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Huerta de Soto）
译：禅心云起 /校：朱海就
摘要：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实现的，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在理论上可能并且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合作制度。
绪论
在21世纪的头十年，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政治方面，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尽管开始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和真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似乎预告着“历史的终结”（用弗兰西斯·福山不恰当和夸大的措词），今天，在诸多方面，国家统制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风靡世界，连爱好自由者也跟随堕落。因此，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现在是彻底地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使之顺应经济科学的最新发展，以及晚近的历史事件所提供的经验，以跟上时代的步伐的时候了。这种修正必须从承认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的努力已经失败，而今天的经济科学有能力解释为什么这种失败不可避免开始。下一步要重点关注的是引致市场自发秩序的、由企业家才能-驱动的社会合作过程的动态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扩展，并转化成对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一唯一真正地具有可行性，并且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合作制度的全面分析。
在本文中，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些问题，并且对科学和政治战略问题做出一系列额外的、现实的考虑。再者，我们将利用这个分析，去纠正某些常见的误解和解释上的错误。【注1：本文为同一题目的两个不同演讲的文字稿，一个演讲是在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2007年6月6日，阿兰胡埃斯），另一次是在康普顿斯大学的暑期大学（2007年7月16日，周一，圣罗兰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在这两个报告中，我正式地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和古典自由主义分道扬镳，这一步只是朝着无政府资本主义方向的自然演进。回顾2000年9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朝圣山学社的大会上，在一个我和詹姆斯.布坎南以及布鲁诺·弗雷（Bruno Frei）共同的所作的发言中，我已经明确地暗示了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分裂”（Huerta de Soto2002, 239-245）。】
古典自由主义的致命错误
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理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该理想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种自我毁灭，正是因为它包含了政府（即使是一个最小政府）——被理解为制度性强制的独家代表——存在的必要性。
因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在方法上犯了大错：他们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个政治行动计划和一系列的经济原则，其目标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却接受政府的存在，甚至视其为必要。然而，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的经济科学已经表明：（a）政府非必要；（b）国家统制主义（即使是最小程度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c）考虑到人之本性，一旦政府存在，就不可能限制它的权力。我们将对这些问题分别阐述。
政府是非必要实体
从科学的角度，只有错误的均衡范式，才会鼓励人们相信有一种满足“联合供给”（joint supply）及消费的非竞争性标准的“公共品”，在表面上，它会证明强迫大家为那些物品出资的、垄断性的制度性强制实体（政府）的存在是合理的。
