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江泽民首次访美,我在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义致江泽民公开信里写道:“处在你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那时,江泽民已经掌稳大权,如果他要启动民主改革并不会遭遇多少阻力,也不致引发多少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九八年克林顿访华要对江泽民勉励有加,这也是为什么一大批异议人士要在那时积极筹建民主党,因为他们都认定,如果江泽民愿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时也。我当时从策略的角度不赞成组党活动,可惜未被这些民运朋友们采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度以为江泽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小道消息)。照他们想,如此顺天应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泽民干嘛不做呢?记得在那时我写文章,一方面力劝组党缓行,另一方面则向江泽民政权提出警告:如果此刻镇压组党活动,以后便再难启动民主进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到岔口,一旦选错了道你就无法回头,除非一直开到下一个岔口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可是,江泽民终于选择了镇压,从此他就失去了启动民主化的主动机会。江泽民无非是想,凭着“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短期内民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他只消抓一小批“带头闹事者”,无须乎大开杀戒,制造流血事件,就可以达到维持专制的目的。江泽民放弃了为善(而且是大善)的历史机会,他选择了恶,不过他以为还不是大恶;他以为沾“六四”的光,他可以免于做大恶之事。

就在这时,发生了“4·25”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上访,而且它已经通过对话而解决;但是对于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专制而神经紧张的江泽民,法轮功却是不可容忍的,于是,江泽民不顾若干同僚的劝阻,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江是没有信仰的人,他对信仰的力量茫然无知。他没有料到法轮功竟会顽强地抗争。独裁者的逻辑是死不认错,三年多来,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用尽了一切残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几百条命债,极大地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铸下不可原谅的大恶。然而,法轮功并没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认,至今仍有六、七万法轮功学员(这只可能是一个被缩小的数字)“拒绝转化”,冒死抗争,甚至就在军警密布,戒备森严的十六大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居然还有法轮功和平请愿。法轮功无疑是江泽民的梦魇。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在这场看上去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法轮功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第四代走上前台,他们将如何对待法轮功?是纠正江泽民的荒唐决策,还是接过镇压的大棒,把江泽民欠下的债自己接着背下去?

照理说,对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轮功并不难,因为即便站在维护中共统治的立场,镇压法轮功也是极其错误的。平反法轮功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共统治的挑战。法轮功这个中共政权的劲敌生生是让江泽民一手造出来的:你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不能不是你的敌人;你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是你的敌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譬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的某些王朝。

话虽如此,但是要让中共第四代纠正江泽民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却相当不容易。正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一旦认错纠正,共产党的权威还能保得住吗?错犯得小还可以改,错犯得越大越不敢改,因为错犯得越大越担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闯了大祸?但是他们依然要维护毛泽东,恶毒攻击彭德怀。甚至连彭德怀本人最后也要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犯了“反党”的错误。这就叫“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维护领袖的威信”!

然而,如果所谓第四代连纠正镇压法轮功这样的错误都不敢,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把江泽民欠债让自己背上,并且沿着江泽民的罪恶之路继续走下去,不为大善,即为大恶。这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中共第四代会启动民主进程吗?

那么,中共第四代有没有可能着手启动民主进程呢?

许多人都认为第四代是务实派,是实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对自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见和敌意。我承认这很有可能,时至今日,就连傻瓜也知道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有知识,无信念。在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们会启动民主进程。

黎安友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僵峙和国际压力的同时暴发,胡锦涛、曾庆红们有可能做出非常的举动。但问题是,如果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老路上走得太远,到后来他们手中还有多少牌可打?

现在,中共领导人是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并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资本,抵制和拒绝民主化。他们无视、起码是低估了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卞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八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一文里写道:如果在眼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经济发展的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经济转型的国家,那里的腐败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不能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资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那一份资产已被抢光偷光,那时的中国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新世纪

2002年12月6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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