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先生们、女士们，来听这样枯燥的讲座。
这个屠杀惨案，是苏联共产党屠杀波兰人的惨案。要讲清楚屠杀的经过，我们必须简要地回溯到一战之前的波兰历史。
1772年，俄国、奥匈、普鲁士曾三次瓜分了波兰，1815年后，波兰只是沙皇统治名下还能保持波兰名号的一个小国而已，但这个民族并未屈服，沙皇也不得不尊重这个民族在政治上的一些规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交战各国处于胶着状态时，波兰反倒成了各国拉拢的对象，都想以此来分解对手的力量。1916年11月德国威廉二世和奥匈约瑟夫一世分别发表宣言，让波兰摆脱俄国统治，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而俄国、英国、法国等表示愿意帮助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一战结束时，波兰终于重获新生，于1918年11月18日组成联合政府，并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由于沙俄因国内的巨变早已退出战争，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也就有点无所顾忌地分割德国的土地，在《凡尔赛和约》中，将波兹南、中西里西亚及但泽给了波兰。波兹南也算是德国一座名城，德国风云人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出生于波兹南。中西里西亚及但泽给波兰，就把东普鲁士和德国割裂了开来。这是波兰西面和北面边界的情况，但是东面边界在《凡尔赛和约》中却没有规定，这给当时的波兰制造了横行的机会，它很快就占领了白俄罗斯、乌克兰两国西部的一些地方，又去攻占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那时波兰的元首毕苏斯基是个有能力，也有雄心的人物，他甚至认为波兰的国土应该北面连着波罗的海，南面应到地中海，即大波兰的设想。此时俄国，已经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尽管宣布过沙俄与他国所订的条约作废，但是在列宁、托洛茨基等人都是怀着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又在习惯和认识里，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应该天经地义地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为了占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通前往欧洲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8年就组建西方面军。这支部队在1919年的1月占领明斯克，迫使白俄罗斯的独立政权倒台。波兰军队3月越过涅曼河，至利达城外围。红军立即攻占格鲁诺德，企图切断波军的后路，实现包围。波军立即反扑，并收复格鲁诺德。打败红军后，立即进军乘胜占领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此时的列宁等人对波兰愤慨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的政权正在遭受邓尼金等武装的打击。作为邓尼金来说，他当然希望波兰能助他一臂之力，但毕苏斯基不愿意，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至少能承认波兰的政权，而邓尼金则认为波兰只能是俄国的属国。所以毕苏斯基情愿去立陶宛，攻占维尔纽斯和之后去攻占基辅，也不愿去俄国围攻布尔什维克政权。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并不了解毕苏斯基的想法，而是很害怕波兰能支援邓尼金，于是向波兰表示，愿意放弃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现在白俄罗斯的一半国土）和乌克兰的赫梅利尼茨基（乌克兰的五分之一国土）。但是，邓尼金败了，列宁喘过气来了，组建西南方面军向西而来。到此时，波兰与布尔什维克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才算开始。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1919年12月8日提出双方停火，按照他划分的国界线各自撤兵，但双方都不遵从。尽管波兰军队和红军相比，兵力略微少些，但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波军放弃基辅，实行全面撤退。同时，红军也从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向南压了过来，很快就到了利沃夫。是继续进攻还是就到此为止？
现在我们有必要看看刚才谈到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怎样划分波兰国界的，这是因为在以后我们要多次谈到它。如果你对波兰地图比较熟悉的，或者你现在能打开波兰地图的话，寇松线基本也就是今天波兰东面的国界线，它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连接。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这样的划分，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穿越寇松线往东的话，真正的波兰人数并不是很多。现在尽管波兰军队一而再三地败退，但其军队的元气并没有伤失，再加上毕苏斯基的雄心和波兰人的长期认识，他们不愿接受英国人提出的寇松线划定。而列宁此时认为他的军队不可战胜，收拾波兰人不在话下，于是他下令给西南方面军的政委斯大林，对于波兰人则要狠狠地打击，争取更大的战果，所以也不肯接受英国人的提议。1920年7月，苏军进入波兰，英国正式向苏俄提出停战的最后通牒，但这不能阻止红军的脚步。8月中旬红军兵临华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华沙战役即将爆发。当时的红军总指挥图哈切夫斯基满以为华沙一举可得，为了集中攻击力，他要求红军西南方面军的划出兵力给他，但是此时西南方面军正想全力攻打利沃夫，所以对他的要求并不理睬。当华沙战役爆发，8月16日波军反击得胜。红军败绩，损失兵力15万。那时布尔什维克政权刚建立不久，又经历了内战，华沙失败，无力进行反击，只好向波兰人求和了。1920年10月12日，波兰接受停火的要求，10月18日苏波停火协议生效。1921年3月18日波苏在拉脱维亚签订《里加条约》，波兰得到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土地以及立陶宛的部分。面对这样的失败，列宁认为这是个胜利，一面是割让给波兰的土地小于他的预计，另一面毕竟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范围到达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列宁认为自己的国土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当然是个胜利。因此华沙战役失败，既没有追究图哈切夫斯基的责任，也更没有追究斯大林的责任。但是这个失败无论如何是苏联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个耻辱，在苏共历史上以及其他共产党政权的国家忌讳不言。
虽然一战后，波兰获得了广阔的土地，但西有德国，东有苏联，又与捷克、立陶宛等国历史纠纷，它不能不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对于波兰四面楚歌的状态，波兰当年的统治者为什么没有战战兢兢，强大国力，至今仍得不到很好的解释。有几位政治家并不是没有看到危机，但随着1932年7月25日波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使他们生出政治上投机的心态来，认为与苏联签订了这样的条约，可以使他们能够在德苏之间搞出平衡的关系来。一战后，获得的但泽地区，将东普鲁士活生生地与德国撕裂，只要东普鲁士和德国认为它们还是一体的，那么，不可能熄灭收复但泽地区的念头。同样的道理，波兰对于东白俄罗斯和东乌克兰的占据，苏共不可能当作没那回事情。当两国，皆强大起来，特别是德国已经具有了精良的军事装备，希特勒的野心不可能不瞄准波兰。波兰的武器装备几乎还处于一战时期的水准，德国兵力已经全部机械化，苏联兵力也部分机械化，而波兰兵力只是骑兵。正如之后苏联进攻波兰，波兰士兵投降后，摸着苏军的坦克，问道：你们也用这个了？不可排除，波兰先与盟国打败德国，后又战胜了苏联，自满而不思自强。当然，那时的波兰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更多的经济能力来建设国防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强大了的德国和苏联正在悄悄地联手，计划彻底消灭波兰。
1938年10月，德国向波兰提出将但泽划归德国，修建通往东普鲁士的公路和铁路。作为回报，德国将保证波兰现有的国界，遭到波兰的拒绝。（但泽是在波兰的北面，它向北是波罗的海，向东则是东普鲁士，向西则是德国）但泽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因为只有拥有它，才能在国土上联接上东普鲁士。而对波兰来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因为只有通过但泽港，才能进入波罗的海，而且这是波兰当年唯一通海的要道，所以波兰的拒绝是毫不犹豫的。1939年3月希特勒已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再要求波兰交出但泽。德国再次遭拒后，向波兰发出最后通牒。1939年4月，希特勒批准袭击波兰的“白色计划”。同时德国出兵占领立陶宛的梅梅尔，加强了与东普鲁士的联系。此时波兰的西面、南面（部分）、北面遭到德国的包围。英法两国也觉得事态严重了，他们想拉拢苏联，结成联盟来共同对付德国。德国当然不能让英法谋略成功，也使出手段来拉拢苏联，一度已经停止的苏德经济贸易谈判又重新开始，德国甚至表示愿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19日，苏德一项为期7年的贸易贷款协议在柏林签订。次日希特勒表示接受斯大林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在莫斯科还在进行着另一场戏，英法俄三国代表从8月12-21日正在谈判缔结军事协定，当然波兰也派代表参与其中。苏联表示他们愿意与英法一起抵制德国，但问题苏联与德国不接壤，苏联表示愿意向波兰借道派兵前往。波兰毫不犹豫加以拒绝。此时的斯大林所盘算的是怎样付出最少，而让苏联获得最大的利益。与英法谈判结束仅2天，即8月23日，苏德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还签署了密秘附加的协定书。这份密秘协定书，苏联的势力范围沿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划分。从时间来看，不得不说苏共看中的是与希特勒联盟，要走共同瓜分波兰的老路，而与英法德谈判只是欺骗世人的儿戏。万事具备，希特勒袭击波兰的白色计划开始实施，时间到了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对波兰发起袭击，白色计划正式实施。