然而，动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企业家才能驱动的自发秩序概念，已经摧毁了用于证明政府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的整套理论：任何一种（真实的或明显的）“公共品”——即联合供给及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情形的出现，都伴随着必可促进企业家创造的激励，通过技术创新、规则创新，以及（使克服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成为可能的）企业家发现，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只要资源不被宣布为“公共”且允许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同时每一创造性的、企业家的行为成果能被私人占有）。例如在英国，多年来灯塔系统为私人拥有和投资，私人的手段（船协、港口费、自发的社会监督，等等）对那些被“国家统制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描述为最典型公共品案例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样，比如在美国的偏远西部产生了关于财产权（如广袤土地上的牛群）的界定及保卫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式的企业家创新（牛烙印，马背上武装牛仔的经常巡逻，最后铁丝网的发明和引进，从而第一次有可能以低廉的代价对大片土地进行有效的分割）。假如资源被宣布为“公共”，排除私人所有权，并且被一个政府机构官僚化管理，那么企业家创新的创造性之流就会被彻底堵死。（比如，今天大部分的街道和公路对采用无以计数的企业家创新，如每车计时收费、安全和噪音污染的私人管理等等关上了大门，虽然事实上大部分这样的创新不再有任何技术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有关商品还是被宣布为“公共”，阻碍了它们的私有化和创造性的企业家经营。）
此外，大部分人会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是因为他们将政府（非必要的）存在，和目前由政府（低劣地）提供的许多服务和资源的本质属性搞混淆了，并且政府（几乎总是以它们的公共性为借口）垄断了这些供应。人们察觉到今天的公路、医院、学校和公共秩序等等，大部分都是政府提供的，由于这些服务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断定政府同样也是必要的。他们没有意识到，通过自发市场秩序、企业家创造性和私有财产，上述资源能被更高质、更高效和更经济地生产出来，并能满足每个人变化各异的需求。另外，人们错误相信政府对于保护无助、贫穷和匮乏的人士（“小”股东，普通顾客和工人等等）是必要的，却不明白所谓的保护措施，正如经济理论所证明的，都会有系统性的损害后果，而这种损害，正好是在他们据称得到了保护的那种情境下产生的，这样，一个证明政府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的最拙劣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罗斯巴德认为，政府当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子集：需要被取消的，以及需要被私有化的。显然，前述产品属于第二组，并且政府消失完全不意味着公路、医院、学校和公共秩序等等的消失，而是意味着会有更丰富、更高质的供给，并且价格更为合理（始终参照当前公民通过税收实际所支付的实际成本）。此外得指出，我们所能引述的制度混乱和社会骚乱的历史时期（例如，在西班牙内战和第二共和国前后，或今天在哥伦比亚和伊拉克广阔领域中的许多实例），源自于这些产品供给的真空，这种状态是政府自己造成的，据其支持者承认，在那种情况中，政府既不能以理论上他们能够做到的最低效率来供给，也不允许私人、企业家部门去供给，因为政府宁愿选择混乱状态（这会使其强制性存在显得更具合理性），而不愿全面地自我废黜并实现供给的私有化。
理解这点尤为重要，即协调和推动社会过程的财产权的界定、取得、继承、交换和保护，并不需要一个垄断暴力的实体（政府）。正相反，在对待他人的私有财产权方面，政府总是践踏合法的财产权，不能对它们进行良好的保护，并且败坏个人（合乎道德和法律的）行为。
法律体系是与人之本性相符的一般性法律原则（尤其是关于所有权）的进化表现。因而，政府不能（用民主或其他的方式）决定法律。相反地，法律包含在人之本性中，尽管它是按先例，更主要是按义理，以一种进化的方式被发现和加强的。（我们认为罗马-大陆法传统，由于其更加抽象及义理的性质，远优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通法系，后者源于政府对法律裁决或判决有不恰当的支持。通过和判例法的捆绑，这些判决会将各种由于当时特定的、主导性的情境和利益所引起的功能失调引入到法律制度当中。法律是演进的并依赖风俗习惯，因此，法律优先并独立于政府，它的定义和发现不需要一个强制性的垄断机构。
政府不仅没有必要去定义法律，而且也没有必要执行和保卫法律。这在雇用私人保安公司已相当普遍的今日尤为明显，甚至吊诡是，这些公司也被许多政府机构雇用。
这里不详细地解释今天被人们认为是“公共品”的私人供给将如何运作。（尽管关于市场将如何解决不计其数具体问题的先验知识的缺乏，成为那些喜欢安于现状的人天真而肤浅地反对它的理由，“知道的魔鬼要比不知道的魔鬼好”）。实际上，我们今天不知道一群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个人对特定的问题会寻找何种“企业家的”解决方案——假如他们允许去那样做的话。然而，即使最疑心者也得承认，“我们现在知道”由创造性的企业家才能驱动的市场在发挥作用，它发挥作用的程度，恰等于政府没有强制干预这一社会过程的程度。此外有必要认识到，在市场自由的、自发秩序受到阻碍的那些领域中，困难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不管从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 de Molinari）的时代到现在，人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想象一个由私人安全保卫机构（每个或多或少支持边际上互相替代的法律体系）组成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网络架构将如何运作，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绝不能忘记，阻止我们知道一个无政府的未来将是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的创造性本质）那个因素，也正是使我们能够安心地知道任何问题都能被解决的因素，因为涉及其中的人们将会尽他们的全部努力及创造性去解决它（柯兹纳1985，168）。