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40年前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饥饿引发的变革》在《农村和农民还经受得起继续折腾吗（下）》一节中是这样叙述的：
民以食为天。先看看这些种粮人的吃粮水平。1978年全国大部受灾，农民生活更为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平均一人一年只能分到原粮124公斤，每天只有6.7两。而贫困地区、重灾区连这个水平都达不到。那年，全国大约有上亿农民缺粮，有四千多万户农民的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民，地里庄稼收完了，场打完了，就开始断粮，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以吃粮水平作根据，与历史上的一些年份作一对比，更让人吃惊！
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后到公社化前的那几年，农民说那是他们的黄金岁月，太平盛世）的约占三分之二，具体点说，就是有五亿多农民生活不如20年前，再往深一层说，公社化20年使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
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这是根据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口总数计算出来的）！
再看看农民的现金收入。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1.12亿人每天只能挣到一角一分钱；有1.9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三分；有2.7亿人每天可以挣到一角四分。山西平鲁县的农民每天只能挣到六分钱。所以，有些农民哀叹：“堂堂七尺男子汉，人民公社好社员，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头落，不如母鸡下个蛋！”有个农民看见地上有个东西闪亮，捡起来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币，于是叹道：“这一弯腰比干一晌活挣的还多！”
每天一角多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油料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在不少农村，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在那个时代，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收了自留地，砍了全部家庭副业，连门前屋后的树木都入了社，农民没有任何其它进项，只能靠那一角来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科学的也是抽象的，要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还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
山西省是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闹得最红火的地方。“汇报提纲”把山西列为“粮食生产增长较快、提供商品粮较稳定和近年来由调入变为调出粮食”的先进省之一。可是，就在省府太原街头，记者们看到一个个令人心酸的场面：讨饭的农民充斥大街小巷。有记者写道：“随便到街上转转，都会碰见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有的要钱，有的要粮票，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之处。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的残疾人，就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杯子或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凄惨的音调哀求；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决不缩手。……
这些要饭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是从太原西边的吕梁山上来的。如果你一一细问他们是山里哪个县的，多数又会回答你：“临县”。
吕梁山，山西人称它为“西山”。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曾经是老革命根据地。在1976年，吕梁地区总共13个县，人口250万，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囗粮只有二百多斤，人均分配收入43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22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40元的仅有三年，其余19年都在40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21.8元，平均一天才六分钱。于是，姑娘们一批远嫁他乡，年青媳妇离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讨谋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新华社老记者冯森龄同志不顾年老多病，奔赴当年他战斗过的陕北延安地区调查。……我（作者）在北京见到他，他说起延安的情况满脸悲戚，眼里闪着泪光。他拉着我的手说，“不去亲眼看看，怎么也想不到那里的农民至今还是那么苦。真是叫人心酸啊！”……
他在调查报告写道：在延安，“大街小巷都能遇见讨饭的人。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手持饭碗。东关是旅客上下汽车的地方，讨饭的人也最多。我们到延安，东关去过五次，每次都看见许多讨饭的。一次在东关食堂停留约半个小时，讨饭的就有17人。顾客的饭菜刚放在桌上，他们使蜂拥而来，伸手讨要。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有一天晚上，有50多个男女老少，横七竖八地睡在原《解放日报》社大门两侧人行道上。”
“我们在宝塔山下，访问了延安市民政局的遣返站，这里收容了50多人。从一月到七月下旬，登记遣返的有二千多人。……每次遣返，为了防止逃跑，都包大轿车送，但在中途休息或吃饭时，车刚一停，他们就从窗口钻出逃跑了。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就回来了。有一次公安人员干涉一个70多岁的老汉在饭店要饭，老汉质问：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在家里等着饿死？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才讨饭。要饭好，你为什么不要饭？问得公安人员无话可说。”更叫人心酸的是延安老区的农民们，在饿到要死的情况下仍然想着国家的名誉。延安常有国际友人来访，为了不给国家、不给延安“丢人”，不少乞付者宁愿饿着，绝不在有外宾来访的日子出来讨要！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啊！他们赤诚爱国，忍辱负重。
老百姓“赤诚爱国，忍辱负重”。反过来我们要问：这个国家、政府爱老百姓吗？他们连乞讨的自由都没有，遑论其它自由。“这是多么好的老百姓啊！”也是“多么蠢的老百姓啊”！你们不给国家、政府“丢人”，可你们想过没有，正是你们这种所作所为，使你们的苦难绵延不绝啊！要知道在民国时期，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旦遭遇饥馑，政府和媒体就会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和援助，严重的还会向国际社会吁请救济。而当时的中国不但严密封锁消息，而且还对灾民进行驱逐遣返。这些灾民则无愧于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居然主动配合，不让官方感到“丢人”。这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们也不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们的惨状让外宾报道出去了，对你们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再往前推，倘若1959一1961年中国三年大饥荒一开始就为国际社会所披露所关注，那还会饿死三千多万人吗？30年来，由于中国官方和民众的这种“良好互动”，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认为中国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哩！
冯森龄访问了延安地区9个县市，都有讨饭的。……从延安去志丹，路上看见一家兄弟三人出来讨饭，他们是安塞县招安公社李石窑生产队人：老大17岁，老二13岁，老三年仅8岁。他们从4月份就出来讨饭。他们遇到时，老三已饿得爬在路边站不起来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追根寻源，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二百斤。不外出乞讨只有饿死。
