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急事乘打的，上车五分钟就觉得不舒服，并且还有呕吐感，起先以为晕车，后来发觉车内的广播是我症状的源头。司机五十上下，开车蛮认真，下车后感觉老是开着的广播喇叭，其实不过是他寂寞旅程的慰藉。他起先漫不经心听了会评弹，评弹结束，又拧了旋钮听趣闻广告，播音员一男一女，一会儿插科打诨，一会儿互相调侃，一个劲地活跃气氛，而且还放了“哈哈哈”的背景录音，两人语速特快，其中还掺杂一连串的电话号码，显然是帮客户做广告拉生意，听得我头昏脑胀，忍不住对他说关了吧，我实在吃不消这声音，老婆见我回家，也主动关掉收音机。
我听不得广播声，把它当作难以承受的噪音，其原因脑子在插队期间被搞坏。不过文革刚开始，无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还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哪怕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类红歌我都能承受，我甚至认为毛润之接见红卫兵，在疯狂的万岁声中我也不会昏倒。可到了乡下，我就被无孔不入的广播击垮了。
乡下广播都用高音喇叭播送，喇叭不像现在的监控头那样密密麻麻，它们三三两两均匀地散布于屋前村后、田头谷场，只有一个篮球场大的大队露天会场吃小灶，前后装了二只。可以说，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管你在床横头、灶口头，还是茅坑棚、田野里，你都能听到如雷灌耳的广播声，哪怕走在回城的田埂上，广播声也像饿狗那样紧追着你不放。它又像接力棒，屁股后面的声音似有若无了，前面的喇叭声越加响亮了。当然，我所说的“如雷灌耳”是心理上的，而非事实上的分贝。
广播清晨六点开始，首先是千篇一律的“东方红，太阳升，”这个“太阳升”不是指真的太阳，而是指毛润之。不过长久听了这首歌，太阳就成了毛润之的象征，或者说，你看到红太阳自然就会想起毛润之，反过来，看到毛的影像也会想到红太阳，也就是说二者之间，你分不清谁是谁了，难怪高华也跟着以红太阳比喻毛润之。把执政党比作母亲，异曲同工。认可了这比喻，她的鞭子抽在身上就觉得舒服，儿不嫌母丑，她所有的龌龊，你也不觉得丑陋。接下来是所谓的新闻，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王洪文、陈云贵，还有赛福鼎、阿沛。阿汪晋美。接下来自由发挥，有时农事五分钟，谈“乐果”“二二三”的使用，水葫芦、水浮莲的种植，如何消灭稻飞虱，以及乌克兰猪的饲养……当年号召种“双季稻”，插秧“后季稻”时刚巧大热天，晓得农民只有大麦茶，没有棒冰绿豆汤，就播放“白毛女”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晓得挑河泥吃力，有时播放“向前进，向前进，战士责任重，妇女冤仇深。”有时“贼鸠山，临行喝妈一碗酒……”有时座山雕、小炉匠、杨子荣打虎上山。一点不嘴酸，一点勿口干，挖泥带水，用各种声音灌满我的耳朵，直至晚上九点才闭嘴。噢，中午它休息片刻，我在泥地上或船舫里还没睡熟，它又没命地叫唤了，随后生产队长趁火打劫，吹起了“叽叽叽”催促出工的哨子。即使到了冬天，广播也不闲着，仍然规劝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最好辅以蔬菜杂粮。”有时广播还加班，半夜闹乡邻：现在公布特大喜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毛主席发出最高最新指示……接着队里青年起床，连夜到公社报喜庆祝。后来晓得润之先生喜欢磨黄昏，是只夜老虫，白天睡觉，夜里精神十足，批文件、读古书、蓬嚓嚓、玩女人，忙得不亦乐乎。故此最新指示夜里特别多，也不管我们夜里敲锣打鼓，白天还要挑河泥、塘草泥。
不知怎么，起初听高音喇叭，我并不觉得难受，甚至有时候还觉得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我挑河泥最好的伴奏，但老是听八个样板戏、大量红歌，和连篇累牍的工作报告，脑筋就吃不消。我记得好多次倒流回城，固然由于不愿做农活，还有原因就是恶心这没完没了的广播。这毛病迄今没断根，现在听一本正经的主流新闻依然如此。奇怪的是，听台湾电台、bbc广播，以及莫斯科电台却津津有味，改革开放后听邓丽君歌曲更神清气爽。
最近这几年夜郎衙役发神经常用酷刑折磨异议分子，有的打耳光，有的拳打脚踢，有的五天五夜不让睡，有的反向扳手指头，有的用电棍子敲击生殖器……我想迫使我就范，根本不必使用这种刑罚，只要威胁饿我一星期，就让我想起刻骨铭心饥饿的1960年；扬出细麻绳，也令我回忆起毛骨悚然被人扁担绑的1974年；要是送我去重庆听红歌唱红曲，或审讯室里用高音喇叭播放三十遍老三篇，或“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与“刁德一”如何斗智斗勇，我肯定头痛欲裂、屁滾尿流。要是以一百以上的分贝播放噪音，不能肯定做到杀人不见血，但至少可以让人疯掉，这个好像纳粹或苏联已做过好多次这样的试验。
江苏／陆文
2012、3、3
文章来源：博讯陆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