经济科学不仅教会我们市场在发挥作用，而且国家统制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国家统制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奥地利经济学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性”理论能被扩展（韦尔塔·德索托1992，151-153）和转换成一个关于国家统制主义（被解释为实施制度性侵犯的垄断实体，即政府，试图通过包括干预、管制和控制在内的强制性命令来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性的完整理论。政府不可能在他试图干预的社会合作过程的任何部分中实现其协调目标，尤其是货币银行领域（韦尔塔·德索托，2006年）、法律的发现领域、分配的正义领域，以及公共秩序领域（被解释为对犯罪行为的预防、制止和处罚），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a）政府需要数量庞大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只以分散或弥散的形式出现在每天参与社会过程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头脑中。
（b）干预机构为产生协调效应而发号施令所需要的大部分信息，本质上都是隐含默会和不可言说的，因此不能被绝对清晰地传递。
（c）社会使用的信息不是“给定的”，它作为人之行为的结果不断地变化，因此，绝对不可能在今天传递只有在明天才能创造的信息，这些信息正是政府干预机构明天实现目标所必需的信息。
（d）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命令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并对社会施加期望的效果，其强制本质也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信息的企业家创造，而这些信息是那些干预性的政府机构使自己的命令具有协调性（而不是产生错误的调整）所最迫切需要的。
国家统制主义在理论上不仅是不可能，并且还产生了一连串的扭曲和严重损害：不负责任（官方并不知道他们的干预行为的真正代价，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受到鼓励；当环境被宣布为公共品，其私有化受阻碍时，它就遭到破坏；传统的法律和正义概念被命令和“社会”正义取代之后惨遭败坏；个人行为竞相堕落，一方面越来越富有侵略性，另一方面越来越不尊重道德和法律。
以上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即假如说今天有一些社会兴旺发达，那不是因为政府，而是“无视它”（罗德里格斯布劳恩, 1999）。对于许多人来说，其行为方式仍习惯于受实体法约束；更大的相对自由的领域依然存在；而且政府在强行施加其僵化、拙笨且盲目的指挥时，往往极无效率。进一步说，甚至自由最轻微的增长也能为繁荣提供巨大的推动力，这说明没有国家统制主义的妨碍，文明将会有何等的进步。
最后，对于一切把政府等同于“公共品”（目前正以既贫乏又昂贵的方式）供给，以及谬断政府消失必然导致有价值服务消失的错误信念，我们已经发表了看法。在对各个层面不断地进行政治洗脑（尤其是在政府显然不愿失去控制的教育系统），强行施加“政治正确”的标准，以及自负且盲目的大众对现状的合理化的环境底下，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只是损人利己的少数人制造的幻觉，其他人的权利起初被剥夺，接着被收买腐蚀，最后用外部资源（税收）为各种政治“恩惠”买单。
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可能性：
与人性结合的“致命”性
一旦政府存在，限制其权力扩张就不可能。正如霍普指出的，诚然，某些政府形式（如绝对君主政体，君主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长期来看会更小心地避免“杀鸡取卵”），并且相对其他政府形式（如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中，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下一次选举后会发出什么）往往会更少地扩张权力，更少地进行干预。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干预主义的潮流似乎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是真实的。然而，以下历史分析难以反驳：政府从未停止过增长（霍普，2001年）。政府之所以不会停止增长，是因为作为一个垄断暴力机构，人性和政府的混合产生了“爆发效应”（explosive）。政府就像一块难以抵挡的权力磁铁，吸引和推动了人性中那些最可鄙的欲望、最卑劣的邪恶以及最阴暗的方面。人们试图躲闪政府命令的伤害，但也尽可能地利用政府垄断权力。还有，尤其是在民主背景下，特权利益集团的行动的综合效应，政府的短视和贿选现象，政客狂妄自大的本质，官僚的不负责任和盲目无知，共同组合成了一杯危险不定和爆炸性的混合鸡尾酒。这个混合体将持续被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所摇晃，自相矛盾的是，政治家和社会“领导人”总不会错失把危机当成下一次干预的理由的机会，而干预只能创造新的问题，并且使已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理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该理想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种自我毁灭，正是因为它包含了政府（即使是一个最小政府）——被理解为制度性强制的独家代表——存在的必要性。