现在有资料证明，当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发动对波兰的战争前，就要求苏联从西面出击，进攻波兰。但苏联不想担当侵略的罪名，表示时机还不成熟。当然此时的苏联还需要解决日本对它的挑衅，那就是诺门坎事件。德国袭击波兰数天后，全世界都对德国表示谴责，包括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斯大林当然不允许这样的谴责，于是他通过共产国际，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将希特勒侵略行为说成是是两个法西斯的狗咬狗，是场非正义的战争。9月9日，有传德军进入华沙，莫罗托夫急忙向希特勒表示祝贺，并向德国驻苏大使苏伦堡表示，苏联即将出兵。
据苏联档案得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元帅伏罗希洛夫1939年9月14日向基辅军区下达作战计划和命令，主要分成三个方面出击，目标是利沃夫等城市，并于17日拂晓越过边界，发动进攻。投入兵力为7个骑兵师、9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5个坦克旅、5个炮兵团，还有一定数量的空军。
同日，伏罗希洛夫向白俄罗斯特别军区下达作战计划和命令，从4各方面向波军发动进攻，也要求17日拂晓集结边界，发动进攻。投入兵力为6个骑兵师、8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5个坦克旅、6个炮兵团。
9月17日，苏联大军即将开进波兰势力的境地前夕，凌晨1点的莫斯科，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被召到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亲口告诉他，按照苏德协定，4个小时后苏军将进攻波兰。一个小时后，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部，外交部的副部长波将金给了他一份照会，说是苏军马上要进入波兰。之所以现在提出，是波兰政府已经事实上不存在，已经无法运作政府的职能。苏波原先签订的一切条约已经失效，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苏联军队将跨越国境。波兰驻苏大使表示无法接受这份照会，理由是华沙并未被德军攻占，政府虽然已经撤出华沙，但它还在卢布林运作。大使尖锐地指出，你们这是第4次瓜分波兰。苏联内务部的头目贝利亚此时也在忙的不亦乐乎，他知道苏军集中这么大的兵力，打击波兰不在话下，他要求白俄罗斯军区和乌克兰军区要求建立8个战俘接收站和2个战俘分配站，并明确规定接收站和分配站由内务部部队负责。贝利亚还在早两天前，下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部，进入波兰要多抓地主、神甫、资本家、贵族，还要求多抓国家行政机构的反动分子、警察机构的头目、边防军和总司令部第二分部的所有人、以及省长的合作者、反革命党派、人民党以及前人民民主党的各级负责人。
作为波兰而言，他们一直认为最大的敌人是日耳曼人的德国，对于苏联毕竟大家都是斯拉夫人，所以当苏军越过那时波兰的国界时，当时波兰武装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避开红军，甚至不要抵抗红军，以最快最短的速度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撤退。所以苏军进军迅速，几乎没有遇见什么抵抗。库里克这位未来的苏军元帅在21日写给斯大林的战报上说：“红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俘获大量普通士兵和军官”。由于俘获人多，下雨通行不畅，导致俘获的人没饭吃。于是他建议，遣散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的俘虏。9月27日，波兰宣布投降。苏联在波兰东部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苏军俘获波军近25万（而苏共档案只有一半的数字），苏军死亡996人，受伤2383人。
1939年9月30日，流亡在罗马尼亚的波兰总统莫希齐茨基和总理斯科瓦德科夫斯基被迫辞职，指定议长拉茨凯维奇为国家元首。同日，拉茨凯维奇在巴黎宣布就职，任命瓦﹒西科尔斯基将军为总理。而对于英美两国来说，他们最操心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真正结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苏联持拉好拉近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苏军占领波兰一事持宽容的态度。
波兰武装力量9月27日已经宣布投降，28日苏德两国就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分赃了。通过《德苏友好和边界划定条约》秘密部分双方规定，立陶宛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卢布林省和华沙省的部分地区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0月4日，两国又签订了边界补充议定书，对于各方边界做了仔细的描述，也就是说，两国彻底瓜分了波兰。既然已对波兰进行了瓜分，苏共马上着手内部的稳固，即将本属于国际的问题转为国内问题。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被占领后，为了立即实行苏维埃化，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选派一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跟随部队进入当地，他们每15-20人为一组，组织工人赤卫队维护治安，追查躲藏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人员，有些人被抓，随即遭到枪杀。10月26日，苏共指定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召开人民会议。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颁布法令，接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凡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苏共的举措对已经流亡到英国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们坚持恢复1939年9月1日之前的波兰国土。而这样的坚持几乎持续到二战结束，不仅对它的流亡政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对整个波兰民族带来同样的悲剧。1939年12月3日，苏共政治局批准最高苏维埃法令，对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工业、农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房屋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1940年1月20日，又要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在农村建立国营农场。这样的掠夺和抢劫，自然引发部分当地居民的抵触与反抗，而苏联当局加之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无情地镇压。据1939年12月的内务部报告，他们在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军官，还有一些社会异己分子、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成员。
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是讲卡廷屠杀，我之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多，其目的就是让各位略知一下当时波兰的状况以及历史背景，所以我们话题还得回到1939年的9月17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贝利亚下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内务部扩建8个战俘营。这8个战俘营的名单我必须报一下，也将其贴出来，让大家有个了解。
1奥斯塔什科夫
2尤赫诺夫
3科泽尔斯科
4普季夫尔
5科泽利西纳
6旧别尔斯克（很多文章中将其译作斯塔罗别尔斯克）
7尤扎
8奥兰
