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毕生追求自由文化的斗士——介绍自由知识分子王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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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教授等具有使命感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处于大灾难的关头,发起呼吁——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大会召集人盛情邀请我出席,使我感慨不已。如果说,五年前,秦晋先生飞越半个地球,自费前来参加纽约举行的王若望追悼会,让我终身铭记;如果说,王若望刚刚去世,处于极度悲伤中的我,听到纽约的陈立群转告,从未谋面的在西班牙的黄河清君,准备帮助我出版《王若望纪念文集》,让我喜从悲来;那么,本次大会对我的邀请,是对离世五年的先夫王若望的认同和尊敬;让我真切地感到王若望好像还活着!主持人建议我捎一幅若望的图片,为他留一个座位。由此表明本次大会秉着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在世风日下,国人普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时刻,各位有识之士举行这样的大会,就是希望通过大家努力,唤醒中国人的善良人性和中国的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在推翻专制后的废墟上重建民族精神打下良好的基础。

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追求自由的人性。自由,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国民,好比人与空气关系,密不可分,人人享受,自由自在免于恐惧;然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近百年来,虽然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自由前仆后继,许多人还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但自由仍然没有光顾中华大地。尤其是中共独裁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自由文化全面倒退,中国人民的自由被完全剥夺,中国人至今还是没有自由的奴隶。

然而,套用中国共产党的话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共产党要剥夺人民的自由,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不怕坐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王若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王若望毕生坚持真理、无论是国民党当道还是共产党统治,只要他们搞专制独裁,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挑战,为之身陷囹圄依然不屈不挠,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5年,王若望在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工,尽管他当时只有15岁,就开始关心国事,并在工厂办起了壁报,其中不乏讽刺蒋介石政府的内容,其中一篇“豁拳闲话”被《新闻报》刊用。厂里的会计是中共地下人员,发展他走上了接受地下党的领导,从此王若望走上了无尽的、曲折的、痛苦的、中国式的政治道路。

他受共产党的指派去工厂领导罢工,被国民党逮捕后判刑十年,幸亏国共第二次合作,王若望被提前释放,实际坐了四年牢。随后他直奔延安。1941年4月,在大砭沟,王若望与陈企霞提议办《轻骑队》周刊,因为利用刊物揭露和讽刺延安的中共领导和机关人员,刊用只维持了一年就遭到厄运。被指染上了(如丁玲、王实味的杂文)的坏作风。毛泽东在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开始“端正文艺界的方向”,王实味、丁玲的杂文和轻骑队 “矢与的”等街头墙报,被当作不端正的样板,有的坐牢监,以致杀头,王若望也差点被查办(被称为“山东王实味”)。

中共夺权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王若望因为 “一板之隔”(网刊《王若望全集》[www.wangruowang.org]<网址下面不另列>目录6-39)、“步步设防”(网刊王若望全集)目录6-2)的文章,被上海的柯庆施市委书记,打成上海市首当其冲的大右派;1962年,周恩来的广州讲话,鼓励右派作家只要改正错误,继续写作,他信以为真,又写了“一口大锅的故事”(网刊《全集》目录1-9),被张春桥、柯庆施上纲成攻击大跃进,终于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

文化革命中,真正成了鲁迅笔下“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物,真正实践了“共产党造的牢房共产党员来坐”的悲剧。直至八十年代,邓小平统治了,又因为写了“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网刊《全集》目录7-93)、“舆论能制造吗?”(网刊《全集》目录6-16)、“致邓小平的公开信”(网刊《全集》目录9-12)等文,又遭开除党籍和重回监狱。直到1992年被驱逐流亡到西方,再未见到江东父老。纵观王的一生,在专制统治下争取自由,他应验了中国一句老话:屡战(斗)屡败,屡败屡战(斗),直至命归西天。

由上可见,毛式政权尚未推行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这种带有血腥味的文化不自由始于延安,王实味和丁玲则为首批牺牲品,王因坚持己见而丧失了高贵的生命,丁玲则被洗脑成功,甘愿归顺为不自由或奴性文化人。由于恶先例首开于延安,执政后,导引全国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从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右派,直到全民大疯狂的文革,一波波向左走到黑,各行各业杀气腾腾,充满恐怖,几十年恐怖政策实施下来,真正万马齐喑,终于有了今天的全民族精神萎靡。

