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解放”:一个政治神话的复活1

“农奴解放”:一个政治神话的复活2

在民族文化宫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上,看见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如上图),图说是“截止1961年8月底,西藏全区给2085户赎买对象办清了手续,共支付赎买金2000多万元。图为拉萨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将赎买金送到拉萨市市长崔科·顿珠才仁家里”,这是一段显示党对“爱国上层人士”实行优厚的统战政策的历史,但不过五年,这位过去的贵族、曾经的统战人士,便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最终郁郁而死(如下图,取自于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集《杀劫》一书)。而这个“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很慷慨地,将崔科先生的下场给省略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随心所欲地被使用的。

“解放”一词在中国意味深长。虽然对于文革结束之后出生的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对于文革期间及其之前出生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以我的人生履历举例,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在接受教育的岁月,我对社会的认识被灌输为:我们以及我们的祖辈所在的社会分为两个,一个是万恶的“旧社会”,一个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新社会”。而“旧社会”被改变成“新社会”的过程,即“解放”的过程。谁“解放”了谁呢?当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它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还“解放”了西藏“百万翻身农奴”。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并不在其中,因为西藏尚未被“解放”。不过这并不妨碍党对西藏会一视同仁,自比“救星”的党是不能坐视西藏“百万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毛的军队占领西藏,西藏人也都享受了和中国人一样的待遇:被解放的是“翻身农奴”,被打倒的是“三大领主”,就跟中国人被划为“贫下中农”或“地主富农”等等一样,各自有了阶级成分,黑白分明,非好即坏。擅长搞阶级斗争的党,自以为解决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

然而,搞阶级斗争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得“新社会”比“旧社会”更像人间地狱,以致文化大革命随着毛的死亡而结束之后,吃够苦头的第二代领导人便放弃了阶级斗争,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阶级成分论也随之消失。有关这方面的事实无须我赘述,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在这三十多年来,用各种方式对“新社会”进行了充满痛苦的控诉。如今虽然也有怀念毛时代的部分中国人,而且执政者为了维持专制政权日益收紧管制,但毕竟不好意思公开重拾毛时代的牙慧,既不敢讲阶级斗争,也不敢划阶级成分,而是换个新包装,如“维稳”,如“不折腾”。

吊诡的是,在西藏问题上,中国的当权者却摆出了另一副姿态。这是一副陈旧的姿态,散发着过往时代的陈腐气味,具体地说,即“农奴”论高调复活。当然,中共治藏五十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所做的描述,即西藏的传统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不是“领主”就是“农奴”;这其实是一种改写,为的是合理化其殖民西藏、以及继续殖民西藏的目的。只不过,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此番说法多少有些沉寂,而这,则是与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有关。强硬的、有着阶级斗争意识的官员如陈奎元、张庆黎成了西藏第一把手,文革时代的政治话语便会遮天蔽地,虽然加入了“反恐”之类的新内容,却分明透着我们熟悉的腾腾杀气。

在同一个政体之下,只因西藏有着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历史事实,只因西藏有着失去自己的这五十年,所以,西藏也就与其他地方不同地,继续被沉陷在一个充满不实之词的政治神话之中,而为了让别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这个政治神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后代持续不断的反抗下诞生了。即便是反抗已被举世瞩目,虽遭血腥镇压仍持续至今,这个政治神话却无消停之势,反而愈发喧嚣,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我也相信,如我这样接受其教育成长的人,在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会找到并坚持属于人的而不是机器的立场。

2009-3-2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附:崔科·顿珠才仁在文革被批斗的照片图说(见《杀劫》P127)

这个深深弯腰、接受批判的人是崔科•顿珠次仁。他的高帽上写着:“彻底打倒牛鬼蛇神、米艾崔科•顿珠次仁”(“米艾”是坏人的意思)。

崔科家族是后藏的普通贵族世家。但照片上的这位崔科,并不是崔科家族的人,而是贵族桑颇•才旺仁增弟弟的儿子,因娶了崔科家的女儿为妻并且入赘而继承了崔科之名。

用一位贵族后代的话来说,“这个崔科啊,他可是对共产党大有功劳的一个人。”早在一九五0年解放军发起的“昌都战役”中,崔科作为噶厦政府驻昌都的秘书,与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四十多名僧俗官员被俘,不久接受中共的统战,积极与中共合作,成为噶厦政府里主张和谈的官员,也曾被西藏军区授予大校军衔。在一九五九年“平叛”时,崔科因不“参叛”被视为“爱国上层人士”,并被授予拉萨市市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等官职。但文革时他被斗得很惨。他和桑颇•才旺仁增、邦达多吉、江措林四人被认为成立了一个小集团之类的反动组织,张国华还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把他们交给“人民群众”,从此对他们的批斗升级。一九七八年,崔科病故。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中共表态,认为他是“西藏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要贡献”。

可能因为崔科曾有过解放军大校的虚名,所以在被揪出游斗时,他身上挂上了空的枪套、皮的马鞍和一个望远镜。另外加上长串念珠、噶厦官员的服饰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他没有后代,只有一个养子。

他是河坝林居委会辖区内的“牛鬼蛇神”。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0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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