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传统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溃败。今天,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逐渐兴起,以德治国一说似乎又偶见复活,但这种复活是弱势的,多少有点官家一厢情愿之感,既没有坚实可靠的民意基础,也缺乏严密的学理依据。中国传统中德治的各种弊端和缺陷已深入人心。中国确实应该尊重自己的传统,但不是尊重已被事实和理论都证明站不住的传统,更不是支持传统中那些让中国人相对于西方和人类文明处于次等公民地位的元素,而是要尊重和恢复那些对今天和今后中国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利益等有助益的传统,尊重那些能让中国更加自由民主文明强大繁荣的传统。无论如何,今天和今后的中国,恢复德治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在官方话语中,以德治国也只是偶尔一见,所谓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提法治,而无德治,今天,德治可以说是个过时的词汇。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和今后不需要道德。

一,现代国民个人需要道德,需要修身和个人追求。英国是现代法治传统最为悠久的国家,也是最为重视美德和教养的国家。法治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是鲁莽灭裂的,而是崇尚绅士风度,具有谦卑、节制、敬畏等传统美德。今天的国家公民是自由人,自由人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人,更非不道德的人。自由人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人,因而审慎是基本特点。自由人需要具备一种真正约束行为手段的低调道德,这是底线,当然,也可以有一种追求完美理想目标的高调的道德。但完美道德理想不是也不可以作为每个公民的必要条件。①自由人兼具“自行其是”和“自我约束”,②“自行其是”是独立人格的根本,人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作何选择,以什么为目标,必须且只能交给其自身去作决定。在野蛮状态,“自行其是”曾经是人战胜其它动物和自然困难的根本动力,也是今天人择业和执业成功与否的根本。人干任何事业,都需要“自行其是”,以在自由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对此理当给予保护和支持。今人必须自我奋斗,以实现自我。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激情,而非理性,才是人奋斗的动力源泉。弗罗伊德认为,人的欲望像一口沸腾的大锅,驱动人去做他追求的任何事情,去战胜困难,成就伟业。③相对而言,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之所以行不通,甚至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竞争中创造性不足,都与对欲望的束缚和压抑不无关系。同时,今天的人更需要“自我约束”,今天的人无不置身于社会网络之中,置身于社会分工愈益精细化的由各种各样的规则加以规范和支持的合作平台之上,没有“自我约束”,不守规则,必定时时处处侵犯他人,伤害自身,根本无法与人合作,几乎无法生存。

现代人需要自觉的“自我约束”,但必须防范和警惕被强加的约束。这种需要加以防范和警惕的被约束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政府的显性的侵犯性的约束。由强者主宰的政府,经常会颁布一些强加的规则,对制定规则的强者有利,而不利于单纯的规则遵守者和弱者。这种被约束就是处于不自由状态。对此,现代自由人需要懂得利用规则和各种和平的管道加以反对,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和尊严与独立。另一方面需要防范和警惕来自社会的隐形的被约束。通常,社会对个体会产生公开的或隐藏的压力,让个体对群体产生恐惧,同时,在人类的许多愿望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愿望,即“正确行动的愿望”,并且,大多数个体缺乏理智的洞察力而无法形成独立的道德判断,因而大多数人会自发地选择跟随成功的榜样——权威和当时占主流的价值,主动或被动接受其社会的道德观,沦为可怜的任人摆布的庸众而不自觉。④

二,社会需要道德。道德是社会自发团结协作的粘合剂,有道德的人之间才可能长期友好合作,不道德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彼此为敌。“在人类社会中,除了竞争还有合作,而联合、合作除了利益的纽带,根本上还需要靠道义的维系。即除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外,应该还有‘人合义聚,德者久长’,当然,这‘合作’也可以说是为了竞争,与自然界竞争,与他国竞争,但还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⑤现代文明社会尽管不再是道德至上或道德本位,但也并非是不道德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是平等公民间的合作,任何合作都离不开规则,道德往往就融贯于这些规则之中。现代社会中虽然有部分自由职业者,但更多的则是团体成员,如某企业成员,政府机构成员,政党成员,宗教组织成员,社会非赢利公益组织成员,学术机构成员……,即使是自由职业者,往往也需要抱团组成协会,以保护和扩大自身权益,或避免在与其它职业者竞争时落单而处于不利地位。现代公民往往具有多重身份,不过,有些人更注重单一身份,比如某一国家的国民身份,某一党派的党员身份,政府机构的职位身份。单一身份往往伴随团体优越心理,有利于形成坚强的团体内部凝聚力,但也因此容易生成团体自私。团体优越感有时需要以凌驾于非团体成员之上为前提,如我们先进,你们落后。团体成员对团体之外的人有时会采取排斥、贬低、轻视甚至凌辱态度。团体意识也往往难容异己,将任何对团体的批评和反对视为敌对攻击,并群起而反击。