政府成为每个人求助和崇拜的偶像。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和危险的社会问题是：政府崇拜。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及时察觉和解决一切问题。政府手中掌握着我们的命运，管理它的政治家须得保证我们提出的全部福利要求。人们变得幼稚并且反抗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本能（一项注定会使他们的未来变得无常的本质特征）。他们需要一个水晶球，不仅保证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且保证他们能解决所发生的任何问题。群众的这种“幼稚化”是政治家和社会领导人有意推动的，因为这样才能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找到公然地的理由，并保证他们的支配地位和管制能力。另外，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教授和社会工程师也加入这场傲慢自大的权力狂欢中。
甚至连最受人尊敬的教会和教派也不能确诊这个问题：今天，“政府至上论”（statolatry）对自由的、品行端正的和负责任的人构成了主要的威胁；政府成为一种被众人崇拜的强权假偶（enormously powerful false idol），既不准任何人摆脱它的控制，也不准在其支配领域外有道德信仰的忠诚。根据前述，实际上政府是在瞒天过海：利用到处制造替罪羊（“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私人财产）的方法，狡狯隐蔽地、有组织计划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社会冲突的真正源头和政府内在的弊病等事实上转移开。政府就把这些问题引起的谴责转移到这些替罪羊身上，使它们成为大众愤恨的目标，以及道德和宗教领袖们最严厉的谴责目标，他们当中几乎无人看穿这套骗人把戏，直至目前也无人敢于批评指出：政府崇拜在本世纪代表着对宗教、伦理，因而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注2：也许最近值得关注的一个“例外”是在教皇保罗本笃十六世的杰作《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中。任何人，只要他对保罗的思考——关于恶魔在我们道路上放置的最为危险的诱惑——哪怕有一点点了解，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反基督者”（Antichrist）的制度体现都是明白不过的：“这个诱惑不至于野蛮到建议我们应该直接崇拜恶魔。他只是建议我们选择合理的决定，建议我们优先选择计划和全盘组织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上帝作为私人事务，可能有其容身之处，但不能干涉我们的根本目的。索洛维约夫（Soloviev）把反基督归为一本名为《通往世界和平与幸福的开放道路》（The Open Way to World Peaceand Welfare）的书。这本书成为类似新圣经那样的书，它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崇拜福利和理性的计划。”（Ratzinger 2007, 41）瑞德福德（Redford）作了类似的，但也是更为明确的评论。（Redford 2006）】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提供了社会主义不可能性法则的最好历史实例，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政治家在限制政府权力上的大失败，完全揭示了国家统制主义不可能性法则，尤其是“自由主义政府”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是强制性的，尽管是“有限的”），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接受了政府的存在，就不可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这一事实。总之，“法律为基础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并且和“……热的雪，放荡的处女，肥胖的骷髅，圆的方块”（雅塞1990，35），或者和“社会工程师”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者在提及“完美市场”或所谓的“完全竞争模型”时的思想那样明显地自相矛盾。(韦尔塔.德索托2007，347-348)。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与
人性真正相符的唯一
可能的社会合作制度
国家统制主义和人性背道而驰，因为它是由系统性、垄断性强制的实施构成的，在所有这种强制能被人们意识到的（包括那些对应于法律的定义和公共秩序的维护的）领域中，阻碍了创造性和企业家协调，这两者正是人性最典型、最本质性的体现。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国家统制主义助长和推动了不负责的和道德堕落的行为，在根深蒂固的无知使得每个政府行为的成本不可获知的背景之下，它把人们行为的重心转到对政治权力的特权操纵上。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地限制政府权力，但只要政府存在一天，国家统制主义的上述效应就会显现，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使得古典自由主义成为科学上不可行的乌托邦。
