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让良知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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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两会召开期间,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蒋彦永医师上书两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要求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这件事立刻激起广泛的强烈反响。

“六四”过去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比十年浩劫还多五年,再过一年就是两个抗战!我们的后代子孙将怎样看待过去这十五年啊?总有一天,他们会质问我们:既然当初你们都参与过,激动过,哭泣过,愤怒过,你们怎么还能选择沉默,选择遗忘,甚至,选择背叛?而且,长达十五年,很可能,还不止十五年!

恐惧。是的,是恐惧压倒了良知。其实,承认自己是出于恐惧才不敢讲真话,这本身就几乎算得上一种勇敢。最糟糕的是,很多人不会承认自己恐惧。他们声称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私下里会对你说,“六四”开枪当然是错的,“六四”的案子当然该平反;但现在还不能平反,现在平反会危害稳定。蒋医师的上书不会触动他们的良知,相反,他们还对蒋医师的做法不以为然。

这就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为何会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通常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罪恶发生,这些罪恶为何还能长期持续?参与这种犯罪的人很多,单独地看,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天生的罪犯或恶棍,既不昏庸也不残忍;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维护,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发生,才能持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做坏事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不只是为了欺人,更是为了自欺。

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写到这样一件事:“四人帮”垮台后,韦君宜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下到某县调查,发现有两起人命案,一个是被打死,一个是被逼自杀,一望而知是冤案。然而,当他们试图改正时却遇到想像不到的阻力。地委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肯改正。幸亏当年中央正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个案子好歹有所“纠正”,不过只是轻描淡写,根本谈不上伸张正义,而对制造冤案的县委彭书记也没有进行应有的惩罚。

韦君宜写道:就这样,“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韦君宜发现,那些坚持维护冤假错案的人竟然也有他们的“道理”。正因为案子是冤的、假的、错的,正因为冤假错案是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所以不能翻,一翻就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给搞乱了。所以,那些践踏正义、制造冤案的人可以原谅,那些要求伸张正义、平反冤案的人才是害群之马,必须严加惩处。于是有很多人,就象那位纪检委员那样,以稳定大局为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反倒理直气壮(?!)。韦君宜终于懂得了这番“道理”,她那贫乏的理性(这必须归功于党国的多年教育)甚至无法对这套邪恶的道理进行有力的反驳,只是出于不死的良知,她不能像那位纪检委员那样心安理得还自鸣得意。她“越想越睡不着觉”:难道说为了稳定大局就必须明知是罪恶还要维护,明知是真理还要压制,明知是人命关天却还要摧残屠戮,毫不犹豫?

十五年来,一直有人对我们说,“六四”终归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适的时机。照他们看来,亡灵的死不瞑目,母亲的泪眼哭干,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监禁被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苦难都无足轻重,它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拖得更长更久,否则对大局不利(?)。然而十五年来,人们看到的是,那个所谓“合适的时机”并没有向我们走近,反而离开我们更远。“六四”的旧债未还,又欠下了法轮功的新债,还有民间组党人士和网路作家的逮捕入狱,拆迁户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受尽欺凌。“六四”之后这十五年,政府暴力犯罪恶性增长。这决不仅仅是极少数专制暴君及其鹰犬的责任,那些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容忍暴行者难辞其咎。他们未必属于坏人恶人,但是在那套邪恶理论武装下,他们表现得比普通的坏人恶人还要冷血还要残忍。普通的坏人恶人偶尔还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唯有那些用邪恶理论武装起来的人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因为他们的良心已经被那套邪恶理论扭曲和变形。

剥除邪恶理论的遮蔽,让良知发出声音

《北京之春》2004年4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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