截止到9月28日，也就是波兰宣布投降的次日，各战俘营早已接收了大量的人群。据波兰流亡政府事后声称，苏军共俘获波兰战俘近25万人，而依据苏共的档案来看仅有一半人被关押在战俘营。战俘营和其他监狱里一共关押了多少人，至今仍无一个确切的数字。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战俘的国籍和民族，这是因为苏共首先是根据这一点来划分战俘，并将其归类，做出不同的处理。我们知道波兰人在1920年获得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以及立陶宛的部分，当苏军在1939年进攻波兰时，它的军队中毫无疑问拥有这些民族的人，既然是波兰的军队，波兰人是不用说了，但是在波兰人中，还有一部分另类，就是他们属于德国地域中的波兰人，比如东普鲁士中的波兰人。按照苏共的分法，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立陶宛原本属于苏联，所以这是一类战俘，地属德国的波兰人是一类，波兰人属于一类，共计三类人。由于战俘过多，每个战俘营都在向上级抱怨，住宿、饮食、卫生等等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根据苏共档案，贝利亚于1939年10月3日，向斯大林提出，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的战俘释放，送回家乡。一个星期后，这个命令开始执行。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这道命令只是针对战俘营和收容所，据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1939年10月23日给贝利亚的报告：至10月19日遣散回家的战俘40729人（战俘营27257人，其他收容所13472人）。更应该强调的是，遣散的战俘仅仅是士兵。据1939年11月的一份档案可以看出，尽管是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人，只要你是警察，或者是军官，就不在遣散之列了。报告说战俘营军官共有8980人，有4500人是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警察4977人，有3000人是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战俘被抓后，就有大批战俘被送去筑路，据统计约有18000人，之后又有10000名战俘送去开矿，这些战俘中不乏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人，这些人经过一定时间的强制劳动，之后转为工人。家住属于德国地区的波兰人，据贝利亚给莫罗托夫的报告，这类战俘在战俘营有33000人（据10月23日索普鲁年科报告为41819人），他建议莫罗托夫与德国谈判后，遣返给德国。应该说最糟糕最悲惨的是波兰人，我们看看10月10日苏共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档案就是斯大林授权给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军区，他们的军事法庭可以判决波兰军人死刑。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苏共对待波兰人的心态了。被抓的波兰战俘一部分人被送去服苦役，一部分人被杀，还有一部人关在战俘营和监狱，一直等到苏德战争爆发。
在谈战俘营的问题前，我必须强调一个问题，因为说是战俘，被送进战俘营以为他们都是穿着军装，在战场上被抓的人。其实不然，这是个误解。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被苏军占领的地方，内务部立即进行对原先的政府机构人士、神职人员、政治组织机构的人员、地主、企业主等人进行清理，进行无情的镇压。在我们看到的档案中被抓的有非军人居民，甚至有妇女和儿童。除此以外，内务部的人员还在缴获的档案中，梳理和寻找他们认为要抓的人员。比如，按照当地波兰法律，每个到年龄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但现实中有可能身体等各种原因没被军队录取。这样的人，需要到警察局报到并被注册成一名预备警察。这样的人，内务部也不会放过，必须抓起来投进战俘营。内务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仔细，绝不会轻易漏掉任何蛛丝马迹。有资料表明，内务部工作人员能从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档案中，整理出数百名在华沙要抓的波兰人。
贝利亚1939年9月19日公布，索普鲁年科少校为战俘管理局局长，涅霍罗舍夫上校为政委。同一天，上任管理局局长和政委下达战俘事务管理局条例。
所有战俘营都被送进大量的战俘，战俘营的设施根本无法跟上，饮水、食品、宿舍、医疗等等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看战俘营管理结构：1办公室、2特别科、3政工科、4登记分配科、5总务科、6财务科、7卫生科、8内部警卫队、9消防队。我们看出办公室是战俘营的最高领导机构，仅次于它的是特别科。内务部的官员相当重视各战俘营特别科的设立，它的工作也被视为优先需要完成的工作指标。根据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1939年10月8日的对特别科的训令，特别科的主要工作，建立两个间谍网，都是从战俘中招募。第一种以复兴波兰的态度渗透到战俘的反苏集团中（包括成员历史）；另一种是积极汇报战俘中的政治情绪。被招募间谍其任务，就是摸清战俘中曾经在波兰为谍报机关、警察机关、保卫机关、军队指挥部、监狱、法院、检察院等服务过的人。摸清战俘曾在波兰参加过一些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摸清战俘是否是其他外国间谍组织的人员；摸清战俘是否是沙皇时期暗探局、警察、监狱方面的人，是否是从苏联逃跑的富农和反苏分子。训令还要求特别科，监视和清查看管人员被利用的情况。从训令中很清楚可以看到，对所谓的反苏分子要进行逮捕和审讯。关于特别科的作用，我在后面还要讲述它。从某种意义来说，造成卡廷屠杀最初的一个环节就在于特别科。
在战俘营被关押的人是什么身份？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有助于对卡廷屠杀的原因理解。根据苏共档案中有一份普季夫尔战俘营的1939年9月28日的报告，说战俘营共接收了3461人，其中军官466人，地主100人，普通士兵2694人，非军人居民115人，妇女51人，8-14岁的儿童35人。我们从普季夫尔被抓的人群成员的分析，也可以大致推断其他7个战俘营被抓人群的情况。1939年10月23日，贝利亚的助手说，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关押军官8470人，奥斯塔什科夫关押宪兵、警察等4700人。在旧别尔斯克还关押着130名医务人员（104名医生、26名药剂师）。1939年12月1日，科泽尔斯科报告说，11月份以来共接收4727名战俘军官，其中：海军将军1人，陆军将军4人，上校24人，中校79人，少校258人，大尉654人，海军大尉17人，其他军官3420人，随军神甫7人，地主3人，公爵1人，国家高级官员43人，应遣送的士兵85人。12月9日，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报告：至12月1日共关押5963人。基本警察5033人，宪兵40人，监狱看守150人，边防军人员41人，民团分子27人，军校学员8人，各类（包括警察和宪兵）军官263人，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127人，预备役警察169人，非军人105人。预备役警察并非警察，只是年龄大或因身体服兵役不合格而在警察局注册。非军人战俘当中有工人、农民、律师、大学生、市政府官员。军官中有一大批为教师、医生、药剂师等预备役军官。
至少在开初，大部分战俘营并没有这样的报告，但被抓人数的统计是有的，例如奥斯塔什科夫到9月28日就接收了9193人，旧别尔斯克在10月10日，就统计出他们已经接收了7352人，奥兰则为5313人。据索普鲁年科给贝利亚的10月23日报告称，遣散战俘后，战俘营仍有40759人被关押，收容所为44315人。经过一段时间，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科成为专门关押军官的地方（据说旧别尔斯克关押军官还是斯大林指定的），而奥斯塔什科夫专门关押警察、宪兵、间谍、狱吏等人的地方。据资料统计旧别尔斯克到1940年3月16日关押的：陆军将军8人、校级军官496人、上尉845人、其他军官2528人、随军神甫9人、地主2人、政府要员5人、其他3人。共计3896人。科泽尔斯科到1940年4月1日关押的：将军5人、校级军官347人、大尉647人、其他军官3480人、随军神甫8人、地主9人、国家要员51人、应遣散的士兵5人、难民37人。共计4599人。奥斯塔什科夫至1940年3月16日关押的：警官、宪兵军官288人、下级警官、下级宪兵军官775人、警察和宪兵4924人、狱吏189人、谍报人员9人、应遣散人员72人、随军神甫5人、定居者35人、其他67人。共计6364人。
在抓捕了战俘之后，虽然一系列管理条例颁布，在生活上从内容来看似乎也很全面，但实际与此相差还是很大。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于1939年10月14日报告中说道：住的设施、卫生设施严重不到位，面包按规定是800克，但只能发400克，甚至更少。战俘们不要说开水，连能喝的水都没有。奥兰战俘营的报告，是他们已经接收了5313名，但是住房条件跟不上，连喝水都成问题。食物也是只能发400克，垃圾成堆。10月29日，科泽尔斯科的报告称，战俘只能轮流睡觉，因为没有地方睡，三餐并为两餐，卫生条件极差，没有开水，甚至生水也没有。11月15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普季夫尔战俘营平均每20平方米住40个人。科泽利西纳、尤赫诺夫、奥兰战俘营部分睡在马厩、猪圈、板棚内，由于冬天来临，使居住条件急剧恶化。水和食物（指热食）缺少仍是严重问题，食物问题更多的是厨房问题。特别是奥兰战俘营，完全断水，靠雪来止渴。普季夫尔由于没有蔬菜，许多战俘得了坏血病。卫生问题仍然突出，旧别尔斯克有7000多名战俘，却没有澡堂、洗衣室、厕所、盥洗室等。直到1940年2月4日，各战俘营的生活状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善。科泽尔斯科仍在报告：承认战俘营只能吃酸白菜和咸鲈鱼、欧洲小鱼。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仍然糟糕，缺水是个主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战俘太多。
