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译者： 听桥
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二十年间，民主在全球的表现之优异是前所未见的。在欧洲和亚洲，不只凭借共同的利益，而且经由深度共享的价值观，美国领导下历史上最成功的盟友网络将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紧密结为了一体。因之，当苏联崩溃，民主制度在遍布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国家以及前苏联和非洲的部分国家兴盛繁荣起来。当时，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已经是民主政体，大约五分之二的亚洲国家也是。
后冷战时代——始于1991年，在本文中，我认为延续到了2016年——为美国提供了接榫二战直接后果的最温和的安全环境。如同前一个时期，这个时代的世界并非与朝向自由和民主的积极态势无关。当民主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美国就更安全。我们可能面对来自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经济上的竞争，但从不曾有公认的民主国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的攻击似乎昭示着一个威胁遍布、脆弱不堪的新时代的到来。但迄今为止，9·11攻击的威胁已被证明是温和可控的，这么说不是对其令人震惊的影响范围轻描淡写。9·11攻击要求美国入侵阿富汗以驱逐基地组织，并自攻击发生后持续进行军事、情报和治安方面的监控，但这次攻击并未挑战美国的生存或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9·11攻击未能实现其摧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构想。攻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领导了一场打击全球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网络的战斗，世界各国集结于美国麾下。自由和民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壮大。2001到2006年，整个世界见证到民主国家的净数量增加了七个，同时可能被人们描述为相当自由的民主国家（较好保护了公民自由）的数量增加了十个。这一趋势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当年全球大约60%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可以称得上是“自由的”民主国家。
随后是为期十年的民主衰退。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报告，自2006年以来，每一年都有更多国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以民主的多元主义在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崩毁为开端，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见证了它们形式上民主的宪法逐渐被威权主义的执政者和政党掏空。在土耳其、孟加拉、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样一些战略地位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很多更小的国家，民主制度的现实或承诺遭到了压制。（“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一个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致力于研究和提倡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译注）
这三十年的趋势何以在2006年前后失去动力？有若干原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严重问题之际，很多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全球化在加速，同时在国家内部带来社会动荡和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在美国，金融业的贪婪和完全无法胜任的监管几乎造成一场全球性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令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黯然失色。但或许，变化的最大动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愈发陷入军事泥沼，以及被认为失败了的“民主推广”政策正引发日渐强烈的反弹。一段时间里，援助民主的项目持续得到资金注入，历史地看，资助水平相当高，美国确实也在间或推动自由（体现在奥巴马若干次高规格的演讲中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初期），但同时，作为美国外交的当务之急，自由和民主渐趋衰退。
过去十年间，全球权力架构一直在其他重要方面发生转变。中国加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这一目标很可能在这个十年的晚些时候实现）。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在面对自己的人民问责时懊恼不已，他们开始谈论“中国模式”。潜台词是，威权主义对推动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牢骚满腹的公众理当闭嘴并接受。（至于说过去二十年间很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已经是民主政体，而几乎所有表现最糟糕的经济体都是独裁政体，则是无关紧要的。）同一时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重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并在格鲁吉亚，之后是乌克兰小试牛刀，同时打造出复杂精密且无所不在的信息战机构。当代世界的独裁政体正于诸如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网络中结为一体，共享互联网审查方面的最恶劣举措，并协调各自对自由的攻击。
