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我的插队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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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急事乘打的,上车五分钟就觉得不舒服,并且还有呕吐感,起先以为晕车,后来发觉车内的广播是我症状的源头。司机五十上下,开车蛮认真,下车后感觉老是开着的广播喇叭,其实不过是他寂寞旅程的慰藉。他起先漫不经心听了会评弹,评弹结束,又拧了旋钮听趣闻广告,播音员一男一女,一会儿插科打诨,一会儿互相调侃,一个劲地活跃气氛,而且还放了“哈哈哈”的背景录音,两人语速特快,其中还掺杂一连串的电话号码,显然是帮客户做广告拉生意,听得我头昏脑胀,忍不住对他说关了吧,我实在吃不消这声音,老婆见我回家,也主动关掉收音机。

我听不得广播声,把它当作难以承受的噪音,其原因脑子在插队期间被搞坏。不过文革刚开始,无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还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哪怕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类红歌我都能承受,我甚至认为毛润之接见红卫兵,在疯狂的万岁声中我也不会昏倒。可到了乡下,我就被无孔不入的广播击垮了。

乡下广播都用高音喇叭播送,喇叭不像现在的监控头那样密密麻麻,它们三三两两均匀地散布于屋前村后、田头谷场,只有一个篮球场大的大队露天会场吃小灶,前后装了二只。可以说,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管你在床横头、灶口头,还是茅坑棚、田野里,你都能听到如雷灌耳的广播声,哪怕走在回城的田埂上,广播声也像饿狗那样紧追着你不放。它又像接力棒,屁股后面的声音似有若无了,前面的喇叭声越加响亮了。当然,我所说的“如雷灌耳”是心理上的,而非事实上的分贝。

广播清晨六点开始,首先是千篇一律的“东方红,太阳升,”这个“太阳升”不是指真的太阳,而是指毛润之。不过长久听了这首歌,太阳就成了毛润之的象征,或者说,你看到红太阳自然就会想起毛润之,反过来,看到毛的影像也会想到红太阳,也就是说二者之间,你分不清谁是谁了,难怪高华也跟着以红太阳比喻毛润之。把执政党比作母亲,异曲同工。认可了这比喻,她的鞭子抽在身上就觉得舒服,儿不嫌母丑,她所有的龌龊,你也不觉得丑陋。接下来是所谓的新闻,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王洪文、陈云贵,还有赛福鼎、阿沛。阿汪晋美。接下来自由发挥,有时农事五分钟,谈“乐果”“二二三”的使用,水葫芦、水浮莲的种植,如何消灭稻飞虱,以及乌克兰猪的饲养……当年号召种“双季稻”,插秧“后季稻”时刚巧大热天,晓得农民只有大麦茶,没有棒冰绿豆汤,就播放“白毛女”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晓得挑河泥吃力,有时播放“向前进,向前进,战士责任重,妇女冤仇深。”有时“贼鸠山,临行喝妈一碗酒……”有时座山雕、小炉匠、杨子荣打虎上山。一点不嘴酸,一点勿口干,挖泥带水,用各种声音灌满我的耳朵,直至晚上九点才闭嘴。噢,中午它休息片刻,我在泥地上或船舫里还没睡熟,它又没命地叫唤了,随后生产队长趁火打劫,吹起了“叽叽叽”催促出工的哨子。即使到了冬天,广播也不闲着,仍然规劝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最好辅以蔬菜杂粮。”有时广播还加班,半夜闹乡邻:现在公布特大喜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毛主席发出最高最新指示……接着队里青年起床,连夜到公社报喜庆祝。后来晓得润之先生喜欢磨黄昏,是只夜老虫,白天睡觉,夜里精神十足,批文件、读古书、蓬嚓嚓、玩女人,忙得不亦乐乎。故此最新指示夜里特别多,也不管我们夜里敲锣打鼓,白天还要挑河泥、塘草泥。

不知怎么,起初听高音喇叭,我并不觉得难受,甚至有时候还觉得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我挑河泥最好的伴奏,但老是听八个样板戏、大量红歌,和连篇累牍的工作报告,脑筋就吃不消。我记得好多次倒流回城,固然由于不愿做农活,还有原因就是恶心这没完没了的广播。这毛病迄今没断根,现在听一本正经的主流新闻依然如此。奇怪的是,听台湾电台、bbc广播,以及莫斯科电台却津津有味,改革开放后听邓丽君歌曲更神清气爽。

最近这几年夜郎衙役发神经常用酷刑折磨异议分子,有的打耳光,有的拳打脚踢,有的五天五夜不让睡,有的反向扳手指头,有的用电棍子敲击生殖器……我想迫使我就范,根本不必使用这种刑罚,只要威胁饿我一星期,就让我想起刻骨铭心饥饿的1960年;扬出细麻绳,也令我回忆起毛骨悚然被人扁担绑的1974年;要是送我去重庆听红歌唱红曲,或审讯室里用高音喇叭播放三十遍老三篇,或“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与“刁德一”如何斗智斗勇,我肯定头痛欲裂、屁滾尿流。要是以一百以上的分贝播放噪音,不能肯定做到杀人不见血,但至少可以让人疯掉,这个好像纳粹或苏联已做过好多次这样的试验。

江苏/陆文
2012、3、3

文章来源:博讯陆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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