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五)——老粗管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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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华北赤区根据阶级出身调整干部,提拔一批文盲,知识分子只能任副手。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11950年3月,陆定一向苏联驻华代办通报:华北150万党员中130万文盲半文盲,区委以上领导干部将近50%没文化或文化很低。2从马列主义走来的中共,根据赤色意识形态捏塑出如此这般的社会存在,自然会发酵出阵阵红色荒谬。

1985年底,4200余万中共党员——

全国党员的文化程度,大学、中专和高中合计仅占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初中、小学和文盲合计接近党员总数的五分之四!必须说明,这还是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各单位近年狠抓了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之后的统计数字。3

一、老粗管老细
社会本就存在几种天然之恨:穷人恨富人、愚者恨智者、庸才恨高才、乡下人恨城里人。台湾大学校长、心理学家傅斯年(1896~1950),发现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将上述仇恨合法化的理论。阶级学说就提供了发泄这种天然嫉恨的合法性。4

薄一波(1908~2007)晚年说:

掌权的某些工农干部不信任甚至排挤知识分子,是普遍的现象。5

1957年,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1913~2000)激憤抱怨:

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劲。6

天津一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我对院里的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7

人事处、保卫部等要害部门均是工农干部,往往由他们监督审查知识分子(尤其技术干部)。他们翻看知识分子档案,总是越看越火,原来这帮搞技术的没一个好出身,都在国民党机构中干过事,至少进过大学,工资又比自己高,可老子远比他们早参加革命!揣着这份心态,还能轻饶正好捏在他們手上的知识分子?还能不挑剔有加?

更何况历次运动这些工农干部的能耐就体现在揪出多少“异己分子”。反右一起,凌辱知识分子成为工农干部的最大享受。

二、工农干部笑话
1960年代,大学三年级生居然不知道武则天是男是女。8

“四清”时期,北京外国语学院新任党委书记给上级的报告——

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有的女教师演了《奥赛罗》后,天天照镜子想和奥赛罗长得一样漂亮。

文革中,8341军宣队进驻北京外语学院,他们不懂英语却必须领导教改,审查教材时提出:孤立地教给学生三餐词汇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政治思想内容;必须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第一课的内容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9

1990年代,一位高级政工师还说“法国的马克思”;一位高级经济师不知道《资本论》,外商面前出尽洋相。10

一位工农干部上台做报告,秘书写稿“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刚好换页,“吗?”写在下一页。不料,这工农干部还真以为“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用肯定语气连念两遍,翻过一页才“吗”字出口,感觉出了洋相,恼羞成怒责骂秘书:“混蛋,‘吗’能写在下一页吗?”11

三、毛泽东的态度
蔑视知识、贬斥士林,理論源頭當然是馬列,直接源头只能来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说:“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相应为斛律光)。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12

毛泽东还有不少这方面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5-18);“书是要读的,读多了害死人”。毛认为明太祖不识字、明成祖识不多,均为比较好的皇帝;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讲话提纲:

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见的。13

四、教条主义的必然性
赤祸灾源也可归结为教条主义,捏着红色图纸破拆历史理性柱石。老粗当领导,老细成下属,老粗只懂革命不知其他,一谈建设便斥为偏离革命大方向,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只能“政治高于经济”、“革命压倒建设”。更可怕的是:老粗只能按其低下的理解能力设计社会秩序、制订价值标准。正因为无知,面对种种现实难题想不出更多办法,只能搬用教条,此为毛时代之所以必然盛行教条主义的思想根須。

英国阿克顿勋爵(1834~1902),早有预言——

无知的阶级无法理解国家事务并且他们必定要犯错误。……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肯定存在着缺陷。事实是受过教育、有知识和财富,是防止行为错误的保障。……危险不在于哪一个特殊的阶级不适于垄断统治,每一个阶级都不适合垄断统治。14

用一句中共习语来说,「犯的可是原则性错误呵!」

12/10/2018 Princeton

注释:

1. 高华:《身分和差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页5、13。

2. 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转引自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浮沉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83。

3. 章蕴:〈全面提高党员素质是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实基础〉,载《红旗》(北京)1986年第10期,页7。

4. 周啟博:〈傅斯年為何去臺灣〉,載《開放》(香港)2009年11月號,頁85。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下卷,页1010。

6.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93。

7.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105。

8. 姚旭:〈田家英同志谈治史〉。载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70。

9. 乔冠华、章含之:《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学林出版社1997年,页206~207 、242。

10. 牧惠:〈名不副实的职称〉。参见牧惠:《知识无罪》,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01年, 页133。

11. 林伯忠:〈“掌声”〉,原载《广州日报》2002-4-8。《报刊文摘》2002-4-24~27摘转。

12.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载《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133。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958),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94。

14.(英)達爾伯格·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譯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頁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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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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