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教授等具有使命感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处于大灾难的关头，发起呼吁——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大会召集人盛情邀请我出席，使我感慨不已。如果说，五年前，秦晋先生飞越半个地球，自费前来参加纽约举行的王若望追悼会，让我终身铭记；如果说，王若望刚刚去世，处于极度悲伤中的我，听到纽约的陈立群转告，从未谋面的在西班牙的黄河清君，准备帮助我出版《王若望纪念文集》，让我喜从悲来；那么，本次大会对我的邀请，是对离世五年的先夫王若望的认同和尊敬；让我真切地感到王若望好像还活着！主持人建议我捎一幅若望的图片，为他留一个座位。由此表明本次大会秉着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在世风日下，国人普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时刻，各位有识之士举行这样的大会，就是希望通过大家努力，唤醒中国人的善良人性和中国的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在推翻专制后的废墟上重建民族精神打下良好的基础。
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追求自由的人性。自由，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国民，好比人与空气关系，密不可分，人人享受，自由自在免于恐惧；然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近百年来，虽然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自由前仆后继，许多人还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但自由仍然没有光顾中华大地。尤其是中共独裁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自由文化全面倒退，中国人民的自由被完全剥夺，中国人至今还是没有自由的奴隶。
然而，套用中国共产党的话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共产党要剥夺人民的自由，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不怕坐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王若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王若望毕生坚持真理、无论是国民党当道还是共产党统治，只要他们搞专制独裁，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挑战，为之身陷囹圄依然不屈不挠，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5年，王若望在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工，尽管他当时只有15岁，就开始关心国事，并在工厂办起了壁报，其中不乏讽刺蒋介石政府的内容，其中一篇“豁拳闲话”被《新闻报》刊用。厂里的会计是中共地下人员，发展他走上了接受地下党的领导，从此王若望走上了无尽的、曲折的、痛苦的、中国式的政治道路。
他受共产党的指派去工厂领导罢工，被国民党逮捕后判刑十年，幸亏国共第二次合作，王若望被提前释放，实际坐了四年牢。随后他直奔延安。1941年4月，在大砭沟，王若望与陈企霞提议办《轻骑队》周刊，因为利用刊物揭露和讽刺延安的中共领导和机关人员，刊用只维持了一年就遭到厄运。被指染上了（如丁玲、王实味的杂文）的坏作风。毛泽东在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开始“端正文艺界的方向”，王实味、丁玲的杂文和轻骑队 “矢与的”等街头墙报，被当作不端正的样板，有的坐牢监，以致杀头，王若望也差点被查办（被称为“山东王实味”）。
中共夺权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王若望因为 “一板之隔”(网刊《王若望全集》［www.wangruowang.org］<网址下面不另列>目录6-39)、“步步设防”(网刊王若望全集)目录6-2)的文章，被上海的柯庆施市委书记，打成上海市首当其冲的大右派；1962年，周恩来的广州讲话，鼓励右派作家只要改正错误，继续写作，他信以为真，又写了“一口大锅的故事”(网刊《全集》目录1-9)，被张春桥、柯庆施上纲成攻击大跃进，终于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
文化革命中，真正成了鲁迅笔下“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物，真正实践了“共产党造的牢房共产党员来坐”的悲剧。直至八十年代，邓小平统治了，又因为写了“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网刊《全集》目录7-93)、“舆论能制造吗？”(网刊《全集》目录6-16)、“致邓小平的公开信”(网刊《全集》目录9-12)等文，又遭开除党籍和重回监狱。直到1992年被驱逐流亡到西方，再未见到江东父老。纵观王的一生，在专制统治下争取自由，他应验了中国一句老话：屡战（斗）屡败，屡败屡战（斗），直至命归西天。
由上可见，毛式政权尚未推行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这种带有血腥味的文化不自由始于延安，王实味和丁玲则为首批牺牲品，王因坚持己见而丧失了高贵的生命，丁玲则被洗脑成功，甘愿归顺为不自由或奴性文化人。由于恶先例首开于延安，执政后，导引全国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从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右派，直到全民大疯狂的文革，一波波向左走到黑，各行各业杀气腾腾，充满恐怖，几十年恐怖政策实施下来，真正万马齐喑，终于有了今天的全民族精神萎靡。