马家沟原是延安蟠龙区二乡的一个自然村，现在是延安市下坪公社的直属生产队。1977年，马家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5.5公斤，按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应缴征购粮3500公斤，实际上只完成190公斤。就这样，除去留种子粮3175公斤外，社员平均口粮只有66.5公斤。……
……国家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到延安作了一些典型调查，又听了地、县和基层干部汇报，他说陕北农民有60%吃不饱。经记者调查，这样估计毫不夸大。延安地区1976年农民口粮，包括自留地粮食在内，平均每人只有164.5公斤，有的县平均只有125公斤。
继冯森龄的延安调查之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从陕、甘、宁三个分社抽调了胡国华、傅上伦、戴国强，加上总社农村组冯东书共四位记者对横跨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的黄土高原贫困地区进行为时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他们的所见所闻同样触目惊心。
几位记者在延安调查了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这个公社的所在地一一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1947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记者的心情都沉重起来：1979年，全公社5189人，平均每人分到口粮315斤，收入32.69元，人均现金才1.61元。当年毛泽东居住过的王家湾村，现在分为上、下两个生产队。上队当年人均口粮370斤，收入34元；下队人均口粮338斤，收入29.3元。据他们说，这还是近十年来最好的光景。
记者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王家湾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72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11口人，四代同堂。记者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高粱苦菜稀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着，只有锅台上还有半盆面。记者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头。雷步升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落堆着两条破被，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记者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记者来到甘肃省会宁县。当年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就在这里会师，史称会宁会师。全县六万多农户中，90%的人家全部家产不足40元，家家户户除了自己挖的一二口土窑，自己盘的一二张土炕，加上两口锅，几件简单的小农具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由于救济粮有限，有些家庭仍然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吃完救济粮，只好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记者走访的十几户人家，除三户外，家家都有人在外讨饭。
有一户人家，连门也没有，门口堵一捆麦草挡风。记者们进去看了看，真的是家徒四壁了，除了一张炕，一个灶台，一个破筐，就什么都没有了。炕上坐着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四个全身赤裸的小孩，只有一张破得不像样的炕席和像是用几团黑色烂棉花连起来的“被子”。记者问那位妇女，家里男人到哪里去了，她说：“讨吃去了。”再问她为什么家里连门也没有了，她说：“原本是有门的，后来抬到集市去换钱打救济粮了。”按规定，救济粮下发时，农民还得交点钱购买。可是不少人家，连这点象征性的钱也交不起，只好揭瓦卸门卖点钱买粮食。如果卖的钱还不够，只好先买回一部分粮食，拿到集市上出售，卖了钱再把其余的粮买回来。这样的家庭，口粮自然就更接不上了，外出讨饭便不可避免。
在另一户人家，记者们看到，面色憔悴的女人躺在床上打滚，三个孩子坐在地上哭泣。大点的孩子说，爸爸不在家，妈妈又病了。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从炕上挣扎起来打招呼。记者见她额头上直冒汗，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胃不好，没吃的饿得痛，吃点不合适的也痛。今天吃了点糜子糠，又疼起来了。记者劝她去看病，她苦笑着说：“连饭都吃不上，还看什么病？我这个毛病，只要有面吃，不用治就会好。”
为了深入了解情况，记者们还在另一个著名的贫困县通渭县五星公社一户农民家里住了一夜。这家人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会超过50元，除了有两床黑得像刮刀布的被子外，就是一口锅、两个缸、几只碗。公社干部告诉记者，这家人在五星公社算中等人家，靠救济还能过活，没把门板、衣裳拿去换粮食已算好的了。晚上，记者就借宿在这户人家的厢房里。他们一家四口合盖一床被子，匀了一床给记者。
半夜，记者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进来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农民，见到记者便下跪。原来，他的妻子因为缺吃少穿，不久前被陕西关中来的一个农民用几个馍拐走了。他费尽心血，总算找到妻子的下落，谁知找上门去，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成了别人的老婆。他要带妻子回来，反而被当地人打了一顿。找当地政府，他们也不管。听说新华社的记者来了，所以连夜赶来，想讨个公道。几位记者当即向这位农民表示，要向通渭县领导反映，替他讨回公道。第二天，记者找到通渭县委书记王永安，把这件事告诉他，希望他能管一管。这位县委书记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倒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可是这几年通渭发生的这种事共有三千多起，我们怎么管得过来？”
由于这里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妇女为了活命，只要有人能让她饱吃一顿馒头，就跟着走了。陕西关中一带收成较好却又男多女少的村镇的男人，于是便背着馍带着饼，到甘肃定西地区来拐骗女人。来的人无论长相如何，往往都不会落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成过亲的人。当地政府虽然知道这种情况，因人数太多，拿不出解决办法。其间的悲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承受了。
几亿农民就这样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了二十多年。“其间的悲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承受了。”我现在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上有这么几句课文：“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看了以上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使人心里真是有说不出来的悲催。人民公社确实是通向“天堂”之路一一死亡的魂灵升天之路。是谁迫使农民走向这座“金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能找到有关农业集体化的论述吗？列宁派征粮队下乡把农民的粮食抢光，斯大林消灭了富农，把农民统统变成农奴式的集体农庄庄员，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又把几亿农民变成一贫如洗的二等公民，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吗？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必须要农民付出血泪的代价，取得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吗？退一步讲，即使是在地主富农的剥削下，中国农民的生活又会差到哪里呢？会比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还要悲惨吗？起码不会三年饿死三千万吧？
（未完待续）
荀路201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