尽管战俘们生活状况在物资方面严重短缺，但战俘营的洗脑工作却开展得如火如荼。1939年11月15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显示，各战俘营通过报纸、广播、播放电影、组织学习、座谈会、讨论会等等活动正在展开，表示对苏联满意的声音也在战俘们嘴里和耳朵里流传，甚至有些人还表示愿意留在苏联。11月19日，科泽尔斯科战俘营的报告声称，从11月5日至11月17日，已经放了5部影片，还建立了图书馆、战俘歌咏小组，正在组建弦乐队。该战俘营于12月1日再次写出报告，战俘营有政治科，通过谈话、读报、解释解答问题、广播、放电影等对战俘洗脑，还有弦乐队，让战俘学唱苏联歌曲。12月3日，旧别尔斯克战俘营报告说，11月份他们对3907名战俘做了政治工作。做了7个主题的座谈：1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及其国际原因；2十月革命22周年；3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和苏联的对外政策；4社会主义的胜利给苏联劳动人民带来什么？5苏联劳动人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6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对比；7电影《列宁在十月》。读报，是苏联国内外的新闻，以及苏联领导人对外政策的报告。电影：赤化和苏联爱国的影片。图片宣传：俄国的过去、今天取得的成就，斯大林第三个五年计划。安装了42个广播收听点，收听莫斯科新闻。报告甚至还对12月份的洗脑工作作出了计划。到了月底，该战俘营的报告说，12月份中，他们在洗脑方面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专题讲座：沙皇与苏联的比较、斯大林宪法、苏联的国家制度、苏联知识分子等。二影片：带枪的人、风华正茂等。三图片：关于斯大林等。四图书馆和广播。洗脑的广播在时间上可以使人发疯，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据1940年2月8日，旧别尔斯克的报告，广播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没有间断。
尽管战俘营非常得意报告他们展开的洗脑工作如何具有生气，但是从结果来看，真能为内务部做事的却只有百分之一都不到。反而战俘营的特别科却始终能嗅出所谓的“反苏”的味道来。有一点，战俘营的管理人员自己也承认，由于战俘营的物资无法到位，导致战俘们的生活不堪承受，发出不满的言论，而这点也是被认作反苏的情绪被上报。在内务部特别科的官员眼里，似乎到处弥漫着反苏的情绪，他们也正是把反苏情绪的范围拉得极为广泛，你爱国，你爱自己的民族，对战俘生活有点抱怨，或者与几个人讲讲自己对形势的看法，甚至使用波兰语交谈，都有可能认作你是一个具有反苏情绪的人。1939年11月15日，战俘管理局呈送贝利亚的报告说，大部分军官仍然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军官、警察和官员反苏与反革命以及不满言论仍然随时可见。1939年12月1日，科泽尔斯科的报告说，有些军官流露出爱国情绪，大部分军官信教，还曾企图做祷告，被管理人员制止。1939年12月31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称，反苏言论，有战俘称：“我宁可在波兰只吃面包也不在这里吃抹黄油的面包”。“红军越过波兰边界的目的是抢劫，而不是解放。”“在波兰毕竟比在苏联好，就是最差的工作也能挣1兹罗提和一份伙食”。“我要到德国去，我在那里会有自己的天主教节日，这里没有宗教，不好”。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战俘营里不准有信仰宗教的现象存在，在这里我顺便指出，波兰人是信仰天主教，而不是东正教。1939年12月3日，科泽尔斯科的报告称，有人企图在全国性节日时，组织祷告，还有人企图在房间内挂十字架和圣像。还有一种反苏的情况，这主要发生在被送去修路和开矿的战俘身上。我前面说过，当时贝利亚上报斯大林要求遣散西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士兵战俘时，那些已被送往修路和开矿的却没有列入其中。那些遣散回家的士兵消息，或早或晚地都会传到修路和开矿的战俘那里，自然会激起他们的不满。那些被送去开矿的战俘约有10000人至11000人，是内务部与苏联黑色冶金部签订佣工协议的。内务部是按多少人数要向黑色冶金部收取佣工的工资，并且黑色冶金部必须承担战俘们的住所、死伤费用、生活用品和用餐。对黑色冶金部来说，这样的管理在实践中可能麻烦诸多，而且战俘并未他们想象的那样卖力，个别管理人员就开始刁难起战俘们，在“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业”战俘们于1939年的12月24日，因为矿上不再供应早餐而发生罢工，矿上的理由是他们是因为债务问题。战俘们甚至还绝了食。从战俘营的报告说，另一个主因是战俘们接到家信，信中家人告知他们绝大多数的战俘已经回到家里。反苏言论：“他们欺骗了我们，不去干活，否则永远不放我们回家”。“如果以正式命令形式，向我们宣布还要干多长时间，我就上工。”“我不上工，因为看不见尽头”。“给我们讲，解放我们脱离老爷的压迫，实际上是让我们脱离妻儿老小。”当局最终将250名所谓的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报告还指出，开矿的战俘们对劳动不满，先后拒绝出工达519人，装病者尚未计算在内。战俘们的罢工直接惊动了贝利亚，他在1939年的12月31日下令，调查黑色金属开矿不出工的事件，追究主谋和领头者的刑事责任。保证全面了解战俘的情绪，及时揭露一切反苏团伙，查明战俘在周围居民中搞反苏活动的人员。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下令，要求各战俘营因反苏、蓄意不出工等被除名的战俘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将他们的行为报内务部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为了平息战俘们的心中不满，提高工资和其他福利，将其中一部分人转为正式的矿工。
作为服从命令，又主动缴械的军人成为一名战俘，长期的关押是不可理解的，而这样的关押又是在一名正常人无法承受的环境里。他必然要问这是为什么？1940年1月7日，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主管收到一份声明，并请求他转交给苏联当局。声明中首先问到：一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是就应该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标准对待我们。声明按照是战俘而提出五点请求：1可以自由求见授权驻苏负责保护波兰公民的大使馆。2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与我们的家人联系。3公布战俘名单，使家人知道我们的所在的地方。4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5给我们适当津贴，购买个人的急需用品。声明接着又指出如果不是战俘，而是被捕者或者是被拘留者。请告知我们是因为什么罪？声明要求，请将一些与战争没有关系的老人和病人释放回家，要求对他们写家信不加任何限制，对家在德占区的，希望通过红十字会使与家属联系。声明提出，由于药品不佳，战俘们的眼病、牙病都没有效果。特别是规定的病号饭，让人无法食用。患了较重的病，难以将患者送进医院。战俘们的伙食只是对不干体力活的人勉强够用，而战俘们都是参加繁重劳动的人。我们看电影时，请不要给我们放映侮辱我们民族感情或者我们祖国荣誉的影片和情节。要求低级别的官员善待战俘，毕竟我们也是军人，保留着军衔。声明请求，能将兹罗提换成卢布，容许战俘们将钱款寄给他们的家属。天气好的话，能让他们到战俘营外散步，会见亲属等。
毫无疑问，在特别科的官员眼里，这是一份反苏情绪典型的反映，是反革命活动的一件大事。在特别科明察暗访之下，各个战俘营的反苏和反革命事件都有出现。据1939年12月3日旧别尔斯克的报告，查明一个大尉组织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所谓的活动，就是宣传不要去做工，要用波兰语交谈，战俘营的情况越糟越好等等。报告指出，这个组织的3名军官被战俘营除名。报告还说，战俘们自行组织了2个互助会，发放波兰货币（原由是苏联当局只发极少量的卢布给战俘，而且不允许战俘将原有的波兰货币兹罗提置换卢布）而被阻止。12月31日，该战俘营再次报告，12月份的反革命活动，第一件有原波兰《奥伦多夫尼克》报纸编辑埃德蒙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恰普利茨基（军衔中尉）和其报纸助手捷尔列茨基（军衔上尉）谈论，怎样建全“未来波兰”的外交政策（在之后的报告中说他们主要散布莫罗托夫辞职等消息）。第二件是有10名战俘在宿舍一起开会，见有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出现时便停止了讲话，要他们继续讲时，他们声称因为明天圣诞节大家聚聚，讨论英德两国轮船被击沉的事情。但最终查明他们是在谈怎样借助英法复兴波兰。第三件有战俘说，我们的士兵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我们应当向他们致以祝愿，也要向政府和总统致以祝愿。于是他们开始唱“波兰尚未灭亡”。1940年2月4日，科泽尔斯科报告称，战俘自编了《水星报》（出了4期）和《监视器报》（出了15期），结果是编辑的战俘全部被逮捕。报告说，有情报显示，战俘们还私自搞了一个图书馆。有部分战俘每天都有新报纸阅读，报纸的内容是由反苏情绪的战俘收集报纸上的文章，广播中的消息，以及一些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全部充满了反苏精神。到了1940年2月份的报告中，奥斯塔什科夫的报告更加离奇，说他们发现有些战俘想逃跑，甚至还准备集体逃亡。但仔细研究这样的报告，充其量有部分战俘有这样的念头而已，很难说也举不出证据他们已经在着手在准备，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也就是查到一本地图而已。至于集体逃跑，更看上去是个无稽之谈。
对于战俘们的反苏和反革命事情，内务部的官员采用的手段就是镇压。据1939年12月21日乌克兰内务部的高级官员要求，各战俘营对有积极反苏表现的战俘，要按乌克兰刑法追究责任。
