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锦涛政权发起对知识界新一轮整肃。当局再度祭出“反自由化”大旗，对“自由化思想”和“公共知识分子”严词批判；中宣部开出名单，禁止一些先前在官方媒体还有一席之地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媒体露面；并要求媒体严格把关，“不得擅自报道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一批书被查禁，一些互联网站被封闭。与此同时，当局还采用行政手段和专政手段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的被解职，有的被查抄传讯，有的受到严厉警告，有的被逮捕判刑。这一系列倒行逆施，使得那些原先对胡锦涛抱有幻想的人们感到十分失望。不少人很困惑，他们不明白胡锦涛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真的想把中国拉回到毛时代吗？
在我看来，胡锦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对他不要抱幻想。胡锦涛不是什么开明派温和派，事实上，胡锦涛唯恐别人把他看成开明派温和派，唯恐别人对他抱幻想。我在1994年写过一篇短文，假借中共领导人的口气讲出他们实行专政的所谓理由。《左传》上有个故事。郑国宰相子产，临死前对儿子大叔说，我死后一定是你当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我在1994年写文章引用了这段典故，我猜想中共会用这种理论为自己辩护，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四年以后海外报刊发表了台湾的沈君山在1991年和江泽民的谈话，江泽民果然就对沈君山讲到这段典故。中共从“六四”中吸取的教训是，要尽量把所谓“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必须始终摆出强硬立场，不要让人们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专制者自己很清楚，他们知道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之上，因此，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就不能在民众面前作出温和开明的样子。民众越是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他们就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胡锦涛一朝大权在手就露出凶相，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六四”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这不是表明他的强大和自信，而是表明他的脆弱和心虚。
胡锦涛上台后，一再表示要关心弱势群体。照理说，他就该容许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北京的法学博士李柏光，长期以来依据现行法律帮助农民维权活动，不久前却被地方政府以涉嫌欺诈罪名拘押。这表明，胡锦涛政权虽然也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算，从而也就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因此，胡锦涛政权的所谓关心弱势群体，充其量不过是想用“有节制的压迫”，以维持“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今日中国，毛时代已然一去不返，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到毛时代。今日中国最应当担心的是一种看上去更老式的，但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这种形式的压迫是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统治下，民间的异议活动空间可以顽强地存在，但很难进一步发展壮大。如果说俄国和东欧国家的经验证明了，共产专制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并不必须以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为前提；那么中国的情况则证明，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政治改革与民主转型。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共产专制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迷信这套经济决定论，放弃了对专制制度的正面抗争。
2005年1月20日
《北京之春》2005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