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学潮史上,这次合肥学潮也许是最奇特的了。它发生在最不允许发生学潮的地方,而引发这场学潮的理由似乎最不成其为学潮的理由。

在当今中国,有一百件、一千件事情需要热血青年走上街头:例如,为“六四”死难的学长讨还公道,为千千万万的下岗父兄争取权益,为八亿农民赢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向巧取豪夺侵占公共资产的腐败官僚兴师问罪,等等等等。可是,十三年多来,在偌大的中国,这样的学潮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一起不幸但并非蓄谋的车祸,一则失实但未必恶意的报导,就算发生在六八年五月的巴黎——那时候,法国的大学生们动辄上街游行,就算发生在南韩——据说南韩的大学生最热衷街头运动,什么政府都反,想来也不会引发抗议示威。可是,在中国,就是这样一桩寻常的事由,却引发了一场十三年多来仅有的最大学潮。这样的学潮,事前谁能预料得到?

还有奇者。照说,合肥学潮的诉求是很简单的,学校和地方政府领导的初步回应也是温和的,积极的,不是不想解决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学生却不肯轻易罢休,从校园冲上街头,从街头冲进政府大楼,甚至还发生了个别的损坏公物行为。就是这样一件纯粹地方性的、偶然性的、非政治性的抗议活动,竟然会劳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越俎代庖亲自过问。政府几乎立刻就接受了学生的全部要求。你道奇也不奇?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而激发出一场学潮这样的事情;也恐怕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件事情才会牵动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亲自下指示。这次合肥学潮最清楚不过地揭示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极度不正常状态。

前面说过,合肥学潮最奇特之处是,它发生在最不允许发生学潮的地方,而引发学潮的理由最不成其为学潮的理由。其实,这两点正好相辅相成。

“八九”后,当局视学潮为心腹大患,必欲扼杀于无形。有了“六四”屠杀这样的威胁还嫌不够,当局还要隔三差五地来一点杀鸡吓猴的示范,以期复习和巩固人们的恐惧效应。此外,当局始终垄断和监控一切媒体,切断人们的自由交流,使得任何对政府不利的事情无法形成公共话题,更无法形成集体情绪的共同兴奋点。

然而,青年毕竟是青年,学生永远是学生,青年学生不会没有理想主义的反叛冲动。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许多不公不义,内心里累积了许多不平不满,由于深受压抑而汇成无名的愤懑,平日自己都未必能觉察到,倘若遇到合适的出口就可能喷薄而出。于是,象校门口同学被车压死这样一起事故,由于它能引起全体学生们的关切与激动,也由于它的非政治性因而它在政治上的相对安全性,因此立即成为两万同学的公开的公共话题,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或曰公共场;身处于这样一个公共场中,人们的观点和情绪相互感应相互激荡并迅速升华。就这样,他们感到了集体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所以他们就采取了集体的行动。

这种事早有先例。譬如在八八年,北大学生柴庆丰被街头流氓打死,遂引发该校学生大规模的自发抗议活动,形成自八七年“反自由化”以来最大学潮。

在政府方面,政府当然知道交通事故只是导火线。政府很清楚,虽然学生的要求很单纯,但是学潮本身所挟带的情绪和思想却非常复杂。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不是这次学潮的内容,而是学潮这种独立的集体抗争行动的形式。

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它接受学生的要求,那会不会被视为对学潮这种独立的集体行动的某种默许乃至鼓励呢?如果它指责学潮是“动乱”并暗示武力镇压,学生会被吓退吗?抑或还是火上浇油?事态一旦扩大将怎样收场?到头来必须真的动用武力吗?无怪乎这件事要惊动党中央了。地方政府不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学生的具体要求,它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敢擅自决定——如何对待学潮本身:是“抚”还是“剿”?

按照署名“秋水”的报导,早在当天中午两点多钟,“据传省政府内部已经开始调集武警”。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公开摆出“镇暴”的架势。因为学潮突如其来,政府事前毫无准备;此时此刻,大批学生已经冲进省府大院,人数最多时高达两万。在这种情况下你宣布学生是“动乱”或宣布要“镇暴”,岂不是惹火烧身?

今日中国,政府虽然拥有强大的镇压工具,但是缺少起码的道义资本。“人民政府”因为欺世盗名,最怕和它所冒充“代表”的人民直接面对面。政府明白,既然眼下它不能把学生打回去吓回去,它就只有把学生劝回去哄回去。政府担心夜长梦多,担心久则生变。为了使学运尽快退潮,它只好对学生的要求满口应承。可是在学生方面,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才形成如此规模的阵势,足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得以公开地表达长期憋闷的不满,自然不肯轻易收兵。所以,直到政府方面几乎全盘接受了学生的要求后,许多学生还继续抗议了一阵子才散去。

合肥学潮和平结束。不少人因此也对胡锦涛有了几分好感。不过,正像任不寐先生提醒的那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合肥以后的日子”,警惕政府“秋后算帐”。

合肥学潮的意义不可低估。毕竟,这次合肥学潮打破了持续十三年多的禁忌。尽管官方在事后一定会对学生做“思想工作”,无非是说,同学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采取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是容易被“坏人”利用的,等等;可是,学生们却从自己的有限成功的经验中得知,恰恰是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这就有助于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勇气和信念。

合肥学潮无疑也是对专制当局的严重警告。虽然合肥学潮起因于一件偶发事故,但唯其如此,才防不胜防。在民怨如此之深如此之广而表达渠道又如此缺乏的当今中国,这种“偶发”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如果类似的集体抗争活动发生在更敏感的地方,牵动更多人的卷入,并且更难以迅速化解,情况又将如何呢?我想,除开那些死硬的专制者及其自觉的帮凶帮闲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们都会同意,在中国,民主改革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了。

转自《观察》

2003年1月24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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