直至最近，民主衰退可能蔓延至自由主义的西方仍属难以想象。但到2015年，在匈牙利，非自由主义的执政党已将民主竞争和法治的基本保障铲除殆尽；在波兰，这样的执政党正迫不及待地谋求打造类似的威权主义统制。随着叙利亚内战在欧盟内部加剧移民压力，非自由主义政党在主要西欧民主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发展势头迅猛，与此同时，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情绪助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天平倒向了主张退欧一方。右翼民粹主义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惨败，奉行极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自由党在去年奥地利总统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落败。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非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一直在以令人警惕的速度于选举中攻城掠地。在9月的德国议会选举中，八分之一的德国人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AfD），据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报道，该党包含一个“渐趋转变为族群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极右翼派系。
所有这些党派都对精英、制度和主张多元主义和包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屑一顾。质疑一个民主国家能迅速吸纳多少移民是一回事。但这些党派不止于此，它们将自己描绘成“真正”人民的唯一正宗捍卫者，矛头指向所有其他背叛人民的腐败精英。他们青睐质朴的多数统治，将制衡刻画为对大众意志的压制。（归根结底，若非是更腐败的精英，这些法官和官僚还能是谁？）甚或当这些民粹主义者声称支持民主，他们所称的民主也带有威权主义的弦外之音。忘掉与法西斯主义的那些情绪过分激动的对比吧，想想1950年代阿根廷的胡安·庇隆、2000年代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以及更近些时候，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匈牙利的欧尔班。对民主而言，这样的结局并不体面。（胡安·庇隆[Juan Perón]生于1895年，卒于1974， 1946至1955年、1973至1974年两度担任阿根廷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生于1954年，卒于2013年，2002至2013年担任委内瑞拉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土耳其现任总统，欧尔班[Viktor Orban]是匈牙利现任总理。——译注。）
但是，考虑到俄罗斯黑客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侵袭，对民主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美国，而非欧洲。一个敌对大国不只深度介入美国选举过程，甚而助推这一过程偏向其钟爱的候选人，这是第一次。俄罗斯的威权当局侵入了民主党及其数位竞选骨干的电子邮件账户，随后“武器化”了这一信息，选择敏感的时间点加以披露，并以整形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依据用户的社交习性和地理位置，用推特发布并张贴于互联网，以最大限度为害民主党及其候选人。俄罗斯方面动用了一只数量庞大的机器媒体大军（“自动程序”）和收费代理人（“水军”）假装为真正的美国人，发泄着他们对政治的讥讽、厌恶和挑衅性的极端言论。
假如美国公众不是早就变得严重两极分化、疑心重重，如上举措原本不会奏效。但普京发现了对手身上严重的弱点，并且如一切形式的非对称战争那般，以有限的资源支出实施了灾难性打击。我们依旧不知道，俄罗斯侵入了美国超过二十个州的选民登记数据库之后做了些什么，或者有什么发现。如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6月间作证时所称，关于这次攻击的大致情形，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们行事时目标明确，手段老练，技术手段卓越。”并且：“他们会回来的……，他们正在追踪美国。”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一直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同，更渐进，也更精妙。分析人士目前只是开始拼凑这一战略的全貌，但它包括：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这样的国有媒体企业在全球不懈扩张。不同于BBC、CNN或德国之声，它们提供的有关中国、中国的政府及制度的观点一概是美好正面的。
·孔子学院及其他项目大举扩张。这些项目旨在推广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同时传递中国官方的政治路线。
·对美国电影、媒体和信息企业的渗透渐趋升级，如近期对美国第二大连锁电影院线AMC的收购。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拥有的巨量耕地、关键产业和基础设施急速扩张。
·有不透明的资金支持流向美国的机构和个人，资助它们从事同情中国的研究。
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是海南航空集团（HNA）目前的举动。作为中国规模最大且最不透明的商业巨头之一，海航集团在纽约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直接资助在美国举行的各类“慈善”活动。该基金会用拥有180亿美元资产，或将成为美国第二大基金会，其定位是每年分派将近10亿美元，用来推广一个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保持友好社会联络的庞大网络。很多观察人士推测，其资金源自服务于中国政府或共产党的一家挂名企业。
美国人该醒醒了。眼下，后冷战时代确实告一段落。我们已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两个作为对手的大国在这个时代凭借它们令人生畏的敏锐细致、足智多谋和技术上的老练成熟，正在威胁我们民主的生活方式。那听来或许像极了二十世纪，事实上相当不同。但这个时代将需要同样一种解决方案，需要同样一种冷静而全面的战略。仅仅是在短暂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那种解决方案和战略曾令我们在一场大规模较量中赢得胜利，而我们当时认为，那将是我们必须发动的最后一场针对一个威权主义对手的较量。我们需要的战略，将是我在这里的下一篇专栏的主题。
（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刊于《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双月刊网站，2017年10月13日发布，原题：“Is There a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译者听桥，不保证准确理解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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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October 16,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