一定要克服我们先辈的“乌托邦自由主义”，即“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他们天真地认为能够限制政府，他们的想法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他们就接受了它的含义。因此今天，在行进的21世纪中，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19世纪（理想主义和天真的）古典自由主义，被一种新的、真正科学的和现代的表述所取代，我们称之为“自由至上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的无政府主义”，或简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进入21世纪，在尽管柏林墙倒塌近二十年，政府依然没有停止在各个领域扩张和侵犯个人自由的今天，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延用他们150年前的同样说法毫无意义。
无政府资本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是对自发市场秩序的最纯粹的陈述，在该秩序中一切服务包括法律解释、正义以及公共秩序，都通过完全自愿的社会合作过程来提供，这也因此成为了现代经济科学研究的焦点。在这个制度中，任何领域都不会对人的创造性以及企业家协调关闭，因此增加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公平，由垄断暴力机构——政府（其存在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所有冲突、无效率和失调得到彻底根除。另外，这个建议中的制度消除了政府制造的腐败动机，相反，将培养最有道德和最负责任的人的行为，并将阻止任何合法地使用系统性暴力的垄断机构（政府）的产生，也避免某些社会集团（不得不，只能屈从于）被另一些（任何时候都紧紧操纵着政府权力的）社会集团所剥削。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一种能够充分地认识到人们拥有自由的、创造性的本质，以及人有（根据定义，在一种无人拥有能实施垄断的、系统性强制的权力的环境中）恒久地内化不断增长的道德行为模式的能力的制度。总之，在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制度中，人们可以尝试任何的创业（企业家）项目，假如它能够吸引到足够的自愿支持，因此在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自愿合作环境中，可以设计出很多可能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用私人机构组成的动态网络——支持不同的法律体系并且提供各种安全、阻止犯罪以及防卫服务——来逐渐取代政府，与发生在21世纪的最重大的社会变化一起，构成了政治和科学议程的最重要部分。
结论：新范式的革命性含义
由老一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18-19世纪推进的反对古老政体的革命，今天在21世纪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中找到其自然的延续。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乌托邦自由主义失败的背后原因，也找到了用一种科学的自由主义来克服它的理由。同时，我们知道，老一辈的革命者在20世纪天真地、错误地寻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为人类史无前例的、最坏的中央集权这个暴君敞开了大门。
无政府资本主义传达的讯息具有显著的革命性。其结局是革命性的：废黜政府，以一个由私人机构、协会和组织构成的网络参与的竞争性市场过程取而代之。其方式也是革命性的，尤其是在科学、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a）科学革命
一方面，经济科学从自发市场秩序的一般理论扩展到所有的社会领域。另一方面，它吸收了对国家统制主义在任一领域（包括法律、正义及公共秩序）中所生产的社会失调的分析。此外，逐步废黜政府的不同方法、所涉及的转型过程，以及对眼下被视为“公共性”的服务的全面私有化所产生的效果，一起构成了我们这门学科基本的研究领域。
（b）经济及社会革命
人甚至无法想象，在完全免于国家统制主义的的企业家环境中，惊人的人类进步、成就和发现将成为可能。即使今日，尽管政府干扰持续不断，前所未见的文明已经向前演化成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这个文明的复杂程度是任何借助于国家统制主义力量的文明都无法达到的，一旦它完全摆脱国家统制主义，就得以无限扩张。由于人性中的这种创造力如此顽强，即使从政府盔甲的狭隙中，它也将不可避免地萌芽生长。人们一旦更清醒地意识到本质上堕落的政府对他们施加的限制，一旦觉察到由于政府阻碍了他们的企业家创造性所产生的驱动力，使他们日复一日地丧失巨大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会汹涌地加入到对改革，对逐步废黜政府，对朝着我们全然未知，但人类文明注定会被提升到今天无法想象的高度的未来进行改进的呼吁当中。
（C）政治革命
日常政治努力与（a）、（b）所描述的相比居于次位。诚然，我们必须一贯地支持最小干预主义的其他措施，明确地与古典自由主义者用民主手段限制政府的努力保持一致。可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所知所行必然更进一步。他知道彻底地废黜政府才是最终目标，这点燃了他的全部理想，为他日常的一切政治行动增添了动力。朝往正确方向的微小改进当然受人欢迎，但我们也不能滑入实用主义，抛弃终结政府这个最终目标。为了教育和影响普通大众，我们必须始终以系统、明晰的态度来追求这个目标 (Huerta de Soto 1997)。
例如，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政治日程包括削减政府的规模及权力。在所有区域通过地区及局部权力分散化，以及自由的国家主义，再造城邦和退出(Huerta de Soto 1994 and 2002)，目的在于阻止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专政，允许人们越来越多地“用脚投票”，而非依靠选票。简而言之，目标是让人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并且跨越疆界相互合作，而不用顾虑政府（通过宗教团体、私人社团、国际网络，等等），实现最多样的目的 (Frey 2001)。