因此,社会道德的重点内容之一是防范团体自私。关于团体的自私,尼布尔的意见最富洞察力,他说:“群体行动是被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的,而大多数人总是为自私的动机所驱使的。”尼布尔认为,“在整个人类的共同体中,群体越大,就越必然要自私地表现自己。群体越有力,就越能够反抗人类心灵所设定的任何社会限制,亦即越不服从内在的道德约束。群体越大,就越难达到共同的想法与共同的目的,因而也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靠瞬间的冲动与直接的不假思索的目的来维持其统一。”⑥这种团体自私在中国现在是公害,却少人注意,更多的人则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如一个政党将本党利益置于国民权利和国家利益之上,再如政府及其部门自私地将掌握的公权力视为己有,几个常委、或部长、司局长、甚至几个处长、科长、镇长、党支部成员、村民委员,在一起开个会,就可以出台严重侵犯广大人民利益的规范性文件,以满足小团体、政府或部门的荣誉、权势或利益需索,等等,都是团体自私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

社会道德的重点内容之二是防范出现社会性匪帮。所谓社会性匪帮,就是帮伙内部高度社会化,有分工,有合作,有某些道德和严厉的处罚规则,尊崇某些良好的社会性规范,以此形成团体共识,并自相标榜,但团结友爱仅仅只针对其帮伙成员,对外部,则表现出极端的反社会性,为了自己群体的利益,或在某些冠冕堂皇的宗教的与(或)道德的偏爱驱使下,结伙以暴力或欺诈等强制手段劫掠社会。可以、甚至宣扬和鼓励虐杀、掠夺、霸凌、压迫、统治其他任何非帮伙成员的人类,任意侵害其它群体。典型的社会性匪帮就是黑道团伙,如ISIS,黑手党,贩毒团伙,草原上的狮群、野狗群,武装入侵白蚁丘的蚂蚁群,《水浒传》中的所谓梁山好汉,以政府强力部门为后盾的拦路收费团体,上街任意打砸、抢劫小摊小贩的某些城管,把三氯腈胺等有毒有害物质加进食品销售与向沙漠或地下大肆排放污水的企业等等,都是社会性匪帮。一个将《水浒传》视为名著的国家,对显明的社会性匪帮(如黑道团伙)也许有一定的免疫力,但对隐形的社会性匪徒行径,比如挂有政府或执政党招牌却对民众作出危害性决定和行为的团伙,这个国家从来都是缺乏免疫力的,经常还引以为荣。

三,政治离不开道德。康德说过:“道德与政治之间根本就不有任何争论。”“因此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政治纲领必须是道德的。政治纲领是一个国家数年之中的努力目标,只有是道德的,才会得到民众的认同和选择,“真正的热情总是朝着理想的东西以及真正纯粹道德的东西前进的。”⑧

第二个层面,政治制度必须是道德的。政治制度首要的是宪法规定的国体必须是道德的。国家的核心必须是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领导人或官员的权力,国家无论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沦为一家或一党的私有财产就是不道德;其次,国家的宪制框架必须将人民主权分解落实为一个个具体的权力分立、分工又合作的设计,不能让人民的权利被暗中架空,致使国家沦为官僚的囊中之物;再次,为了保障政治制度的合道德性,对所有的权力都必须加以制衡。⑨

第三个层面,政治伦理必须是道德的,这种道德的具体意义就是政治与权利结合。过去,中国的政治伦理是“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⑩是君为臣纲,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政治伦理今天当然行不通。今天的政治伦理不再是人对人的效忠,而是维护正义。国本是人的权利,政治的作用就是保障人权,保障每个人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如康德所说:“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都是不正义的。”“因此政治与道德的一致就只有在一种联盟的结合中(它是由权利原则所先天给定的并且是必然的)才有可能。”“人的权利是不可亵渎的,无论它可能使统治权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⑾

第四个层面,政治家必须是道德的。国家领导人,应该达到并超越古代圣王的理想,不仅私德修养经得起人民的挑剔,而且还应该怀抱崇高伟大的理想,不能汲汲于一己和一党之私,应该胸怀天下,以全国人民的大公为重。真正崇高的理想,不是集权以成一己之誉,不是有权就用,手握大权,滥捕乱抓,藐视宪法,藐视民权,不是为保一党或数家的特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贪权恋栈,决不让位,不是以得到小集团内部及一帮精神侏儒患者和奸佞小人阿谀奉承为荣,而应为了人民的自由、尊严和福祉,勇赴危难,不惧牺牲,成就伟业,像华盛顿那样,时势艰难则冲锋在前,勇于承受重担,秩序建立起来后,又能激流勇退,不贪恋权力地位。“道德政治家应该以如下这一点作为自己的原则:当一旦发现国家体制或国与国的关系出现人们所无法预防的缺陷时,那就有义务,尤其是对国家领袖说来,要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迅速地加以改善,并使之符合于理性观念所呈现于我们眼前作为典范的那种自然权利,哪怕这样会以付出牺牲自我利益为代价。”“因为一个人不具备充分的权力可以保护人民中的每一个以防范另一个,便没有权利向他们发号施令。”[12]