随着苏军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苏共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这两个地区的举措，而其中除去血腥镇压反抗者之外，最为残酷的是对于已被关押的军官、警察、宪兵等以及在苏联看起来有政治问题人员的家属进行的强制迁移。1939年12月，苏共将这些家属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扩大到矿业开采。结果有139590人被迁移，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1940年3月5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提出要枪杀两万多名战俘的报告的两天之后，他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部发出指令，要将被关押在战俘营和监狱的波兰军官、警察、狱警、宪兵、情报人员、地主、企业主、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全部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为期十年。同时没收他们的不动产、贸易、工业企业。尽管强制迁移已在付之实施之中。在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多次对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的居民进行强制迁移。四次被迁移流放的人数高达389382人。这个数字或多或少还是依据了苏联官方的说法，而西方有学者认为在百万之上。第一批被称之“特殊定居者”，被送往苏联欧洲最北部以及西伯利亚。那里人烟稀少，还得接受内务部监管人员的监管。第二批发生在1940年的2月，他们主要是“叛国者的家属”，妇女、孩子、老人居多，他们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第三批是在1940年6月，这批人被归为“特殊定居难民”，人群中有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波兰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拒绝加入苏联国籍，而被视为有政治上的嫌疑。这批人也被送往苏联欧洲最北地区和西伯利亚，但与第一批流放者所去的地方不同。这批人最后几乎音讯皆无。第四批是在1941年的6月，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夕。这批人是“流放定居者”，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照道理来讲这批人，是苏联内务部认为“罪行”最轻的人，而且在当年的下半年苏联就对波兰人宣布大赦，但是这批人的生活却不为人知。根据内务部的规定，包括儿童在，每人只能随身携带100公斤的物品，在军警的押送下，这些人被送往流放地。据之后许多回忆录我们得知，第一批流放者到了西伯利亚，至少一开始还有房子能住。在内务部监管人员严厉的控制之下，放下行李，就得劳动，时常是一天十多个小时，连十一二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由于口粮只分配给参与工作的人，那些老人、幼儿和生病者，只能依靠劳动者口中省下来才能维持生计。要知道劳动得最好的人，一天也只能获得2磅的面包。第二批流放者，被送到哈萨克斯坦，赶下车后，就没人管了。他们得自己寻找住所，自己到集体农庄去工作，尽管有些工作很脏很累，但总体与西伯利亚的相比略微好些。有记载说，这些人从到了流放地，一年多以来，没有吃过一点肉食。在那里的流放者的死亡率为10%至15%。尽管生活上已经跌至最低的限度，无论是西伯利亚流放者还是哈萨克斯坦的流放者，头上仍然笼罩着政治打压的恐吓，随时都有可能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或者一句话被抓进牢房，或送劳动营，关押几个月或被判数年的徒刑。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为了抓住一切愿意抗击希特勒的力量，与流亡在英国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进行了谈判，经过一年的时间，苏波签订了协议，同意大赦苏联境内关押的波兰人，并同意波兰人在苏联境内组建军队。直到此时，波兰人终于获得喘息的机会，尽管大赦令对偏远的流放者来说，已经延迟了几个月才知道，又得知还能参加波兰军队，于是他们千里跋涉，赶往报名的地方。据统计，这些流亡者由于身体虚弱，在行途中，居然有近于15%至20%人的死亡率。
1940年4月，苏共主要向三个战俘营的战俘进行有计划和预谋的屠杀，也就是发生了所谓的卡廷屠杀惨案。我们将这场屠杀命名为卡廷屠杀惨案，主要是屠杀惨案发生的一年多之后，德国人在卡廷这个地方发现了波兰战俘被屠杀的尸体，而之后调查查明，卡廷只是屠杀的一个点而已，还有更多的波兰战俘被屠杀于其他的场合。屠杀从1940年4月3日开始，持续至5月19日间。为了屠杀顺利，战俘营开始编造各种谎言和实施假象，让被屠杀者猜测他们将被送回家乡、交给盟国、到其他国家去战斗、到其他战俘营等等。尽管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但每个战俘都希望能喊到自己的名字，好离开原有的地方。据统计旧别尔斯克、斯泽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三个战俘营，被处死刑的有14587人，加上其他战俘营送来的，共计15131人被处死，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监狱有7305人被处死。三个战俘营仅剩下395人被送到尤赫诺夫战俘营。这些人被战俘营管理局认为绝大多数是“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整个屠杀，内务部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设计，甚至连杀人的枪支弹药都从莫斯科运来，可能是凑巧，这些枪支弹药都是德国造的。整个屠杀场面的细节，我在此就不重复了，上世纪的波兰影片《卡廷惨案》里结尾处有着非常真实的再现。屠杀分成多个地区进行，卡廷只是其中的一个，被屠杀4421人，这些被害者多数来至于科泽尔斯科战俘营。据不完全统计，在卡廷被屠杀的人包括一名海军上将、2名陆军上将、24名陆军上校、79名陆军中校、258名陆军少校、654名陆军上尉、17名海军上尉、3，420名士官、7名随军牧师、3名地主、1名亲王、43名官员、85名士兵、131名难民。其中还有唯一的一名女性，她是一名将军的女儿。据之后的调查，旧别尔斯克营的战俘被杀害于哈尔科夫内务部的内部监狱，尸体被掩埋在皮亚季哈特卡村；奥斯塔什科夫营的警官被杀害于加里宁（特维尔）的内务部内部监狱，尸体被掩埋在梅德诺耶。约3，000到4，000名被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监狱中的波兰籍战俘杀害后被分别埋于库洛帕蒂和比基夫尼亚。整个屠杀遇害者中还包括20名大学教授（包括数学家斯特凡？卡茨马尔兹）、300名医生、几百名律师、工程师、教师、100多名作家和记者以及200名飞行员。总共一半的波兰官员被内务部处决。屠杀期间，总共有14名波兰将军遭到杀害，尽管大多数将军已经退役。
为什么苏共突然对被关押的波兰战俘进行屠杀？说突然，是因为有档案证明，不管战俘营里生活多少糟糕，内务部还是尽力在改善，尽管效果不是太大。至少到1940年的2月20日，战俘营也没有接到任何要杀战俘的指令，哪怕是一点暗示也没有。据1940年1月31日，内务部工作队对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还要求改进对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技术员、教师等）战俘的工作。同年2月20日战俘事务局报告贝利亚：要求对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科的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结核病、60岁和60岁以上（约300人）全部释放。对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约有400-500人）。另一个方面，依据1940年2月21日八个战俘营死亡统计报告，至1939年底，共死亡60人。主要死因是肺结核、肺炎、痢疾等，从那样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环境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这也或多或少反映出苏共一开始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对于这场屠杀的主因，现在的中俄学者持有两种认识，一是苏共想打碎原波兰的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的代表正是军官、警察、司法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已被关押的战俘，通过感化没有结果而丧失了信心。在我看来，特别是前者认识，推论缺乏任何根据，而且对一些事实也无法做出解释。从波兰被苏德瓜分时，苏共主要的占据的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而是德国占据了真正意义上的波兰。对于波兰能不能复国的思考，更应该是希特勒的事情，而不是斯大林的事情。其二，只要无法打败德国，斯大林也不可能去考虑新建波兰的事情，而在1940年的春天，斯大林有可能感觉到德国的压力，但他也是更多的不想与德国发生矛盾，更不愿与其发生战争。只要这样，波兰那些战俘在失去国土的前提下，能使他们成为波兰的国家机器只是一个空想。其三，如果当时苏共确按这些学者所论，是为了打碎波兰的国家机器，那么就应该对所有被关押的波兰军官、警察、司法人员、以及政府官员进行屠杀，但事实却没有，这对于当时苏联的政治制度的要求和行事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据贝利亚的报告，到1940年11月2日为止他的部门共掌握有2名将军、39名中校和上校、222名上尉和少校、691名中尉、4022名准尉和士官、以及13，321名在波兰战役中被俘的入伍者。此外还有在苏联吞并立陶宛中被俘的3，300名波兰士兵。依据苏德战争爆发后，确实有一批波兰军官以及政府人员经苏共的允许回到了波兰流亡政府那里。那么，中俄学者的第二种认识，至少也解释了部分波兰军官、警察、司法人员、以及政府官员被杀，而不是全部被杀的一个原因。从档案来看，这些战俘营对上报告很是仔细的，而这样的报告往往被直送到贝利亚的办公桌上。这些战俘的不服和敌视是否激起贝利亚杀人的情绪，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屠杀是1940年4月3日就已着手进行，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政治局正式批准屠杀的批文则在当年的5月5日，也就是说，杀人已在批文的前一个月就已开始。