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我的日记(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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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月3日

张飙来。他和向义光等为改变李芳州*的命运所作的搏斗,是感人至深的。本来是为了向他了解李芳洲,想不到同时也了解了作为新一代记者的张飙本人。

想认识人生吗?最好的职业是记者,而不是作家。张飙,一帆风顺走过了人生旅程的三分之一,几年记者生涯就使他变得成熟了。八一年以前,他写好人好事多。一九八二年,他陷到李芳洲事件里。真正的记者绝不会仅仅是个记者。张飙和“业余慈善家”张纪民,青年编辑、女作家向义光一起,为李芳洲奔走呼号,几乎忘记了他的本职。结果,以采访始而以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斗争终的这场经历,就成了他人生学习的重要一课。

我在他那个年龄,甚至我在今天我这个年龄,也想不到这样来结束一场自己曾经卷入的纠纷的:旅客企图奸污一个社办旅馆的女服务员,结果受到惩罚的反而是这个女青年自己,她被解雇了。团市委、妇联、社队企业局……和记者站到一起保护她,还险些打输了一场官司。最后,女青年可以复职了,但还必须做出检查……张飙教给他以再一次妥协,保障自己未来的平安。事实证明他对了。

1985年2月4日

和雷抒雁一起到上海参加《上海文学》组织的企业家与作家会面的活动。

一下飞机,就被上海电台的两位记者“劫持”到他们的车里。去市区途中,郑丽娟完成了她的采访。

这个女孩子,长相很像三十四年前和我一道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一个湖南姑娘。她聪明、敏感、热情,天生的一块记者料。但她很快就离开了我们。

在郑丽娟这一代人身上那种悲剧不会太多了。说到底,是一个人有多少权利处置自己的问题。

1985年2月5日

上午九时,和作家们一起去拜会巴金同志。

巴老已是八十二岁高龄,但精神仍很旺盛。同我两年前见他的情形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今天兴致很高,脸上始终浮着微笑。主要的话题,自然是不久前结束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创作自由的问题。

巴老说:“给创作自由的保证,当然很好,但主要还得靠作家自己。任何文艺繁荣,都是作家自己创造出来的。沙皇俄国尼古拉一世那样的时代,还出了一大批世界闻名的作家嘛。有了好的政策,繁荣可以快一点。这次民主选举,也是个好的开头,作家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尊重作家。作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作家要独立思考,用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手,写出自己的话、自己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说假话是不行的。如何贯彻创作自由这个方针,还是个问题。还会有很多人不了解、不理解……”

他对文学界许多青年人赶上来和把一些长辈赶过去,感到欣喜。又说:“青年人要虚心点。”这时吴强说:“自然,我们也吃过骄傲的苦头。”陆文夫说:“不要骄傲,但是也不要连勇气也给反掉了。”巴老赞同这些意见,说:“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怕别人提意见,我也不必跟别人走,把我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也不怕。作家最好有个批评家作朋友。批评最好公开。八三年我住院前、答瑞士作家关于现代派的问题,《上海文学》转载了,听说有不同意见,我就欢迎公开批评。”

大家都很关心巴老的健康状况和写作生活,他说,《随想录》第五本写完后,就要写计划中的长篇了。稿债很多。医生叫他每天写几百字,怕他失去写字能力。他还要把赫尔岑的《往事与回想》译完。想到他的字越写越小(简直娟秀得像少女),越慢,又不习惯记述,我觉得他不如把翻译工作稿移给那位愿意接着译下去的友人,把精力全部用到写作上去。

1985年2月11日

访问《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与总编辑丁柯和编辑部同志交谈。

当许多文学刊物大幅度下跌时,《民主与法制》的发行量却始终以每月五、六万份的速度增长,现已突破260万份。既不是靠庸俗、低级的东西招徕读者,又主要是个人订阅。那么这个高销路是怎样得来的呢?可曾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吗?许多省市所办的法制报(尽管有一些质量并不太高)拥有的读者也不断增多。这个事实背后,肯定有不止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很值得宣传部门做一番研究。

老报人郑心永同志当年艰苦创业,近两年丁柯等同志继续把《民主与法制》办好,我想中国新闻史和法制史是不会忘记这些同志的贡献的。

晚间到王若望家。十余位记者和友人密集王家一室,多数人只能坐在床上,站在地上,这想必也是上海同代人家中罕见的场面吧?记者同行想参观我的采访。哪有这种便宜事呢?我略施小计,便把记者诸公(也有女士)变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各位都是久居上海的人士,请每一位说说,你们本人和上海市民对王若望这个人物的看法如何?”

