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从学子体内流淌到天安门广场的血，已随着风雨的冲刷、随着广场地砖的更换而不见踪迹；在风雨冲刷不到的角落、在许多人的心里，六四的血痕依然没有风干；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诸君为恢复真相、回归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了不懈的努力；一些境内外的民运人士，在著文办刊，在启迪民智。他们的点滴行动，无疑是在造福中国。
可是，作为一个一直在奴的状态里苟活过来的人，我不想隐瞒我对你们的疑虑，我要说出来。我想知道：你们对正义的诉求、你们争取的，除了让自己身上遭遇的那块有待回归的正义快点回归过来，获得“平反”、道歉、赔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我想知道：建立一个基本公正、基本正义的中国的使命，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摆脱奴役命运，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你们作为城里人，是否把拒绝接受不义、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农民），纳入你们的计划？
无疑，你们的要求是正义的正当的。在现代社会，任何受到非法加害的群体，有权要求获得赔偿，这是受害人应该拥有的最起码的民事权利。我预测：你们——天安门母亲、民运人士，你们的诉求一定会得到满足。这在中国是有多个先例的。
中国有曾经的两个群体：右派和知青，你们和他们的经历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先是政府使他们遭受了磨难（或者说劫难）；之后，随着施暴的领导人的驾崩、继任的领导人上台，拿出霹雳手段，在精神上抚慰受害者、经济上补偿受害者。由上面两个群体的遭遇，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凡是”：凡是城市人遭受的侵害，必定会得到补偿；凡是城市人遭受的冤屈，必定会得到昭雪。（相反，政府对农民受害群体进行补偿的事从来没有发生。）
我们看到，55万的右派脱帽后，共产党政府动用国库资金为他们补发工资，归还房屋等财产、动用党的“喉舌”媒体为他们恢复名誉、并让他们重返领导（工作）岗位；1800万知青返城后，党国政府动用了国库资金，动用所有的社会资源，为他们提供经济补偿、打造就业岗位、追加工龄。
右派、知青从干校、从牛棚、从插队的乡村回城市后，他们身上的不公和伤害得到救济后，中国社会谋求公正的努力进程噶然而止。他们回城20 多年过去了，中国有根本变化吗？没有。中国还是那个隔离的中国、黑暗的中国；农民，作为隔离墙外的贱民，依然维持着奴隶般的生存状态，如牛马一般绝望地挣扎在这片鸡形的土地上，生不如死。
让人遗憾的是：右派、知青中有许多人，从来没有想到应该为扭转邪恶、铲除不公做一点点的事。经历了在农村的耳闻目染，他们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最清楚农民生活有多惨的一群人，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得势后悍然加入进了坑害农民同胞的行列。举例说：北京、上海、全国几百个城市，仅仅在就业领域就出台了上千个“排农法案”（这是本是人杜撰一词，“农”指农民；由“排华法案”一词引申而来）。在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1998年出台“本年度禁止和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三十六个行业、一百多个工种”这样的臭名远昭的法案在城市地方人大能获得通过，就是经过包括当年右派、知青在内的城市精英（这时以“市人民代表”身份出现）的手投票通过并施行的！并且，除了就业，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保等诸领域的表现莫不如此。他们——这些中国受教育机会最多、知识最多的人们真的不知道出台这样的坑害自己同胞的法规是不合乎宪法、不合乎劳动法、不合乎国际人权法吗？他们知道——可是为了获取非法的优待、固化这种优待、固化他们人上人地位，他们不惜施暴于农民，参与剥夺自己同胞的谋生机会，迈向幸福的机会，成为庞大的食人机器上一颗冰冷的螺丝。他们成为旧秩序的捍卫者，成为新罪恶的制造者。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知青作家在“知青文学”里吹嘘，说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中坚：他们里中有多少的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少的人是经济学家、作家、官员（有的当了文化部长）；他们，加上右派，为回归中国社会正义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争取获得权利救济与补偿，这没有错；他们中那么多人参与践踏他们之外阶层人民的法定权益，这让人齿寒。