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苏共政治局同意的批文签字报告是当年的3月5日贝利亚所上呈的。贝利亚的报告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集中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现在关押着大批原波兰军官、原波兰警察和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反革命政党成员、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暴动组织的参加者、投降变节分子，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可恶的敌人，对苏维埃怀有刻骨仇恨。”贝利亚报告提到的企图继续进行反苏宣传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急切地等着获释，加入反苏的斗争。他们中间有人散布反动言论，想从被德国和苏联，以及历史上被占领的国家独立出来，完成波兰人民的独立事业。要求将这批人处死。从事情的经过来看，贝利亚显然等不及苏共政治局的批文，就已经动手屠杀。这样的凶恶行为，我们很难用因不能感化而促其行之而加以掩饰。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政治局面对这样灭绝人性的报告，以集权者的傲慢和随意，签上同意两字。斯大林签后，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等人也跟着签字，表示同意。两万多条性命的命运就这样简单而又轻率地决定了。根据这份批文而形成的“人民内务部第144号决议”规定，对被杀者不传唤、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中俄学者面对这样的凶残暴行，企图从中找出某些政治原因，这样的做法最终导致只能是减轻或掩饰凶手们的罪责。我们没有必要将集权者所有行为都政治化，也就是说，每一个举动都是深谋远虑的政治行为，或者说都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我们读过一点历史和政治书籍的话，苏联那时的政治制度，我们许多人经常会称之为“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说，那时的苏联政治制度与斯大林密切相关，也正是他将政治制度保证了他以及苏共一些核心人物的专横和为所欲为，也正是这样保证了统治最高集团的随意性，这样的随意性往往又与他们的个性和一时的任性以及一时的认识相关联，有时就会决定了国家和一些人的命运。对处决这批战俘，贝利亚可能不是也不能处于随意性，但是对斯大林等人来说，处死两万多名波兰战俘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1941年6月22日，德军猛然袭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次日，流亡在英国伦敦的波兰政府总理、武装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发表讲话，提到在苏联被关押着25万战俘，并呼吁是到了释放他们的时候了。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在英国的作用下，与苏联政府举行了谈判。在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力主将边界问题暂时搁置的状况下（这也是英国人极力主张的一点），经过多次谈判，于1941年7月30日，双方签订了苏波互助协议。在协议中，苏联宣布它同德国签署的所有条约作废，苏波两国互派大使，在苏联境内组建一支波兰军队，对被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波兰战俘和其他波兰公民苏联实行大赦。被俘的波兰将军安德尔斯就在此时“临危受命”，成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总司令。参谋长是曾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逮捕过的列奥波德·奥库利茨基上校。同年8月12日，苏联电台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许许多多波兰人获释，前去报名参军。因为协议里，明确规定，军队属于波兰政府，但战争中要听从苏联最高指挥部的指挥。这对波兰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但是组建波兰军队的将军安德尔斯很快就发现，旧别尔斯克、斯泽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三个战俘营里军官没有一人来报到，于是他将这一情况很快报给了西科尔斯基总理。1941年11月14日波兰驻苏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拜见斯大林说，为什么不见于1940年春天还在斯塔罗别尔斯科关押的军官呢？科特再次要求斯大林释放关押的波兰军官。1941年12月3日西科尔斯基见斯大林说，大赦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仍有我们国家的宝贵的人被关在劳动营和监狱。斯大林表示不可能。西科尔斯基认为根据他们所获得资料来看，这些人无法联系，但又不在德国战俘营，只可能在苏联。斯大林表示他们可能逃跑了，逃跑到满洲国去了。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斯摩棱斯科很快就被德国占领。到1943年4月13日，德国柏林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德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发现：“一个深沟……28米长，16米宽，里面有3，000多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被堆积成12层。”并宣布分别来自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荷兰、罗马尼亚、瑞典、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外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卡廷屠杀惨案进行了调查。到此时卡廷屠杀才被揭露出来。二天后，也即4月15日塔斯社发表公报进行反驳，用语激烈。驳斥的理由两点：当年苏军撤离时，大批波兰战俘和苏联公民并未来得及撤离，而落在德军手中。第二个理由，德国人发现波兰军官尸体的地点正是历史上有名的考古墓群之地。从第二个理由来看，苏联面对德国的揭露，有点慌不择词了，因为陈年的尸体与埋葬不久的尸体是极易辨认的。卡廷屠杀被暴露，波兰流亡政府是相信苏共干的。对当时的美英两国首脑，从事后的有关材料来看，他们也相信苏联所为的成分高于不相信。现有资料表明，当年丘吉尔私下承认，屠杀完全有可能是苏联所为，但为了同盟他选择了是德国所为。罗斯福几乎也是这样干的，他的特使乔治？厄尔曾往巴尔干，收集的情报也证实是苏联屠杀，但罗斯福拒绝了这个结论，并对厄尔的报告下了禁令。由于戈培尔极力大肆渲染此事，又说卡廷屠杀的揭露，对于盟国关系将产生影响。再加上戈培尔过去宣传的声名狼藉，人们反倒觉得德国是在捏造事实，苏联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对于英美而言，他们极力希望苏联成为坚决抵抗德国的力量，卡廷屠杀与这层关系的重要性相比，无论如何都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也不愿对其进行追究。
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尽管签订了互助的条约，但苏联同时也在扶助波兰亲共的势力。据统计那时在苏联境内有200万波兰人。一些波兰共产党员在苏联的支持下，组建了波兰爱国者联盟。显然波兰流亡政府不能看清这些，务实地分析和做出选择。4月17日，波兰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加入调查。对于苏联来说，卡廷屠杀的揭露让它大失颜面，处于尴尬状态。想起前面波兰将军队撤离苏联，两国外交人员的摩擦，而且就在不久波兰流亡政府还在坚持1939年9月1日的疆界，已经积聚一肚子的不满，再看自己也从斯大格勒战役中缓过气来，它明白再与这个流亡的政府打交道下去，将捞不到一点好处。4月25日，莫罗托夫照会波兰驻苏大使，指责德国造谣诽谤苏联屠杀波兰军官，波兰政府不仅未加阻止，而且也与德国一样在进行这样的宣传，而且波兰政府从未对这样的事件询问苏联和要求苏联解释。照会自然要指责国际红十字会，认定它在独裁面前，被迫参与这场闹剧。照会认为，波兰政府背信弃义，与希特勒暴政联手打击苏联。打击的用意，是向苏联施压，旨在强迫苏联在领土上即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利益上让步。照会认为波兰已经与希特勒沆瀣一气，苏联政府决定与其断绝关系。尽管这之前，丘吉尔已经敏感到这一点，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但也无力阻止断交的发生。随着比较务实的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遇难，波兰流亡政府作用也日趋减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认为，目前的波兰政府没有良好的前途，连回国掌权的可能性都成问题。西科尔斯基的去世（1943年7月4日飞机失事），新组建的政府希望与苏联恢复关系，但是苏联认为恢复关系可以，前提是必须按照苏联的意愿改组波兰流亡政府。
改组波兰流亡政府这是后话，我们现在来看看那时被德国邀请的专家们对卡廷屠杀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当时被苏联认为完全是造谣诽谤，并在多出对其进行了质疑。报告称，1943年4月28日至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随后又被卡车送进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人见过他们。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已经证实目前所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的案件中，子弹都是进入后颈。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写着1940年4月22日。
