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谈长江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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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
前水电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顾委委员

本世纪以来长江的自调蓄洪能力大大下降
五十年代:水利部门“修三峡、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之主张遭到了否决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负责人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长江防洪部署长期未能落实

去年长江发生了严重洪灾,引起了各界人士对长江防洪问题的关心。当时,长江上、中、下游的洪水形势都与1954年相似,但洪水总量少于1954年,长江的宜昌、汉口、大通段的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都不及1954年。有些河段及沙市、监利、城陵矶、九江、湖口等城市的水位,则高于1954年。

去年以来,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水灾原因的讨论。虽然有的专家认为,早修三峡就好了;但多数分析者都认为,关键问题是上游水土严重流失、中游湖泊蓄洪量锐减等。去年9月4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记者专访“陆钦侃眼中的长江防洪”,其导读标题为“天灾因素与人祸影响,18年前‘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提出的诸项任务,迄今尚未完成”。陆是水利、水电和防洪规划的老专家,40年代到美国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计划研究,从50年代起,一直参加三峡工程的规划论证。我认为,陆的这个长篇谈话真正触及到了长江防洪问题的要害,即水利部门如果确实认真执行了自己原定的防洪计划,那么,去年的水灾并非不可避免。

本世纪以来长江的自调蓄洪能力大大下降

历史上长江曾是条具有良好的自调蓄泄功能的河流,洪灾并不很严重。宋代以前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泄、调蓄洪水,演变到本世纪,仅存南岸四口。国民党统治时期,听任湖泊长期淤积,盲目开垦湖田,湖泊调蓄作用大减,导致水灾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这个教训虽有所认识,但在“蓄洪垦殖”的水利方针、“以粮为纲”的战略、以及“要超纲、开湖荒”的口号影响下,围湖造田日趋严重。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1954年通江湖泊共计15,329平方公里,但到了1980年仅存6,605平方公里。湖北的洪湖、西凉湖、东西湖等通江湖泊的湖口全被堵塞了;洞庭湖、鄱阳湖都新增了围垸,蓄洪量减少近半。

同时,长江两岸新建了很多码头、港口,在河床上也乱建工程、扩大居地,当地政府对此长期不加控制和管理。另外,长江流域上游本是关内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自“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乱砍林木以来,森林植被一直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导致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40至50%,泥沙下泄、河床壅高、湖泊淤积。

五十年代:水利部门“修三峡、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之主张遭到了否决

1954年洪水之后,为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水利部门一直催促三峡工程上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一劳永逸之法。那时,我在电力部主管水电建设,很不同意这种意见,曾与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有关方面展开过一场争论。1956年3月,我在给中央写的有关报告中,曾谈到了长江防洪与三峡的关系:“防洪本身也必须是综合规划,即干流水库、支流水库、湖泊洼地蓄洪,以及堤防工程,四者不能偏废;应根据条件,见效快慢,逐步提高防洪标准。”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曾否决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意见。那年的3月间,周总理率领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大批专家查勘三峡,讨论三峡和长江防洪问题,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中央随后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由周总理主持起草,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我曾列席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一文件的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第四项,涉及长江的防洪问题。该文件提出,“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我记得,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一共通过了30多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议和文件,这些文件就如同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这个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唯独关于三峡的这个决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此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我不太清楚有关长江防洪和三峡工程的情形,只知道不论水利部门怎样催促三峡工程的上马,毛主席和周总理直到去世也从未给过首肯之辞。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负责人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防洪主导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他们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管理;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重大江干流、轻支流小河;重下游、轻上游。三峡水库只能控制四川来水,减轻荆江大堤所受的威胁,但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武汉也不起什么作用。1954年的6、7、8三个月里,上、中游来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来水只占45%。1954年长江江堤溃口、分洪成灾时,长江水量为1,023亿立方米,中下游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后,其中一半可由河道下泄,另一半还得靠分蓄洪区解决。三峡水库建成后,即便按175米的最高蓄水位计算,它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过100至200亿立方米,这个数量相当于中下游堤防加高一米后河道可增泄的流量。所以,如果再出现1954年那样的洪水,即使有了长江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地区所受的水灾淹没损失,也只能减轻5%左右。何况三峡大坝的175米方案遗留问题极多,主要是泥沙淤积对重庆有很大影响,因此,许多专家建议大坝高度应控制在160米。

1980年,长江发生过一次洪水。事后,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水利部召开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谈会,经过讨论,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这一“报告”中说:“从实际出发,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是,遇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确保重点堤防安全,努力减少淹没损失”。为此,确定了5项措施:“(1)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定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其他堤防,各省自定标准。(2)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洪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3)停止围垦湖泊。(4)整治河道,扩大泄洪能力。(5)加强防汛。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内安排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34项,需投资48亿元”。但是,在八十年代当中,水利部领导方面最关心之事仍是三峡工程的上马,上述“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定措施,并未抓紧一一落实。