农民作为中国的贱民，在遭遇右派同等、或者更残暴侵害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获得补偿机会的。批斗右派时，被逼死或杀死的也许超过千人；知青，由于红太阳目的是让其“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折磨他们的是流放与劳役之苦，而不是杀戮之祸；而农民——也就是被那些杀手划成“地主、富农”的人、那些不幸投胎进了“地富”之家、一出娘胎就带“原罪”的人——对他们的遇害，缺乏一个全国的统计数。但是仅仅是广西农村，因为“阶级成分不好”被杀戮的农民就有10万（这里面也包含了少量非农民的受难者）；从广西农村可以想见全国农民的受害情况；如湖南道县、北京大兴，都有类似的血腥；作家郑义在做调查时悲愤地说，“地富”死时的悲惨程度远超过落入纳粹魔爪里的犹太人；郑义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一些红色屠夫通过对悲惨农民的人体器官进行反复烹制和比较，得出了结论：人肝的吃法，烤的比煮的更香更美味……
当年，中共在对“五类分子”的进行赔偿的时候也是作了城乡区分的：作为受害最严重、最悲惨的人群，“五类分子”中属于农民的那类，永远不能指望像许多右派那样获得补偿、获得被没收的房产的退还；而他们的死亡人数、受迫害强度之惨烈、之持久，是右派、是任何别的群体不能比拟的。
有地就是有罪，有产就是有罪，并且是该判死罪的理由——这是当时的逻辑，当时的刑法原则。可悲的是，一些遭到灭族的有地农民（我说的是“有地农民”！），他们的冤屈已随风而逝，无产者斩草除根式的杀戮方式（连处在哺乳期的婴孩也不放过）已使得许多家族中没有遗漏活口为他们鸣冤，不会有人记得他们的遇害细节；一些侥幸逃过灭门之祸的幸存者，即使是他们想喊出冤情，生活的重压使他们抽不出精力；即使有精力，也可能没有记述的能力；即使有记述的能力，他们血写的史实也难以找到发表的渠道——最可悲的是：作为劫后余生、作为受害最深的死难者遗属，他们还得被强迫为充盈国库作奴工，为那些受害次深的受难群体提供赔偿所需的财政来源。
右派受到了不公、非法、非人道的对待，当时的政府使那么多中国最稀缺的精英死于非命。这自然是我们民族的惨剧，凶手是毛和他的一些同事。但是我今天的主题追溯的不是这个，而是要说：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知识的人、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和有话语权的精英相比，生命是等值的。他们的肉体痛苦也是痛苦，他们的精神痛苦也是痛苦。在挨饿的时候、在挨鞭子的时候、在被活埋的时候、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时候，煎熬的感受是一样的。在杀戮既成历史、在谈论谁是最大受害群体的时候，我以为不该考虑死者知识储备的多寡，唯一的依据的是死者人数。
中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不是说这个庞大的草根群体就不能受苦。苦了几千年，苦过了毛周时代，苦了江李时代，经历过几千万几千万地被饿死、几十万几百万地被杀死、现在仍是以每年近三十万的人口的规模被现实逼死（指农民对恶劣生存环境绝望而实施的自杀）， 天下已经没有什么苦值得农民怕的了。
我没有奢望受害农民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平反昭雪、赔礼道歉的一幕会出现。我是不敢奢望。我了解中国农民的处境。假定（我说的是“假定”）：今天，北京有一笔补偿金让受害的广西、湖南道县那些曾经的、遇了难的有地农民（“地富”）的继承人来领取，恐怕有许多人付不起来京的旅费——更不说他们有钱，去支付追查杀戮真相所需的财力了。这是一种深切的悲哀。
我知道，民运人士、六四难属，你们是中国真正有力量的群体（似乎不比当年右派的力量小。）有信息说，中南海已有人因你们的抗争、为逃避罪责而焦虑；我也敢肯定那些强人们不会为你们之外的其它中国受难群体皱一下眉头。你们实现诉求是指日可待的。我只关心一点：你们成功了，诉求实现了，你们是否会像知青、右派那样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
我只关心一点：你们能不能肯定，你们不会是下一个知青群体、不会是下一个右派群体？
我自认为是中国农民中对你们有较多了解的那部分人。即便如此，我依然对你们存在疑惑。
——因为，号称“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在心安理得地践踏良心、践踏社会公正；
——因为，在你们公开的信息中，我依然没有机会，找到获取明朗答案所需的线索。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由作者提供，发表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