今天，本次大会，此时此刻，我还想告诉诸位的是，夫君生前，我陪他不仅吃尽中共横加的苦药，在他晚年时分，还吃尽了自己营垒里、所谓战友酿造的苦药【欲知详情，请读“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网刊《王若望全集》目录 9-161］）。不料想，夫君仙逝后，五年来，感受到来自地球各方，洒向羊子尽是爱！我不能只顾自己享受，我要告诉诸君这种博爱，与君分享，同时借此良机，告慰于天上的王若望先生，让他知道，今天我们的大会，正当生意盎然】。循此先例，尊重历史人物，生生不息，继往开来，谁还会说我民族是健忘的民族？
让我们回到主题。
自由文化，包括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我想，我们要谈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首先要谈到的是自由文化运动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自由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自由思想、独立思考、自由写作、自由出版、坚持真理的一个个体。他敢于得罪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那就是要有正义感和知识，要有胆量，是非感和公德心。
对照下来，中国自由文化，其宗旨正是王若望生前的毕生心愿和追求。英年早逝的上海青年作家王鲁夫先生，早在上世纪的1989年，以极准确的语言称若望：“他是最幸福的，只因他自由的思想；他是最痛苦的，只因他思想的自由”（详见网刊《王若望全集》“华人心中的王若望”栏目录7 “自由与痛苦”），高度概括了王若望的一生。我想起一句古老的话：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话，是王若望一生的实践，也是你们当今正在进行的实践。
上面提到王实味，看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共党内就实行文化专制、围剿。王若望先生的所有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推行和坚持自由文化。他一位相处达半世纪之久的老友陈先生说：“王若望对自由民主追求是一贯的，坚定的，不是偶一为之，兴致所至；在作品中也时时显露着这种夺目的光彩。记得一九五一年秋天，他发表于上海文联主办，雪峰、巴金、唐弢任正副主编的《文艺新地》月刊上的小说‘抢救棉田’，也是冲破了文艺条条框框的力作，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都是有口皆碑的、推倒中共文艺禁忌、脍炙人口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因为违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都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萧也牧被赶出了文艺界，路翎饱受折磨而变疯，而屈死。若望被秋后算帐，终于被放逐海外，客死他乡”；陈老继续说道：“一九五三年王若望调入上海作家协会，任职由巴金、唐弢等主办的《文艺月报》。不久，文艺界组织了以巴金和王若望为首的赴朝慰问团。从朝鲜回来后，王若望作了几次战地见闻的报告。王若望几次谈到美国武器优越，中朝军队牺牲浩大的真实情况。顺便说一下，由于王若望的演说天才，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风趣比喻，深得广大工人们喜爱，喜爱他的听众，几乎天天赶场子去听他报告，他成了上海人首屈一指的政治明星，……这还了得，本来他广受民众欢迎，旁边就有人心生忌恨，好不容易找到报复的机会，先从内部的暗批判，到半公开化，其实，早已公开的消息，仅仅出于王若望之口，就成了泄密，归结到王若望自由化的根子上去了。受到一再打击的王若望没有屈服，仍然循着他的立足点勇往直前，依然发表不少读者喜闻乐见的杂文，针砭时弊，上海市人人争说王若望，对王若望也就更加崇拜了。直至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钦定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王若望坦诚，他曾经也当过愚民，四十年代被整后发配到山东，曾被认为是山东的王实味，虽苦不堪言，但他认为自己真的错了，在作品“天下独步的愚民政策”（网刊《王若望全集》栏目录9-50）中反省自己，他说：“我本人的前半生（前后计三十年）就是看不出‘在革命的名义后面掩盖着的东西’，而成为紧跟毛泽东的忠顺的愚民。毛的手指向任何阶级敌人我也跟在后面瞎起哄，并积极参与了建国初期以整人为宗旨的各项政治运动。……我写过一本畅销的《毛泽东的故事》，并出版了一本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书，甘愿做毛的驯服工具。”
王先生的觉醒是看到彭德怀的悲惨遭遇后，开始怀疑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开始向往良知，从此他也走上不断遭受压制与迫害的历程，他个人侥幸不死，但弄得家破人亡。
再介绍有心人看王若望的一生：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扼杀自由更甚于国民党，身为共产党干部的王若望，不顾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批评共产党，向共产党争取自由人权，为此他先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
文革后，他没有因平反而感激共产党，也没有利用平反的机会大捞一把，反而更深切地看到，共产党剥夺人民自由所带来的灾难，他义无反顾地开始更加激烈地批判共产党。第一个在体制内公开抨击毛泽东，第一个公开呼吁引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
在同辈异议人士中，王若望的反共最彻底，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为了反共，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沦为一介平民和共产党继续斗。
