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小岗村的传奇故事(下)

1980年1月,万里看到一份滁县地委转送上来的关于小岗村的调查报告,大加赞赏说:“写的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

这份调查报告是以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的名义于1979年12月20日写成的,名曰《一剂不可少的补药一一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这是具有史料价值的一份调查。从这份调查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农村改革非搞不行!认识到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才是最值得一读的小岗传奇故事的“正本”。

小岗生产队原是一个自然村,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1100亩耕地,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景可达20万斤以上。……那时全村根本没有人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当作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直接入了高级社,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16.5万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卖给国家四万多斤公购粮。这是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间唯一一次向国家作的贡献。

1957年反右也反到了小岗村,在辩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还是雇农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从此,人们在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村就开始吃供应粮了。

1958年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小岗村也都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相当厉害,……“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头半牛,耕种一百多亩土地。据统计,在三年大饥荒中全村纯属饿死的(也叫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6户。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滿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很多人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寒而栗,简直不敢相信共产党取得政权十多年后会出现那种惨状。1962年,被社员称为“救命田″,后来被批为”复辟田“的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之风吹到小岗时,已是强弩之末了。尽管如此,社员还是搞了”责任田“,种上了小麦,但收的时候又拢了”大摊“。抢的抢,偷的偷,结果只收回965斤,还没有种下去的2400斤种子多,留下900斤种子,每人只分了一斤半小麦。从此,小岗队就出现了”种20(斤),收18(斤),不用镰刀用手拔“的说法。以后几年稍有安定,生产刚抬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小岗村。社员分为两大派,戴上了红袖章”造反“。

十年浩劫期间小岗村生产非常落后,群头生活十分穷困。尽管如此,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社员严金昌,全家七口人,1975年前后在房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家里的十多棵柿子树看管得好,并养了两头猪,年收入八九百元。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村的确是冒了尖,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严金昌气愤地说:″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在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小岗确实达到了”平均“:这就是全村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一律讨过饭。

小岗村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大家又都共同外流讨饭,在阶级关系上应该说没有多大对立。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年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大搞阶级斗争,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回顾历史,中共建政以后,从1950年到1952年,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使三亿多农民分到约七亿亩耕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8.4%,主要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开始,尽管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步子快了一些,但这一期间农业生产仍然呈发展趋势。

1958年,高级农业合作社刚组建两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全国展开。如前文所叙,由于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超出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更违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实意愿,由于极左路线的错误强制推行,使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灾难。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而全国人口增加了一亿多人,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农民。

文革十年浩劫,再次重创中国农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施虐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落,农村经济基本陷于停滞状态。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大体上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仅增加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其中90%为实物(粮食等),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约有两亿人口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结果。这就是人民公社邪异之树结出的恶果。

人们忍受苦难是有限度的。虽然这个限度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才突破,但它毕竟显示出任何所谓神圣的教义必然有破灭的一天。

也许唯有“庆幸”这个字眼能恰当地表达我们对那个时刻的心情。回顾当年,我们庆幸上苍垂怜吾国吾民,没有赋予“伟大领袖”以远远超出常人的寿命(有人预计为140岁左右),因此任何苦难总有一个界限,任何折腾也不会没有一个尽头。小民们虽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他们至少还可以忍耐和等待;他们可以不奢望人世间还有正义与公理,但他们却不会怀疑自然法则毕竟对所有人都是平等和公道的。

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温饱最终代替了饥饿,公理最终战胜了强权,虽然这种结果所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一种沉重,而不是欣慰。

小岗村的故事仍在继续。

从1962年到1978年17年中,小岗生产队每年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从成立高级社以来,国家给小岗队贷款15632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到1978年13年中,共吃供应粮达22.8万斤,占这13年粮食总产量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提供救济款1.5万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万多斤。现有的十头牛,没有一头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这几句话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不过了。他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感慨不已。一些老人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的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有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过去二十多年小岗村群众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农业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加给广大农民的。这一所谓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中国农业的荼毒是勿庸置疑的。如上所述,这一举措的恶果是国家与农民两败具伤,谁也没有好果子吃。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毛左分子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而且一连撞了二十多年才因教主仙逝,继承者改弦易辙而止。

在这里,感到有愧的不应该是被奴役被损害者,而是傲慢无比、刚愎自用的統治者。

那么,“政策”允许了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包产到户”后实际效果如何呢?还是让事实来回答:今年(1979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二十多年总共也没有收到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今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七倍多。过去统计表上油料统购任务这一栏,从来都是空白,今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全队还留储备粮一千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参观”的人去了,他们把客人引进低矮尚未修复的茅草房,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今年粮食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滿满的粮囤自豪地说:“看!这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红薯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赶到吃饭时,大米饭、白面馍也毫不吝惜。他们说:“往年我们也是这样,谁有的吃还出来要饭呢?”