除了国家领导人必须是有德之人外,担任任何职位的政治官员,也必须是德才兼备、深孚人望、言行经得起挑剔的君子。君子不是一个等级制称谓,君子对面站着的也不是小人。君子是践行公序良俗的榜样,是绅士、精英的中国化表述,以区别于普通人。君子在主观上自我要求更高,以追求承担更多更重社会责任为毕生目标,行为上则更加努力并做得更为优秀。君子是在自我约束和社会贡献方面比普通人做得更为出色的人。君子也不是一种终身制的职称或固定的社会层级,而是流动的,当昔日的君子出现堕落,或不再那么出色,就退回普通人行列。君子是最富价值的最强大的中国传统遗产,我们不仅没有必要否定,而且理当予以继承和保守,给予君子应有的敬重。君子是社会向善向好发展的推动力,理当被视为社会、特别是年青人向上努力的榜样之一。成为君子应该是政治官员的必要条件之一。政治官员必须光明正大,经得起政治对手的批评,以德才征服选民,而不能以阴谋剥夺对手正当权利而获得权力地位。法治社会的政治必须在阳光下进行,不允许将权力地位拿来私相授受或买卖交易,政坛应该始终正气浩然,我们不应容许贪污腐化败坏公序良俗不择手段投机钻营飞黄腾达且赚个盆满钵满者跻身官员行列。

四,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必须是道德的。国际和平对每个国家有利,对每个人也有利,国际和平只能建立在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公平正义法则之上。国际关系领域的不道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便只会走向战争。对自己祖国有利的,不一定就是道德的。不遵守国际法,不尊重他国主权,把本国意志和利益强加给他国,危害公平自由竞争,对他国强取豪夺,把自身的繁荣富强建立在其它国家受伤害基础上的国家,其实是国家级匪帮,或可称为国家匪徒。要特别防范在爱国主义旗号下做出不道德的国际行为,把本国的自私强加给他国,并以此为荣耀。今后,我们对内应该坚决拒绝容忍社会性匪帮,教科书应该拒绝美化前文所述的靠暴力欺诈获取所谓成功的“英雄”,拒绝美化水泊梁山式匪帮、成吉思汗式匪帮、努尔哈赤式匪帮、李自成式匪帮、洪秀全式匪帮、列宁式匪帮。对外,中国更应避免沦为在国家利益旗号下的危害国际社会的社会性匪帮,应避免沦为希特勒式匪帮、日本军国主义式匪帮、斯大林式匪帮、入侵科威特的萨达姆式匪帮,尤其要警惕沦为为几匹汗血宝马而遣10万大军入侵大宛国的汉武帝式匪帮。

注释:
①,平克分析了四个带我们走出暴力,减少暴力的“天使”:第一是移情,接近于“同情”乃至“悲悯”;第二个“天使”是自制;第三是一种道德感,一种真正约束行为手段的低调道德,和一种追求完美理想目标的高调的道德;第四是理性。《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何怀宏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7年版,P125。
②,其中“自行其是”,Self-assertion,何怀宏认为不宜译作“自行其是”,他译为“自我率性”,并说,这里的“性”是指动物的生命本性或再加上人的技术、手段的理性本性,而非斯多亚派意义上的神圣和道德的理性本性。但它也并非是一种“不道德的”(immoral)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非道德的”(nonmoral)意义上使用。《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何怀宏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7年版,P79。本文作者不赞成何怀宏的这种翻译,仍然使用“自行其是”。原因是“自行其是”与将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的传统语境更贴切一点。
③,见于《弗罗伊德的哲学》一书,此书系在监狱中所借读,此刻不在手边,无法提供版本信息。此处论述,也受益于戴维·迈尔斯著《社会心理学》,张智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④,《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美]R·尼布尔著,蒋庆等译,贵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022-023。本文还受益于勒庞著《乌合之众》。
⑤,《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何怀宏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7年版,P86。
⑥,[美]R·尼布尔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084,P029。
⑦,{德}伊曼努尔·康德著《永久和平》,何兆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P54,P56,
⑧,《永久和平》,P76。
⑨,“政治制度的道德,不能用政治家的道德,掩盖政治制度的不道德。美国制宪会议一共有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有一个享有充分共识的前提假定,即认为品行最好的人也具有自私的本性,那么对政府的信任就不应当在品德和操守之上,各种权力的制衡就是必需的,这不仅是对少数个人,也包括对多数人民:自然也不仅是对老人,也包括对青年。”《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何怀宏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7年版,P107。
“道德”其实有更优先和重要的方面,即制度的伦理,包括对群体行为的约束。但后来连个人道德和修身也不提了,道德几乎完全被政治淹没或者替代。何怀宏著《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P98。
人性的善恶在代际之间,在不同身份和职业之间的分布其实相差不多。而如果不重视个人品德,尤其是不重视制度伦理和群体行动的道德,而只强调政治上先进与否,则将走向只要有“政治先进”的标签,就可以为了目的,不计手段的道路。何怀宏著《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P100。
⑩,《诗经·北山》。
⑾,《永久和平》,P58,P53,P56。
[12],《永久和平》,P45,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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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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