今天,本次大会,此时此刻,我还想告诉诸位的是,夫君生前,我陪他不仅吃尽中共横加的苦药,在他晚年时分,还吃尽了自己营垒里、所谓战友酿造的苦药【欲知详情,请读“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网刊《王若望全集》目录 9-161])。不料想,夫君仙逝后,五年来,感受到来自地球各方,洒向羊子尽是爱!我不能只顾自己享受,我要告诉诸君这种博爱,与君分享,同时借此良机,告慰于天上的王若望先生,让他知道,今天我们的大会,正当生意盎然】。循此先例,尊重历史人物,生生不息,继往开来,谁还会说我民族是健忘的民族?

让我们回到主题。

自由文化,包括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我想,我们要谈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首先要谈到的是自由文化运动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自由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自由思想、独立思考、自由写作、自由出版、坚持真理的一个个体。他敢于得罪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那就是要有正义感和知识,要有胆量,是非感和公德心。

对照下来,中国自由文化,其宗旨正是王若望生前的毕生心愿和追求。英年早逝的上海青年作家王鲁夫先生,早在上世纪的1989年,以极准确的语言称若望:“他是最幸福的,只因他自由的思想;他是最痛苦的,只因他思想的自由”(详见网刊《王若望全集》“华人心中的王若望”栏目录7 “自由与痛苦”),高度概括了王若望的一生。我想起一句古老的话: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话,是王若望一生的实践,也是你们当今正在进行的实践。

上面提到王实味,看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共党内就实行文化专制、围剿。王若望先生的所有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推行和坚持自由文化。他一位相处达半世纪之久的老友陈先生说:“王若望对自由民主追求是一贯的,坚定的,不是偶一为之,兴致所至;在作品中也时时显露着这种夺目的光彩。记得一九五一年秋天,他发表于上海文联主办,雪峰、巴金、唐弢任正副主编的《文艺新地》月刊上的小说‘抢救棉田’,也是冲破了文艺条条框框的力作,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都是有口皆碑的、推倒中共文艺禁忌、脍炙人口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因为违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都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萧也牧被赶出了文艺界,路翎饱受折磨而变疯,而屈死。若望被秋后算帐,终于被放逐海外,客死他乡”;陈老继续说道:“一九五三年王若望调入上海作家协会,任职由巴金、唐弢等主办的《文艺月报》。不久,文艺界组织了以巴金和王若望为首的赴朝慰问团。从朝鲜回来后,王若望作了几次战地见闻的报告。王若望几次谈到美国武器优越,中朝军队牺牲浩大的真实情况。顺便说一下,由于王若望的演说天才,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风趣比喻,深得广大工人们喜爱,喜爱他的听众,几乎天天赶场子去听他报告,他成了上海人首屈一指的政治明星,……这还了得,本来他广受民众欢迎,旁边就有人心生忌恨,好不容易找到报复的机会,先从内部的暗批判,到半公开化,其实,早已公开的消息,仅仅出于王若望之口,就成了泄密,归结到王若望自由化的根子上去了。受到一再打击的王若望没有屈服,仍然循着他的立足点勇往直前,依然发表不少读者喜闻乐见的杂文,针砭时弊,上海市人人争说王若望,对王若望也就更加崇拜了。直至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钦定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王若望坦诚,他曾经也当过愚民,四十年代被整后发配到山东,曾被认为是山东的王实味,虽苦不堪言,但他认为自己真的错了,在作品“天下独步的愚民政策”(网刊《王若望全集》栏目录9-50)中反省自己,他说:“我本人的前半生(前后计三十年)就是看不出‘在革命的名义后面掩盖着的东西’,而成为紧跟毛泽东的忠顺的愚民。毛的手指向任何阶级敌人我也跟在后面瞎起哄,并积极参与了建国初期以整人为宗旨的各项政治运动。……我写过一本畅销的《毛泽东的故事》,并出版了一本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书,甘愿做毛的驯服工具。”

王先生的觉醒是看到彭德怀的悲惨遭遇后,开始怀疑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开始向往良知,从此他也走上不断遭受压制与迫害的历程,他个人侥幸不死,但弄得家破人亡。