天安门事件时，唯有王若望不怕担‘黑手’的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到了海外，与一些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不同，王若望坚持打倒共产党的立场（当然党内有好人），以推翻共产党一党独裁为目的参与民运，并积极组织民主党，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意志，为了中国的自由，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王若望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真实首先在于他一生都说真话，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坚持说真话，不粉饰，直截了当，他在回答美国友人林培瑞先生的提问时，曾经很动人地回答，“死者不能说话，我还活着，我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啰 ”。
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说过，“在近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涯。在二十世纪一个残酷的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度下，他选择了承受酷刑，牢狱之灾及不间断的攻击和诽谤，为自由的思考、真实的写作。”
从四十年代延安抢救运动中，一直到1957年反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横遭厄运，家破人亡，既坐国民党的牢，又坐共产党的牢。这些都没有挫伤他追求自由文化，反对党专制文化的坚强意志。
他在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专制文化独裁者的斗争历程中，充分展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向往人类自由，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凛凛风骨。
邓小平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党籍时，曾说过“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是对王若望先生毕生对自由文化、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挑战党专制文化的生动写照。
上面提到若望吃苦药的习作：“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和骆基南文“不同政见者的境遇”（网刊《王若望全集》中“华人心中的王若望”栏目录 298），都可印证上述有心人所言极是。
去年黄河清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叫“谦卑与敬畏”，我觉着，非常适合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精英们，这是需要不断进行自我修养的一种境界，我将王若望的言行与此对照，我觉着他的一生，是最接近谦卑与敬畏的，他，始终谦卑为怀，敬畏世人。康有为曾经定义过何为人才、俊才与大才，只有高智商者才更需要修炼自己（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再谦卑，再敬畏，谁稀罕我呢）；我意识到的是，包括若望在内的奉献者们，他们因为即使天塌下来也默默地顶着，而不张扬，不外露，更不叫苦，一如既往默默笔耕，不问收获；恰恰，当代人中好像对他们并不珍惜，还不时有人设法让他们生前吃苦，不惜无中生有诬陷，死后才发现冤枉他们，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并且数千年历来如此。我是这么看待我先夫一生的：这好比，在暗流汹涌的波浪里，他是一叶小舟，不管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暗夜中的风暴，他真的弄不清是谁在算计他，筋痠骨痛照样划，胆颤心惊还是划，他没能看到曙光，直至他无力无奈，终至郁郁寡欢而离世，作为家属陪伴他默默忍受而终，我的悲哀，我的痛心，我的遗憾，可想而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他们生前多一份关怀？少一份漠视？多一份敬重，少一分忌恨？使他们虽然没能看到中国民主化，然而却能在自己队伍的温暖中安然归去？我们正在老去，难说我们都能活着归去，我们该怎么办？……忆往昔，斯人已去，借此良机，可否寄希望于在座的诸位，珍惜现在，精英们在与中共较量的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真正历行团结，像袁红冰先生在邀请函中所写“中国文化今日的没落，也是思想禁锢造成的恶果。中国文化不应当死亡，而应当再次崛起，重新辉煌，……文化是人实现自由的最高方式。”求同存异，为百年难结果的自由民主奉献美丽的青春。
最后，请让我借用网刊《王若望全集》首页上的导读，概括王若望的生平：
这是一位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践行者；
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赤子；
这是一位追求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良心作家；
这是一位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战士；
这是一位坚持正义、光明坦荡、敢于挑战三代独裁、决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勇士；
这是一位可敬可爱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
这是一位带着遗憾、留下遗言（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迈向全世界）、至诚、至善的老人。当民主与自由的旗帜降临在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将一再提起这个光荣的名字。
本发言得到陈先生、喻智官、金桥三位朋友的帮助，深表谢意！
羊子 发言稿 2006-11-20 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