此外，让我们牢记政治改革不必血腥。当政治改革从社会教育及进步的必经过程中产生，从要求停止欺骗、谎言，停止强制以妨碍人们成就目标的大众呼吁及广泛愿望中产生时，则会显得格外真实。例如，柏林墙的倒塌和终结了东欧社会主义的天鹅绒革命基本上是不流血的。在通向这一重要的最终结果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使用当前的政治制度所允许的所有和平的和法律的手段。【注3：我们不能忘记，西班牙黄金时代哲学家关于武力的“正当”性所必须满足的严格条件：1º一切可能的和平手段及程序必须用尽；2º行为必须是自卫性质(对具体的武力行动的反应)且无侵略性；3º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度(如独立的理想甚至抵不上一个人的生命或自由的价值) ；4º尽努力避免宣称伤及无辜；5º要有成功的合理机会（假如没有，那只是不合道义的牺牲）。这些都是明智的原则，对此我能补充的是，参与及资助都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任何抵触这些原则之一的武力行动，将自动取消合法性，成为所宣称的目标的最大敌人。最后，马里亚纳（Juan de Mariana）神父的诛弑暴君理论也有此有关(Mariana1599)。】【注4：正如罗斯巴德所指出的，违抗现行的法令（基本是行政命令）并不可取，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不偿失。】
一个令人激动的未来正在展现，我们将继续发现新的途径，引导我们在与基本原则保持一致的同时，奔向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想。尽管今天来看这种未来显得遥远，但我们随时都可能目睹巨大的进步，它会让即使最乐观的人也感觉惊讶。谁能够提前五年预测到柏林墙连同东欧的共产主义将会在1989年垮塌？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加速变化的过程，尽管它永不停歇；全新的篇章即将开启，人类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彻底地摆脱政府，使其逐步弱小，直至成为黑暗及悲惨的历史遗迹而已。
上表显示了不同的政治谱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自然演变。根据支持国家统制主义或反国家统制主义的程度，以及支持或反对私人财产的程度对其进行分类。
我们看到，最初（错误及乌托邦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反对古老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如何滑向接受政府的实用主义，并为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极权统治（共产主义及法西斯纳粹）开启大门。真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带来了目前广泛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集体思维）。
自由主义革命的失败部分归因于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及天真，它有一个尚未完成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朝向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演进。
自由主义革命的失败，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出现了自由共产主义，它被其他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一致地斥责及反对（尤其是极左派），这正是由于它的反政府本质。自由共产主义也是乌托邦，因为它摒弃私人财产，强迫使用系统性的（即政府）暴力反对私有财产，并暴露了其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阻碍了企业家的社会过程，而这是推动唯一在科学上能被想象的无政府秩序，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过程。
西班牙有一个创建久远的无政府传统。我们不能忘记其支持者犯下的大量罪行（但无论如何，其严重程度在质与量上逊色于共产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忘却他们思维的诸多矛盾。尤其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无政府主义确实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试验，尽管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正如老的自由主义革命，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面临着第二个难得机遇，这有待于他们克服自己的错误（拒绝私有财产的、乌托邦性质的无政府主义），接受市场秩序为废除政府的唯一确定途径。假如21世纪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能从理论及历史中吸收这些教训，西班牙极有可能通过在理论及实践上对新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的引领，从而再次（这次将持久广泛地）让世界感到惊讶。
本文节选自《财产权、自由与社会：致敬霍普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