再介绍有心人看王若望的一生: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扼杀自由更甚于国民党,身为共产党干部的王若望,不顾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批评共产党,向共产党争取自由人权,为此他先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

文革后,他没有因平反而感激共产党,也没有利用平反的机会大捞一把,反而更深切地看到,共产党剥夺人民自由所带来的灾难,他义无反顾地开始更加激烈地批判共产党。第一个在体制内公开抨击毛泽东,第一个公开呼吁引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

在同辈异议人士中,王若望的反共最彻底,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为了反共,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沦为一介平民和共产党继续斗。

天安门事件时,唯有王若望不怕担‘黑手’的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到了海外,与一些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不同,王若望坚持打倒共产党的立场(当然党内有好人),以推翻共产党一党独裁为目的参与民运,并积极组织民主党,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意志,为了中国的自由,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王若望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真实首先在于他一生都说真话,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坚持说真话,不粉饰,直截了当,他在回答美国友人林培瑞先生的提问时,曾经很动人地回答,“死者不能说话,我还活着,我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啰 ”。

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说过,“在近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涯。在二十世纪一个残酷的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下,他选择了承受酷刑,牢狱之灾及不间断的攻击和诽谤,为自由的思考、真实的写作。”

从四十年代延安抢救运动中,一直到1957年反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横遭厄运,家破人亡,既坐国民党的牢,又坐共产党的牢。这些都没有挫伤他追求自由文化,反对党专制文化的坚强意志。

他在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专制文化独裁者的斗争历程中,充分展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向往人类自由,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凛凛风骨。

邓小平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党籍时,曾说过“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是对王若望先生毕生对自由文化、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挑战党专制文化的生动写照。

上面提到若望吃苦药的习作:“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和骆基南文“不同政见者的境遇”(网刊《王若望全集》中“华人心中的王若望”栏目录 298),都可印证上述有心人所言极是。

去年黄河清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叫“谦卑与敬畏”,我觉着,非常适合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精英们,这是需要不断进行自我修养的一种境界,我将王若望的言行与此对照,我觉着他的一生,是最接近谦卑与敬畏的,他,始终谦卑为怀,敬畏世人。康有为曾经定义过何为人才、俊才与大才,只有高智商者才更需要修炼自己(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再谦卑,再敬畏,谁稀罕我呢);我意识到的是,包括若望在内的奉献者们,他们因为即使天塌下来也默默地顶着,而不张扬,不外露,更不叫苦,一如既往默默笔耕,不问收获;恰恰,当代人中好像对他们并不珍惜,还不时有人设法让他们生前吃苦,不惜无中生有诬陷,死后才发现冤枉他们,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并且数千年历来如此。我是这么看待我先夫一生的:这好比,在暗流汹涌的波浪里,他是一叶小舟,不管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暗夜中的风暴,他真的弄不清是谁在算计他,筋痠骨痛照样划,胆颤心惊还是划,他没能看到曙光,直至他无力无奈,终至郁郁寡欢而离世,作为家属陪伴他默默忍受而终,我的悲哀,我的痛心,我的遗憾,可想而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他们生前多一份关怀?少一份漠视?多一份敬重,少一分忌恨?使他们虽然没能看到中国民主化,然而却能在自己队伍的温暖中安然归去?我们正在老去,难说我们都能活着归去,我们该怎么办?……忆往昔,斯人已去,借此良机,可否寄希望于在座的诸位,珍惜现在,精英们在与中共较量的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真正历行团结,像袁红冰先生在邀请函中所写“中国文化今日的没落,也是思想禁锢造成的恶果。中国文化不应当死亡,而应当再次崛起,重新辉煌,……文化是人实现自由的最高方式。”求同存异,为百年难结果的自由民主奉献美丽的青春。

最后,请让我借用网刊《王若望全集》首页上的导读,概括王若望的生平:

这是一位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践行者;

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赤子;

这是一位追求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良心作家;

这是一位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战士;

这是一位坚持正义、光明坦荡、敢于挑战三代独裁、决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勇士;

这是一位可敬可爱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

这是一位带着遗憾、留下遗言(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迈向全世界)、至诚、至善的老人。当民主与自由的旗帜降临在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将一再提起这个光荣的名字。

本发言得到陈先生、喻智官、金桥三位朋友的帮助,深表谢意!

羊子 发言稿  2006-11-20 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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