农业的丰收,给这个倍受摧残,十分穷困的生产队带来的喜悦,处处可闻。他们对前景充满着希望。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包干到户”对小岗村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现在,他们唯一的期望是让他们这样干下去,干上三五年,对国家作点贡献,个人能积点钱,盖盖房子,添点家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中国农民的小康生活追求从来都是以拥有土地为标准的。只要农民能够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只要官府轻赋薄徭,解决温饱从来不是问题。所谓地主对贫雇农的剝削导致的悲惨状况,在历史现实中没有有力的依据能证明它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分。然而,自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对土地实行公有化,变个体农户独立耕作为集体耕作,美其名曰推动人类历史向前进,却在二十多年间造成中国特别是农村连温饱都成了大问题。看看小岗村的际遇,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公有制集体化与实际上的私有化、个体化孰优执劣。仅仅一年的巨大变化,小岗村农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汗水,冲刷掉了社会主义人民公社“金光大道”的神圣外衣,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学说置于尴尬境地。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是群众悄悄干起来的,一年来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但是,这里的事情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不准包干到户,可是当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干活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埋怨起小岗来了。他们说,都是受小岗的“影响”,没有小岗我们这里屁事没有。小岗在影响着一些地方,这是事实。但是,小岗从未宣传过自己,更无权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为什么小岗能“影响”那么多地方,而其他地方却“影响”不了小岗?

……小岗生产队过去20多年捆在一起“大呼隆”,穷到那种地步,谁也不敢搞“包干到户”,今年为什么敢搞了呢?这是20多年集体生产实践反复检验的结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像小岗这样的生产队硬要去搞“一大二公”势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釆取一些与社员物质利益关系更直接、因而更能为社员群众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较快地发展生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岗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搞“包产到户”!也可以看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亿万中国农民的真诚心愿。

尾声

据了解,社员要求搞包产到户的地方,绝大多数是多年来的极左路线危害很深,生产落后,社员生活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干部、社员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要求改变现在的管理方式,而包产到户是易于为多数社员接受的一种形式。

一些边远山区对单家独户实行“包山”的办法,效果更加突出。甘肃省宁县九岘公社南堡大队坷士志掌生产队社员时金玉父子俩包种一个山坡30亩地,多年来这些耕地亩产只有一百来斤,时金玉包山后亩产达到285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5781斤,比原订产量超过1.6倍。……

内蒙古的一些社员说,过去大呼隆是吃“大锅饭”,吃不饱;包产到组是“二锅饭”,味道不好;包产到户是“小锅炒”,真有味道。这么搞,俺农民全身劲都使出来了。

社员们还说,搞包产到户,真正体现按劳取酬,治住了那些刁钻取巧,能说会道不干活的“能人”,纠正了“苦干的吃不饱,不干的吃的好”的不合理现象。分配上公平合理,干活的人心里高兴。另外,社员自己过日子主动了,农忙时起早贪黑拼命干,不忙时有空赶集,走亲戚看朋友,有时间搞家庭副业。不像过去一天到晚“狗扯牛皮糖”,天天干不出多少活,又从早到晚把人拴在地里,瞎磨工夫,搞“疲劳战术”。

1981年8月,国家农委召开会议,听取农委和农业部一些领导干部农村调查的情况汇报。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在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到内蒙古农村调查,有个大队,自留地里的庄稼普遍比集体地里的长得好,产量高。自留地亩产过千斤,集体的只有一百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这些地很快又变好了。自留地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很多,盐碱化也很快改变了,而被收回的自留地产量又掉下来了。这个事实发人深思:为什么社员能把盐碱地化了的自留地种成好地?为什么好地一入集体又不行了?我感到这就是个责任心问题。农业生产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中心问题是个“包”字,作为责任制来说,越具体、越明确,效果就越好。这就是许多地方农民欢迎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原因。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一份《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中共中央以1982年中发一号文件的方式转发了这份″纪要“。这是一个标志,它承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同于合作组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这表明中共中央正式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

1983年,全国农村“双包”到户的比重已占到95%以上。至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大二公”的体制已经瓦解,只留下一个虚名了。剩下的只是摘牌更名的问题了。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回顾40年前的农村改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结果以官方的妥协告终。作为弱势的农民一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比较理想的成果,秘诀在于对压在他们头上的强权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一一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为官方效力。作为现代农奴他们没有任何自由,他们面对苛政无力反抗,唯有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遏制极权专制的经济能力。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广大农民忍辱负重,以自己的悲惨生活给社会主义“新农村”背书,给共产主义运动“抹黑”,使马列主义经济学说遭到沉重打击,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这种以自己的饥饿引发的变革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留下不朽的印记。

如今,面对毛泽东时代的几千万饿殍,我们在悲愤之余不禁要问:如果这几千万条无辜人命都不能说明一位国家执政者、一个执政党的是非,我们还是有正常思维有理智的人吗?我们还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如果毛泽东的“文功武绩”能彪炳千古,那希特勒的“盖世辉煌”更胜毛一筹呢。

对着大型超市堆积的米面油盐,我只想对国人重复捷克斯洛伐克反纳粹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伏契克的话: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可是,你们要警惕啊!

(全文完)

荀路2019.3.3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