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摘自雅科夫列夫档案材料的札记。写于1985年12月。作者指出:“这些材料今天读来可能会兴味盎然,一是由于它们产生的时间,再是由于它们有助于理解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因为下面将要提到的大多数问题,已经逐渐进入了生活。”

一、关于理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很不卫生,任何创造性的甚至经典的思想都在其中无法存活。撒旦就是撒旦:他的魔爪至今践踏着新思想的幼芽。斯大林的教条漏洞百出,看来,还得长期与之共存。

社会思想正在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说它空想,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迅速跃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等观念显得呆板。前人耕种过的信息田野过分贫乏。在我们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听从于绝对权力的利益和任性的新宗教。绝对权力数十次推崇自己的上帝、预言家和使徒,后来又对其进行诋毁。

不过,既然首先说的是自己,那就必须哪怕试图弄清,我们怎么会一心向上,奔向物质幸福、精神完美的高峰,却落在后面。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是在确立中的、探索通往缓和起始冲突和生活矛盾的途径的文明所无法接受的。我们已经没有权利不去正视教条主义的固执以及无穷无尽的忠于理论遗产的诅咒发誓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也不能忘记它的祭坛上的祭品。

如此成熟的理论突破可以遏制专制、遏制对于自由和创造的蔑视,可以结束单一意识形态。

二、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已经降格为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然而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说得轻点)。

为什么是这样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否定原则之上的。资产阶级性成了魔鬼的头衔。比宗敖裁判官都更加热心地在每个活人身上寻找魔鬼和巫婆。以谎言毒化了社会生活,使对人的有罪推定成为“行动准则”。20万条法令向人们指出,他是潜在的凶犯。指示唱什么歌、读什么书、说什么话。自己的正派需要用鉴定书和证明来证实,而顺从主义的思维则成了可靠性的见证。

已被扭曲的阶级性(斯大林甚至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找到了”不断产生的资本家)的压路机扼杀了经验,这样社会主义就切断了自己通往未来的道路:通往真空的路是没有的。于是退回到封建主义,而在马加丹(指劳改营)和有些“不是那么遥远的地方”则降至奴隶制。

单一所有制和单一权力不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古埃及早已有之。在我看来,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依靠市场经济,搞好自由的、不受检查的信息流动,建立正常的反馈系统。

千百年来,主宰我们的是人,而不是法,至今仍然如此。应当打破这一模式,转而釆用新的模式,即法律模式。

可见,这里讲的不仅是拆卸斯大林主义,而是更换千年的国家体制模式。

三、关于经济。我们怎么居然会在一个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国家里,几十年过着食不果腹、物资短缺的生活?

两种前所未有的掠夺一一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人的掠夺,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拿这些规律的作用,也只有拿它,才能解释国家“巨大的、非凡的、不可思议的”成就……

给一个荒谬的立论加上了规律的头衔,即:“不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就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结果是建立了“为了经济的经济”,其发展已经不取决于国家计委。一连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通过了关于发展第二部类(指消费资料)的决定,结果却恰恰相反。经济的自贬颇具破坏性。

……

民主社会只有当它的所有领导人和人民都懂得并认识到以下两点时,才能建立起来。这两点是:

一、劳动等价物的正常交换只能在市场上进行,人们尚未想出其它办法。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空想,而且是血腥的空想。

二、正常的经济需要私有者,缺了私有者就没有自由社会。恐惧必将消失,旧社会必将瓦解,因为必将出现经济利益。

人是受利益驱动的生物社会动物。有利益,可以移山倒海;没有利益,就会对于自己那些乱扔在金属或水泥里的工资不闻不问。

人对于财产和权利的异化是我们弊病的基因。消除这种异化是改革的命令。

三、正常的信息交换对社会来说,如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它只是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常的反馈机制乃是社会的飞行器空间定向仪。

总之,改革的组成部分为:

1.市场经济及按劳取酬;

2.作为自由主体的私有者;

3.民主和公开性及其人人可以利用的信息;

4.反馈机制。

四、管理。它过时地、天才地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

……

专业部是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经济改革制动装置的机座,这是超级垄断组织,其中科技进步仿佛在“黑洞”里一样受到压制。它只会带来衰败。我们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只有部门的、黑社会的……经济。将开支转嫁到消费者和自然界身上,通货膨胀和短缺的经营方式就是专业大贵族统治中的命令。赫鲁晓夫解散各部是绝对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他做这件事同做许多其它事一样,都是釆取骑兵的方式。

五、关于党。党在和平时期领导一切的做法很靠不住。经济中的竞争精神、个人自由和选择自由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同单一权力发生矛盾。然而权力就是权力,自愿放弃权力的情况十分罕见。苏联共产党也是如此,特别是考虑到它的“圣剑骑士团”性质。要赶在事件发生之前,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的,给现有的分歧一个组织上的出路。不过,这是个需要仔细而审慎地周密考虑的特殊话题。

雅科夫列夫说:“这份提纲在我心中早已酝酿成熟,但我是1985年12月才最后定稿。日期写的是12月2日一一我的生日。当时我未给戈尔巴乔夫看,也许是害怕,特别是有关于市场经济和将党一分为二的内容。当时我还不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我会把大家全都吓死,也许还会给改革事业带来损害。不过三周之后,也就是12月底,我还是利用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渐加深的机会,将这份札记变成致戈尔巴乔夫的非正式报告。加了个标题,叫做”政治发展的命令“。

一一以上我们看出:雅科夫列夫大胆进言,结果肯定是戈尔巴乔夫从谏如流,使苏联的改革事业顺利推进。当时苏联有一大批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各级干部、专家学者对旧体制进行深刻反思,没有这样的理论指导,很难想象斯大林极权专制主义会丧尽人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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