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80年代末,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撰写的一些文章陆续在苏联报刊问世并被结集出版。1995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又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再版。所谓“不合时宜的思想”是指高尔基1917年4月至1918年7月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开设的个人专栏的名称。这些文章可以让读者看到另一个高尔基:一个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高尔基。

1917年4月,高尔基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创办了《新生活报》,用“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标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日益激进的社会革命倾向,主张俄国的出路在于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高尔基提出了“心智是首要的和最终的创造性力量,各阶级应该持久地为它的发展而努力”的观点。

对当时的政局,高尔基主张维护多党竞争和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他和当时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俄国的经济和阶级状况远未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巩固民主成果。但列宁回国后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并基本统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认识,俄国的政治形势变得尖锐起来,这使高尔基深为不安。在六个月中,他一再呼吁抵制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又惊又怒,连接发表了《致民主派》和《致工人》两篇文章,指责布尔什维克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并向工人呼吁不要支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正在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治实验”的牺牲品,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被权力所“毒化”。在他看来,《和平法令》完全是空洞的,因为国内动乱已经代替了国际战争,而对大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也不会带来更多的面包。当立宪会议被驱散时,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被驱散的当天,彼得格勒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工人上街游行但被镇压的事件。针对《真理报》的游行是由“资产阶级和银行家”所组织的说法,高尔基反驳说:《真理报》在说谎,它明知游行的参加者来自彼得格勒的几个最大的工厂区,他们支持的是立宪会议中的246个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高尔基谴责这次镇压的文章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把这次事件与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对请愿工人的镇压相提并论。

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这种态度与他对俄国历史文化特点及国民性的认识有关联。作为一个对社会底层有深切了解的作家,高尔基对俄国人民和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面有深刻的体验,如野蛮、残酷、既怯懦又好斗、盲从权威但又没有组织意识、忍受苦难的同时又充满迫害欲,等等。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流亡西欧,直到1913年才回国。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西欧文明有了切身体验,反过来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俄国人总是被黑暗和邪恶的东西所吸引……一个俄国人总要花上很长时间才会发现那种使得欧洲不同于俄国的地方:他的稳定和发展着的民主,对个人的尊重,对组织和训练的接受能力,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才能。”他甚至认为俄国只有“脱亚入欧”才能进步:“只要我们不同亚洲决裂,只要我们不属于欧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这种对俄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加上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失序,使高尔基认为一场不成熟的、依靠煽动、诉诸暴力的革命将会以合法的形式将俄国民众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本能释放出来。他说这样的革命“将把群众中所有被分崩离析的生活、被谎言和肮脏的政治所激起的黑暗本能像野火一样煽动起来,人们将被愤怒、仇恨和报复所毒化”。高尔基在这些文章对街头暴力和在他看来完全丧失了理性的暴徒行为进行谴责。例如,1917年12月7日他在一篇讽刺“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这是社会革命”的文章中描绘了“民主派”是如何把一个打得半死的小偷“民主表决扔到冰河后又枪毙的场面。他认为俄国人在心理上仍然生活在一个大众迫害和谋杀能不受惩罚,个人生命一钱不值的国家中。他甚至把街头暴力和充斥于报章的对政敌和论敌置之于死地的攻击都视为一种从致人痛苦中得到快乐的病态心理。高尔基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人民委员政府`的代表们的粗野行为引起了普遍的责难,而这些责难是公正的。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大吼大叫,……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习的胜利,是腐蚀着我们的那种亚细亚风气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道德,即`新的`道德又是在哪里和怎样体现在生活中的呢?

“我想,‘现实中的政治家′中一定会有人怀着对我指出的这一切极为蔑视的神情叫喊:

“‘你想干什么?这是社会革命啊!’

“不,在这场动物性本能的爆发中,我没有看见强烈表现出来的社会革命的因素。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的心理参与的俄国式暴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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