哈达。

有人说道:“俄珠好像新娘子出嫁哩。”我擦干眼泪,平静下来,接着被抱上小马。村里的孩子们开始唱:“新娘子,新娘子,”我恨不得马儿立即把我拉得远远的。祖母和爸爸打头,马队启动后,渐行渐远,喊叫声消逝了。我脖子上的哈达像旗子一般随风起舞,姑妈骑着驴伴随我们走出村子,走了一段距离后,她赶上来把我脖上的哈达都取了下来。

父亲有时候转过头来看我,我尽量避免跟他的眼光相遇。到了家,这里的家人和邻居都在等候着。我被抱下马,有个人又上来给我挂上一条哈达。姑妈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才返回加措夏尔,她是哭着走的。

在帕南我开始了成年人的生活。那时后,一个藏族孩子成长很快。我父亲和哥哥都在十四岁时就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了。在新家我没什么事可作,哥哥和姐姐们掌管了家中一应琐事。我感到生活很单调,也尽量躲开父亲,他似乎年纪越大越庄重威严了。我记得他以低沉的调子喃喃诵经,这更让人难以跟他亲近了。

我现在回想当时父亲对我的爱,是混杂着对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悲哀。他躲开我,因为我让他回忆起母亲,也可能他感到无力照顾我。他从不谈论母亲,连她的名字都不曾提过,他没有忘记她,而是不能面对她已经不在的事实。

母亲去世之后的一年,父亲再婚了。我回到帕南的时候,继母已经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已到当地的嘎东寺当和尚了。继母很善良亲切,不像父亲那样难以亲近,也不是那种典型的后娘,她总是慈爱地拥抱我。父亲死后,哥哥变成一家之主,他搬来跟继母一块儿住了。她还很年轻,我们家的人认为如果迎进来一个新娘子,会引起争吵不和。在西藏人们为了保护家产不分散,几个兄弟共有一个妻子是很平常的。我们家则是哥哥娶了继母,她还年轻,可以为他生养孩子。

搬回帕南给我最大的补偿是邻近有个嘎东寺,离我家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父亲的两个哥哥都在寺里出家,有时候大人带我去,有时候我感到无聊时,也会自己前往。祖母注意到我经常在那儿流连忘返,她就跟我讲我诞生时的事,并且建议我也出家,我听了很欢喜。在村子里我十分孤独,但在寺庙里我有很多伴儿,连大人都肯花时间在我身上。

《雪山下的火焰》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定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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