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习近平定策、王岐山执行的强力反腐，我是持赞成态度的，因它至少可以遏制中共政法体系的胡作非为，尤其维稳暴政对普通百姓的伤害。尽管反腐新政作为习近平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颇有争议，比江泽民时代“以腐败换团结”打到实处，但他同时对民间异议打压亦比前朝残酷。
可以预见，只要反腐新政不因宫廷政变或军事哗变等小概率事件而中断或更张，最终将会指向万民唾弃的“江核心”及江泽民本人。为了回应这种诉求，中纪委透出了“反腐无时限”的信息即追溯任何既往腐败线索。
中央巡视组被地方党政隔离
因着“反腐无时限”、“反腐无禁区”，底层百姓对反腐新政的拥护情绪高涨起来，越来越多民众採取了举报与上访相结合的自发反腐方式。上访当然实名，举报的实名也随之而行。在农村，农民所举报的问题林林总总：大到上百万元的修路占地款项被县乡村三级私分，小到数千元国拨抗旱费用被村干部贪污，再到村干部横行霸道而公安派出所坐视不理，等等。为对付上访加举报形式的抗争，地方政府採取了较维稳暴政时代的黑社会方式稍为柔性的对付措施。
一对长期与地方政府及村中强势人物进行诉讼的七旬夫妇，在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北后，先后三次登门向我求教“能见上”中央巡视组的策略。尽管我亦无计可施，但老夫妇却三次讲他们了解到的重大上访事件的进展：一位姓齐的七十岁老者坚持进京上访，而在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北前，镇政府和村党支部想出奇招──声称七十岁及以上老人统一换身份证与户口，稍后又以“不换了”为由发还，结果，唯有齐老的身份证与户口被扣下。但是，齐姓老者不为所欺，声称“见不到中央巡视组，就背被窝卷儿到北京安营紮寨”。通过媒体可以了解到，中央巡视组被地方以安全理由隔离访民的现象在各省均有，此亦为反腐新政的一大奇观.同时，也说明反腐新政推进何其艰难！
底层百姓上访加举报式的反腐参与虽然赋予了反腐新政巨大的民意合法性，但是，也带出两大悖论问题：其一，真正的“打苍蝇”未能展开，因此政权中下层贪渎严重状况没有任何改观，百姓也会因此渐生失望情绪；其二，纪检体系高度神化自己，导致了公民和社会监督机制性弱化，长期下去，反腐困局终会变成制度困境导致全社会的规模性抗争，从而使腐败势力获得政治反攻的机会。
反上不反下或成新规则
事实上，全国纪检体系人员严重不足，无从处理天文级的举报信息。根据一些上访者兼举报人委託我按其持有的密码上网查询举报结果来看，中纪委对直接举报百分之百是“挂着”。中纪委网站举报查询版块仅能回答已收到邮件，而没有任何关于案件查处的信息。进一步的数据估计，中纪委应有至少二百万件举报存量；以全国有约三千个县级行政区域而论，每个县（区）平均为六百余件应处理举报案例。假定一个县有五十名专职纪检人员，则平均每人分摊十个以上案例查处，一年内无法结案。更何况：第一，不可能是单独一人办一案，必须两到三人合办；第二，举报在不断累积，今年二百万件不结或结之甚少，明年就会积累至三百万件。说整个纪检体系已陷入超负荷的“蝜蝂悖论”既非讽刺也非哀怜，而是说明其工作机制在制度上的失败。
为了稳固已获得的民意合法性，“打老虎”仍是看点式策略，无望明后两年将重点推至县级至乡科（局），更遑论至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了！像媒体揭出的广州绿化腐败事例影响不大，但在全国县级城市比比皆是。今年春，我的一位族弟开车载我回乡，指路边已稀疏的杨树说：“在咱们这里刨了，一棵四百，不往东边市里拉，非他妈绕西边献县转一圈不可，再到市里就一千多一棵了！”由此可见，中下层政权已经判断出反腐新政无力从高层反腐抽身，并且反上不反下更可能成为反腐新政的无奈选择。因此，最终或难逃“反腐是假，权斗为真”的指责。
反腐新政所获民望已有迅速消失的危险.如果在明后两年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县级地域展开，比照密切联系群众试点之办法，全国会出现五十座监狱（每座容纳五千人）的缺口。此非调侃，而是说系统性反腐至真正“打苍蝇”环节，尚有许多配套措施要跟紧，不惟要兴建一批新监狱以及招聘大量狱警，而且中下层官员职位补充也成了大难题.由此导出了县级直选的必要性，但习近平再集权也不敢碰此政治禁忌。
政治刷新大多虎头蛇尾
习近平统驭全局改革且明确举起邓小平旗帜，让有些大陆背景明显的香港媒体赞誉，称习为“中兴之主”。但是，习在反腐与密联之间确实是顾此失彼，底层所希望的最好“密联”就是拿掉他们所痛恨村官、乡官、科局长以至于本县的“县太爷”。即便十八届四中全会不提“密联”问题，那么，最基层的政治治理仍未脱“文革”景象，不过靠一些虚假口号来虚饰（见图）。这无疑让百姓反感情绪难消。
现在定论习反腐结局为时过早。回顾晚清以来历史，诸多虎头蛇尾的所谓新政历历在目。官场道德危机的“道光气象”或是习政治的不幸“预言”，此谓“当事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密联之败恰是操切在先、畏葸在后！事实上，一方面官媒也几乎不再报道密联信息，另一方面老百姓认为无论哪个级别的官员来密联，都不过应付差事而已。
晚清溃败定型于道光时期，因此，能够做一些事的高级官员都是信誓旦旦开始所所规划，结果在遭遇重重阻力后就变得不思进取。还有，新的政治形势给一些权贵捞名捞利的机会，政治刷新是否收效，他们绝不关心。正如道光政治的另一气象：“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