数月后，即到了1943年的9月，苏联夺回卡廷，由苏联布尔坚科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对卡廷屠杀进行反调查（该委员会不允许外囯人加入）。该委员会于1944年1月24日发布公告，声称德军屠杀了斯摩棱斯科三个战俘营的波兰战俘，时间是在1941年秋天。再次向整个世界掩盖事实，扯出弥天大谎。在这里，我插几句不算很紧要的话。2007年11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张登善《从卡廷惨案说到为尊者讳》一文。该文声称1943年德国公布卡廷屠杀的详情时，如果说当时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能促使他公开宣布：处死这批波兰人，因为“他们都是苏联政权的顽固的、死不改悔的敌人”，那么，事情要简单得多，这样就可以省去当时为了掩饰的麻烦和窘境。这样的说辞，只能证明作者认识幼稚可笑，不学无术，仅凭一时的想法而已。要知道，那时在苏联境内有200万的波兰人，而且在大屠杀之后的一年，苏德战争爆发，苏共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就与波兰流亡政府谈判，并指望波兰人能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抗击德国人。这样的形势斯大林绝不会也不愿告诉波兰人：我杀了你们的将军和战俘以及你们国家的精英分子。要知道当纳粹公布屠杀事件，亲共的波兰人组织波兰爱国者联盟（1943年2月成立）在苏联已被苏共培养壮大，并且还有武装，他们正与苏军一起在抗击德军，斯大林必须考虑到不管这些波兰人有多么的亲苏，但毕竟很难消除他们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另一面，斯大林还必须顾忌英美盟国的关系。这几层关系，促使斯大林只能掩盖真相，欺骗整个世界。张登善的文章为了坚持他的为尊者讳的说法，认为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没有提及卡廷屠杀，就是一个明证。这样的说法至为牵强，那时赫鲁晓夫执政不久，是否会去阅读这样的历史档案，也难推断，就是阅读了，他也必须考虑苏波关系。
对当时的斯大林而言，他还不至于昏聩到要将波兰名正言顺地划入苏联版图，所以他更看重要要在波兰培养和建立亲近苏联的政权。成立于1942年的共产党组织波兰工人党日益壮大，尽管苏共知道甚晚，但苏共一知道后，该组织立即得到斯大林的青睐，并在苏共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武装波兰近卫军。这个共产党组织毫不掩饰，它要夺取政权。对斯大林来说，第一要组建一个亲苏的波兰政权，第二苏联的表面势力一定要划在寇松线上。第一点，在波兰工人党的作用下，波兰成立了波兰人民代表大会，斯大林得在阅读了它的宣言等文件后，决定选择它作为波兰未来的政府。为了不被人看成这是一个傀儡政府，苏共要求未来的政府不能建立苏维埃的制度，而是建立一种联盟参与的政治制度。根据这一点，他们邀请了在伦敦的维利亚诺夫斯基，在美国的波兰社会活动家兰格教授参与。之后又极力想拉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但毕竟认识与观念有着一定的差距而一时未成。为了壮大波兰人民代表大会，在苏共的意志下，被苏共培养多年的波兰爱国者联盟于7月18日宣布取消，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7月21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的临时政府，并发表宣言，称波兰流亡政府为非法。并声称，大多数波兰人居住的地方归属波兰，大多数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居住的地方归属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与立陶宛。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工人党5人、社会党左翼3人、农民党左翼4人、民主党1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工人党任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为了加强工人党的作用，军队总参谋长也由工人党担任。7月26日，苏联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签订了互助合作协定。这样基本上把一个亲苏的波兰政府搭建成了。而作为第二点，斯大林强调苏联安全的说法，英美两国领导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无论从他们的认识还是对现实的判断，他们都几乎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对波兰国土的界定，所以到了二战后期，波兰东部的边界问题三国已经达成完全的共识，唯一还有点争论的就是波兰南部和西部的边界。对于波兰西部边界，斯大林坚持要西移，也就是要德国让出更多的土地给波兰。我们今天从地图上看到的波兰版图，基本上反映出的就是当年斯大林的对波兰的想法。斯大林在1943年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就是他在流亡政府身上看不到他的这两个意图有一丝实现的可能。尽管当年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是个相当务实的政治家，而且他坚持认为波兰最大的敌人是日耳曼人德国，而不是斯拉夫人俄国，但要他放弃里加线仍然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也是这样，直到1943年2月25日，波兰流亡政府的声明里，仍然坚持要里加线的国土。而持有这样的坚决认识的人士，在波兰流亡政府中比比皆是。斯大林坚持寇松线的划分，作为补偿，把东普鲁士划给波兰，而他的这样的主张，赢得极为务实的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赞同，但是波兰流亡政府始终不肯接受。随着苏军的推进波兰，这样的争执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我们不管是从当时的情况，还是之后事态的走势，这样的坚持不仅变得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带来的却是真正的损害。波兰流亡政府在政治上越来越没有建树。当时的罗斯福已经清楚地看到，波兰流亡政府回国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但是波兰流亡政府就像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周围人都看到的他不足，他却还在自以为是。波兰流亡政府自以为还能放手一搏，来挽回它的荣光。1944年8月1日的华沙起义则是流亡政府的最后一搏，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判断上，还是准备上都有很大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英美做了很大的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至此，波兰流亡政府的作用已经日趋微弱，再加上苏军进入波兰后，除了消灭德军残余之外，重点就是清除波兰流亡政府的国家军，方法就是两种，收编和镇压，例如，以与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见面为借口，诱捕国家军领导人和军官26人，3500人被迫缴械。由于对国家军的清除，自然也引起国家军的反抗，于是加重打击，内务部成为对此打击的主要力量，不仅派出内务部的大量头目，也出动内务部的部队4500人，再要求苏军配合，对国家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安全机关也在积极行动，截止到1944年10月21日逮捕各类敌对分子915人。据文件统计，从1944年10月15日起到1945年1月5日止，仅苏联内务部就逮捕了13142人，其中国家军成员9101人，非法持有武器者264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168人，其他地下组织成员3609人。国家军在面临重大打击之后，被迫转入地下抗争，但成果甚微。之后许多地下武装投降，走出地下，交出武器，去进行登记。其中一部分人被逮捕，逮捕中的部分被送入军队，部分被送进奥斯塔什科夫关押。对于苏共在波兰的胡作非为，英美两国首脑并没有袖手旁观，但现实摆在他们面前，又促使他们显得无可奈何。这大概要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有关波兰问题的协议算是最为典型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对波兰未来政府提出看法，并强调已存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不了全部的波兰人民，要求重新组建新的临时政府。但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向英美两国首脑提出，你们总不能无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存在吧？这股政治势力对英美来说当然不能无视，接着斯大林同意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为波兰组建未来临时政府一个政治势力，似乎三方都达到了目的。但在斯大林那里是以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临时政府的主要力量，邀请其他政治势力加入，只是一个扩充而已。但在英美那里，则是未来临时政府是波兰各方政治势力谈判、协商和妥协的结果。随着罗斯福的去世，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似乎也看透了这一点，并也不愿过多干涉波兰的事务，接受斯大林的提议，邀请8名包括流亡政府的人在内磋商建立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流亡政府的原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也参与磋商的行列之内。6月18日，波兰国内的临时政府人员与流亡政府人员在莫斯科波兰使馆会谈。