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矫正队除遭受体罚酷刑之外，又开始强迫政治犯参加超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在我们还在严管队或小号关押时，在教导队里的政治犯就开始了没白天、没夜晚的繁忙劳动。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除了早上6点到早上7点30分遭受体罚外，其余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之外，全部用在劳动上。政治犯每个人收工的时间不等，最晚的，有常常到夜里11点多钟，象60多岁的焦致军和他的搭档（糊火柴盒两个人一组，1个人刷浆子，1个人组合。）韩炳林（沈阳市某银行职员，因90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往各处寄发要求为“六四”平反的信，遭到逮捕，并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刑3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糊到夜里十点钟以上。其他的政治犯每天糊到晚上9、10点钟，算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要是遇到大队或中队开会，政治犯算是倒霉透了（因为开会所耽误的时间，并不扣除劳动时间，而是延长干活时间。），政府虽然规定政治犯的劳动时间是10个小时，但由于规定糊火柴盒的数量，就是糊的速度最快的人，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而且糊火柴盒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的上长，800、1千、1千5、2千5……，无论是在三伏天里，还是在寒冷的冬天，2、30人在夏热冬冷的屋子里，一坐一糊就是13、4个小时。刑事犯干活超过8小时之后，还有时给一顿加班饭呢，而政治犯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刑事犯每天的劳动时间。每天不过就是窝头、白菜汤、萝卜汤来度命，别说吃这点东西，一坐就是13、4个小时，就是坐几个小时也是相当折磨人的。肖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手掌就跟一个蒲扇似的，小小的火柴盒，在他的手里根本用不上劲，他本来是一个急性的人，在加上他以前的痔疮，由于整天坐在凳子上，干活没有多长时间，病不仅复发，而且更加严重了，并且不断地便血，便池里几乎是血流成河。他曾经把便血之事跟杨国平反映，杨国平说肖斌造谣，并嘲讽肖斌说：“在北京造谣血流成河，到现在恶性不改，又跑到劳改营来造谣，”并警告肖斌说：“你知道这样做，属于什么性质吗？说轻了是逃避改造，严重一点说，你是反革命行为，在天安门造谣判你10年，在监狱里造谣，轻的是加刑，重的是镇监的。”肖斌听完杨国平的话火了：“镇监，也比这活人受死罪强。”“肖斌你说什么，还反了你呢，去，给我坐小板凳去。”有病不仅不重视、不解决，反而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在89年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并被判刑最重的唐元隽，他的身由于在看守所长期非法关押之中染上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在即缺少有效的治疗，又缺少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再加上“5．29”罢考时肋骨被踹折等一些原因，他的身体现在是遭透了，经常不断地发烧、咳血。在这多病缠身的状况下，唐元隽依然没有逃脱中共当局对他的进一步迫害，每天劳动都差不多在13、4个小时。李维、梁立维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在劳动时，彼此之间不准讲话，不许喝水，不许抽烟等一系列的不允许。长时间的劳动造成很多人的睡眠出现问题。据司伟、韩炳林等人讲：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做梦，并且梦到的总是不停地糊火柴盒，做这样的梦，早晨起来，总是有精疲力尽的感觉。肖斌在半夜里常常重复一句梦话：“终于又糊完一个。”从肖斌的这句话里，不难想象他做的是什么梦。
矫正队的情况，在矫正队被强迫参加劳动的政治犯，没有休息日，管事的刑事犯人分给政治犯糊火柴盒的材料，不是原先一捆捆整齐放好的材料。而分到政治犯手中的材料都是相当凌乱的，等到政治犯把手中的几千个条子（糊火柴盒用的材料）整理好，不仅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也破坏人的情绪。一次，李静娥发了一句牢藻：“分给刑事犯的材料是整整齐齐的，分给政治犯的材料，为什么是乱七八糟的找别扭怎么着。”李静娥的话刚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刑事犯一拳，“知道是找别扭还敢吱声，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揍在脸上，是不是心理发痒啊。实话实说，条子是故意弄乱的，就是找别扭，有不服气的，尽管吱声，来一个，我们陪一个，来两个陪一双，看谁能陪得起谁。”司伟有一次痔疮疼的厉害，正赶上杨国平到劳动现场，司伟对其说要看病，杨国平瞪着司伟说：“40多岁的人，一点规律都不懂，你在家里隔着锅台上炕，找你们管事的去说。”说完扬长而去。司伟转过身来对管事犯人说看病，管事的刑事犯人说：“你不是找政府吗？还跟我们说什么，将就点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瘌。屁眼烂掉了，也没有拳头大，死不了，不算病，话又说回来，死人在这里也不算是件新鲜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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