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二)——早期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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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以愚为贵”乃是从娘胎带出来的先天症,“无产阶级先锋队”——越穷者越革命越高贵。而以穷反富,本就是逆历史理性的真正“反动”。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穷者虽应予怜,但岂能因贫而贵,成了拥有“合法”夺取富人财产的天然资本?同时,穷者自忙衣食不暇,大多不识字不读书,少知缺识,而无知者势必厌恨有知者,这才演绎了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氏这一观点,得到毛粉胡乔木的确认。1

毛氏早期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5-12)——

反动派的知识阶级……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2

北伐军兴,共产党喊出“打倒知识阶级”。1927年1月《现代评论》,张奚若(1889-1973)撰文〈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

这个新危机是什么?就是近来所常听见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粤一带所标榜的“打倒知识阶级”政策。3

一、阶级路线
1928年6~7月莫斯科中共“六大”,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刻意提拔工农,无知少识的向忠发因“产业工人”当上总书记,赤区出现口号“打倒知识分子”。4海陆丰赤区开会,工农干部坐前排,知识干部在后排。51930年代初湘鄂赣苏区,“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6

193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一批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刚性推动工农路线。李志民(1906~1987,上将):

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7

1933年夏,江西中央苏区16个县419名县级干部——

受过中小学教育的25个,可写普通信件的129个,共占37%弱。此外略识文字而不能写东西的181个,占43%,完全不识字84个,占20%强。8

二、出尽洋相
福建长汀有些区委书记汇报工作时,“涨红脸,什么也报告不出。”问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只答复‘我不识字’,‘决议又看不懂’就完了。”9

红色宣传员去宣传“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纪念日”,群众问宣传员:“李……卢……在哪里?”他说:“在团部。”10

1931年,红三师搞了一场政治测试——

在三师全师党的代表大会中,举行了一次政治训练,受测验的人都是党内活动分子,测验的结果是:有把罗章龙认为现在中国革命重要领袖的,有把苏联和英国当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当为反革命组织的,有主张反对游击战争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最惊人的有好几个连政委都把国际联盟当作全世界革命的参谋部。11

三、苏区赤吏
以这样的阶级路线、以这样的无知者从事“改天换地”的地革命,结果当可想见。1931年7月7日,中央苏区《苏维埃》(中革军委机关报)第2期:

乡苏罗主席、赖秘书总是打人。他们威风很大,拿到政府内就打屁股!还有一个姓丘的现当赤卫队长,他过去当过兵,非常恶,专门打人……罗主席穿得很好,专偷别人的老婆。12

另一篇赤区文章——

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墻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

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13

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

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14

四、识字者为目标的“肃反”
知识分子干部有一蔑称:白脚杆。15

1932年初,苏区开始大肃反,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中共闽浙赣省委报告:

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16

红四方面军仇视与乱杀知识分子最为严重。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装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洗。17

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杀“改组派”的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18

1934年,川陕赤区竟出现这样的肃反逻辑——

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19

起点本就歪斜的小知党还反智,以落后反对先进,以愚昧反对文明,还能折腾出什么?还能将国家拽往哪儿?1949年后的寰内赤难,实为不幸而必到的“车站”矣!

25~27/10/2018

Princeton

注释:

1.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11。

2. 国民革命命第二方面军司令部:《革命》半月刊(1925-12-1)。转载《中国青年》(广州)第116~117期(1926-3)。收入《毛选》删幅近半。参见王来棣:《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306。

3. 《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347。

4. 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211。

5. 高华:《身分和差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页6。

6. 钟期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回忆湘鄂赣边区史实之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八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99。

7.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页221~222。

8. 中共江西省委:〈党的组织状况〉(1933-9-22),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87~688。

9. 荣光:〈掩盖消极怠工的好办法〉,原载《青年实话》(团中央机关刊物)第16号(1932-4-25)。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103。

10. 〈丘泮林闽北巡视报告〉(1930-10),《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页217。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103。

11. 〈巡视三师的零零碎碎〉,载《武库》(红三军团政治部主办)第7期(1931-12-31)。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335。

12. 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110。

13. 国平:〈转变中的三师的党〉,载《武库》第7期(1931-12-31);〈反对腐化〉,载《武库》第9期(1932-1-21)。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335。

14. 〈霍步青给稼祥同志信〉(1932-11-8),中央档案馆:《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中央档案馆印制1984年,页273。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336。

15.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26。

16.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561。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102。

17. 《成仿吾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

18.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1年,页87。

19. 张国焘:〈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肃反的情况〉,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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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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