我是1979年平反复职的,当年就卷入了三峡上马的争论。1982年3月,我从电力部退下来时,曾见到过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尖锐地批评了水利部门乱用投资以及一个水库工程问题严重等情况。于是,我向中央写了一份“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万言书。同年7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水利讨论会上,此件作为会议头号文件印发了。

我在这份“意见书”中谈到,水利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多年来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江河防洪标准要求过高,要在短期内解决力不胜任的防洪任务,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作经济比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对围湖围滩和河道洪障不加控制,以及泥沙淤积等原因,使一些重要河道的排洪能力有所下降(如淮河目前已低于1956年)。

第二,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据调查,近年全国水土流失更趋严重,黄河、长江泥沙都在增加。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也是重工程措施而轻生态保护。“水土流失关系民族命运”,这恐非危言耸听。

第三,重水库蓄洪,轻湖泊、洼地分洪、滞洪。一方面热衷于修防洪水库,不惜淹没损失,劳民伤财;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不注意利用原有的能分滞洪水的湖泊洼地,不落实必要的措施,洪水来临时,这些湖泊洼地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且有的湖泊洼地地段围垦日增,如淮河的城西湖蓄洪区、海河的文安洼、东淀等都已成田,长江中游的湘鄂两省尤其严重(洞庭湖已较解放前缩小了40%)。不适当的依靠水库防洪的思想,以及水库的防洪如何同综合利用更好结合,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重蓄轻排,重水库轻堤防及河道整治。1954、1956、1958、1963、1975、1980、1981年各年大水,几条大江大河还是主要靠堤防防洪。堤防与分洪,是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最主要的防洪办法(至今美国也是这样),相信21世纪以后也必将如此。令人担心的是,现有堤防质量问题不少,遇到较大洪水要临时抢险;河滩造林和阻水建筑物影响行洪,比较普遍,长期得不到解决。

第五,重防洪,轻除涝。我国水灾最严重的100万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内涝十分严重,对农业威胁很大。即使提高了防洪标准,堤防未决,仍然会有严重涝灾。1954年长江洪水的受灾面积中,渍水内涝及先涝后洪约占80%。1980年亦与此相似。此种情况,即使建成三峡大库,也是不能解决的。海河、淮河等平原地区,除涝标准都还很低。

我在“意见书”的末尾,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如水利工作应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莫护短,这样才能实事求是,走上正道,主要是要彻底清理30年来“左”的思想,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对此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扎扎实实抓下去;防洪方针应切实际,着重发挥和加强现有防洪工程和措施的作用,以堤防为主,充份利用原有的蓄洪、分洪、滞洪工程。

长江防洪部署长期未能落实

令人遗憾的是,1980年所提的“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至今已经18年了,仍未能落实。以堤防而论,当时安排的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同马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护岸培修、洪道整治等工程,至今尚未完成。远在1990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时,就曾特别提到,“长江自1954年以来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发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测风云,要居安思危,早筹良策。当前要继续抓紧1980年平原防洪方案(作者按:指前述“报告”中的部署)的各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可是,此后多年中,落实长江防洪部署的问题仍然流于空谈。其实,在去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之前,长江的防洪系统就已经破绽百出了。1995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2,562处;1996年汛期中,又暴露出堤身未达标及堤质不佳等诸多隐患。去年大水来临时,又发生了渗漏、管涌、塌坡、涵闸等几千处险情,甚至决口成灾。

其实,加强堤防并非大难之事。之所以堤防不固,其原因只能说是主其事者志不在此。于是,洪水来临时,就只得动员群众,调遣部队,千万人紧急抢险。这就是去年7、8两月的电视中天天出现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场面。若就事论事,不谈这些场面所包含的种种伟大意义,那么,这种抢险是既劳民又伤财,且达不到质量要求,汛后还要返工重修,真是既不合理又不经济。我国堤防的主要问题是老化失修,应当认真地加固和在必要时加高。我们可以修建高达百米的坚固土坝,加固10、20米高的堤防会有什么技术困难呢?前述的“十年防洪部署”总共只需要48亿元投资,而三峡工程开工后,每年就需要成百亿投资。但是,修三峡有钱,巩固长江堤防却没钱,究竟是国家真的拿不出来,还是有关部门不愿把钱投入堤防建设呢?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常发生大洪水,干流上并未修一个水库,而是靠堤防作为防洪的根本措施,遇到大洪水时,也未听说过要动员多少人上堤抢险之事。

近年来,长江中下游水灾频繁。1995年的受灾农田为6,916万亩、人口7,489万人,死亡1,302人,直接经济损失592亿元。1996年(6、7月份统计)受灾农田7,305万亩、人口7,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700亿元。这两年的洪水规模都比1954年小,但灾情却比1954年重,去年的灾情当然就更严重。因此,长江防洪问题上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不赞成水利部门那种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的想法和作法,他们就长江防洪问题提过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可惜都未引起重视。经过去年的这场大水,水利部门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应当改弦易辙、回船转舵了。

(编者注:文中小标题为本刊编辑部所加。)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9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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