28日，在华沙宣布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成立。原临时政府成员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总理，哥穆尔卡和米科拉伊奇克任副总理。政府21个职位中，原波兰临时政府成员占了16个，流亡政府成员占了5个。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苏共卑鄙无耻的事情。那就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两国首脑提出组建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的设想，而斯大林原则上也是同意的，这给波兰地下组织看到了一点希望。贝利亚却在盘算如何利用这一点，将在波兰国土上的流亡政府势力一网打尽。他假惺惺地放出谣言，说是苏共愿意遵守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和在波兰地下的流亡政府势力谈判，结果流亡政府的副总理扬可夫斯基、民族统一代表会议主席卡其米尔﹒普扎克、国家军新任总司令列奥波德﹒奥库利茨基等16人跌入圈套而被抓。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得知后，立即通报英国政府。英美两国于1945年4月6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询问，而苏联政府说这是谣言。流亡政府拿不出有力证据，又正逢罗斯福总统去世等一系列大事，此事也就默默无闻了。亲苏的波兰临时政府已成规模，苏共也不想杀掉这些使用阴谋被抓的政治犯，5月3日莫罗托夫在美国突然宣布，苏联政府逮捕了16名波兰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经过审讯，苏联政府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些人破坏活动的证据。这16人之后分别被判10年和10年以下的徒刑。
二战结束，纽伦堡审判中，苏联又拿起卡廷屠杀做文章，认为这是纳粹屠杀一起罪恶，但由于提不出强有力的证据，纽伦堡法庭没有将卡廷屠杀列入对纳粹战犯的判决书中。其中只得一提的是波兰检察官罗曼，他坚信卡廷屠杀是德国所为，于1946年他到苏联斯摩伦斯克附近的一个地窖里，却发现了一批苏联内务部的电报，其中就有卡廷屠杀的内容。罗曼看罢大惊，整理后写出一分报告，但这也注定了他悲惨结局，不久他被人神秘地杀害。
1950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范弗里特中校关于卡廷屠杀的陈述，一下子又引起国际社会的震动。范弗里特曾被德军俘虏，1943年4月，也就是德国披露卡廷屠杀事件时，他被德军送到了斯摩伦斯克去参观波兰军官的墓地。范弗里特十分仇恨德国纳粹，他认为这只是纳粹想分离盟国的一个伎俩。但是他参观后，使他相信卡廷屠杀是苏联所为。他还说，与他一起参观的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
1951年9月18日，美国国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卡廷屠杀，并向各国发出呼吁，要求提供有关的物证和线索。几个月后，苏联媒体开始大肆攻击美国的举动，并再一次将1944年1月苏联布尔坚科主持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拿来发表，再一次向整个世界撒谎，说是纳粹屠杀，掩盖事实真相。1952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向美国总统、众议院提交报告，认为卡廷屠杀实是苏联内务部所为，要求向联合国揭露苏联在卡廷所犯的罪行。
同样在波兰，人们也没有忘记卡廷屠杀，而且很明确这是苏共犯下的罪恶。波兰国内没有忘记，国际上也没忘记。特别是波兰国内，卡廷已经成为反抗的象征。波兰民众，甚至波兰工人党内的官员，都希望有一个真相。对一个利用谎言和暴力的统治政权，真相是不允许的，也是不被接受的。波兰民众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持之以恒地要求一个真相。当时的波兰当局除了镇压和封杀之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波兰报刊、书籍和艺术监督总局直到1975年1月14日还在下达文件，要求不允许有苏联屠杀波兰战俘内容；科学论文、回忆录和传记提到卡廷，也只能写卡廷希特勒屠杀，如写卡廷屠杀，一定要标明1941年7月之后；写1939年波兰战俘，不能用战俘一词，只能用拘留者；在教堂做弥撒、发讣告等以及其他纪念活动，都需要经领导批准。文件还要求书报检查官在任何时候，不准向他人提起本文件的存在。但有良知的波兰人并不买账，他们牢记屠杀的悲痛和耻辱，他们会在一些纪念物上，写上或者刻上“卡廷1940”作为反击。一个民族善忘自己所经历的惨痛，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可能珍惜自己的文化与传承，他们受辱应该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没有灭亡已属万幸。毫无疑问，犹太民族不是这样的民族，波兰同样也不是这样的民族。1980年3月21日，在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古城广场上，勇士瓦兰迪﹒巴迪拉克为抗议卡廷屠杀的谎言而自焚。波兰反对派的抗议声不断，也得到国际上的声援。1980年的4月，流亡在外的32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发表声明。声明声称，我们没有忘记卡廷屠杀，没有忘记我们的政府机构应该对这屠杀负责。声明表示，谴责刽子手和同情殉难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波兰人对卡廷屠杀事件日益重视，他们的地下刊物也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当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也深感需要彻底查清此事件，据其回忆录所说，他曾三次向苏联提请查清事件的真相，但都没有结果。
对波兰人来说，幸运的曙光已经来临，没有多久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总书记。随着波兰反对势力的增长，对苏联而言，卡廷屠杀也成为苏波两国外交的一个重大问题。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4月21日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双方并成立历史学家委员会对此屠杀事件共同研究，但却无任何结果。当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内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于1989年3月22日报告苏共中央，要求对卡廷屠杀做出解释。苏共政治局决定，责成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等部门在一个月内拿出苏联对卡廷屠杀新措施的建议。
1989年6月4日波兰部分自由选举被确定，同月12日，非共产党的政府产生。同年10月9日波兰检察总长向苏联检察总长提议，要求重新调查卡廷屠杀。
1990年2月22日，苏共党中央国际部长法林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根据档案研究，可以肯定1940年发生的卡廷屠杀系当时的内务部所为，系贝利亚、梅尔库洛夫所为。并建议，应该把情况告诉雅鲁泽尔斯基。
1990年4月13日，戈尔巴乔夫向来访的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从科泽尔斯科和奥斯塔什科夫运出的战俘名单以及旧别尔斯科档案宗卷。同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卡廷屠杀确系贝利亚、梅尔库洛夫寄帮凶所为，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1991年5月22日苏联总检察长写报告给戈尔巴乔夫说，根据审讯已经可以证明是由斯大林签字，内务部执行，杀害了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尔斯科、旧别尔斯科三个战俘营的波兰战俘，报告要求戈尔巴乔夫指示苏共中央总局查看一下现有的档案，将这类问题的档案复印给最高检察院。
1991年的7-8月间，除卡廷外，又查到哈尔科夫和梅德诺耶波兰军官被杀的集体墓坑。
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苏联密档第一卷移交给波兰政府。这份密档中有贝利亚1940年3月5日要求枪杀两万多名波兰战俘的提议，有斯大林等苏共政治局的签字，有1959年3月3日苏联克格勃主席谢列平给赫鲁晓夫报告，根据保存的档案，1940年以来，苏联处决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定居者、地主、资产阶级共21857人，卡廷4421人，旧别尔斯科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6311人，其余7305人为其他战俘营以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监狱中的波兰人。这些都是1939年战争中被抓的人。谢列平认为这些档案已经没有用处，留着万一泄露反而会带来不良后果，建议将所有有关资料销毁。时任波兰总统的瓦文萨接过这些文件时，据他之后声称，他“感到全身颤抖”。
2010年4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的历史文件。同年4月7日，普京参加了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他谴责苏联为掩盖卡廷森林大屠杀事件而撒谎：“这样的罪行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卡廷屠杀的真相终于在全世界彻底曝光。在我讲述全部结束时，我想借用约翰？肯尼迪总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谢谢各位，抽出时间来听我的讲座。
2017年9月5日讲座
2018年2月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