1985年2月12日

前天在黄浦体育馆给《人民日报》和《安徽日报》的刊授大学学生讲课时,有人递过一个条子,因为我已经开讲,只看了个开头:“我就是兰兰常常对你讲起的舒巧……”,以为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晚间重看,才发觉那张纸条的下文原来是:“我来听课,现在大厅,因无票不能入场……”我几乎急出一身汗来;太对不住这位著名舞蹈家了!赶忙请杨晓敏替我设法联系,请她来面谈。真高兴,很快就找到她,今晚她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来了。

“作协大会给作家带来了春天,”她第一句话就充满感情,“可是舞蹈界离这个季节还远呢。”

她说,在国外,表演艺术──交响乐、歌剧、舞剧居艺术的首位,在我国国内地位却很低。她很羡慕作家。为什么呢?作家写一部小说,只要通过编辑这一关,就印出来了。哪怕以后挨批判呢,作品还是问世了。舞蹈就不同了。先得有剧本,然后是作曲,舞台美工,物色演员,经过排练、合乐,才能拿到舞台上来。领导审查通不过,就全完了。不演了,作品也就不存在了。

两位客人都很苦闷。在“时代歌舞”风靡一时之际,他们要为舞剧争一席之地。他们也不满足于过去的舞剧,主张创作出真正能表现人的作品。他们体察生活的发展和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认为应该吸取些现代舞的技巧。现代舞和“现代派”是两同事。他们排了舞剧《卡门》,相信国内观众是能够欢迎的。但是它受到北京歌剧《卡门》的牵累。北京的一种观点是:正在打击经济犯罪,而卡门是走私犯,这不是提倡走私吗?舒巧据理力争:“走私犯不会来看《卡门》,看《卡门》的人也不会去走私!”仍然不灵,还是不能演出。后来又编了舞剧《新经理》,这回同走私无关了,却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演员排练无补贴,剧团担心没人看,收益不高,影响年终奖金,又搁下了。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搞艺术的时候。”舒巧不肯苟同。

这两位艺术家追求的并不是纯艺术,主张舞蹈应该表现现代生活。他们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进行探索。

两位内行和一个外行的对话继续到公共汽车末班车已经开走,谈兴仍然不减。我一向认为舞蹈不应该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吃了一点洋荤以后,更增强了这个观念。国外的现代舞是能够表现生活的,生活中的美和丑都可以走上舞台。在美国,我看见现代舞如何给僵硬的芭蕾注入了生命,我也体验过现代舞给作为观众的我的强烈感染:在爱荷华大学,有一次我坐在台上,观看王晓兰和美国大学生练现代舞的基本功时,竟情不自禁地几次想跳下台和他们一起跳……其实,早在一九八O年我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体验了。那年夏季大连举行的全国舞蹈比赛上,南京军区的几个独舞节目就很动人,还得了奖。那裹面就吸收了现代舞的技法,并没造成什么毒害嘛。

我被眼前两位舞蹈艺术家炽烈的创造热情俘虏了。怎么办呢?他们需要一笔钱……好,有了。海鸥饭店八层楼上住着一位“国际青年事业开发公司”的热情操办人,想请我参与其事。那个公司是要搞文化的,它已经募集到一笔经费!于是,我便给他们搭了桥。

1985年2月13日

乘“安24”飞宁波。不久前在济南坠毁的,就是这种飞机,而且那架飞机就是当年开辟上海──宁波航线时飞行的第一机。想起前天早餐时一位民航女同志为飞机所做的辩护:“其实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只不过汽车、火车失事很少报导就是了。”

并没有人们时常说起的乘小飞机那种不舒适感,和波音大机没什么不同。也许因为“安24”并不太小,它有四十八个座位。不舒适的地方,是绝对不准吸烟。只能躲到厕所去吸,还得像做贼似的,因为那里也是禁区。悲哉,烟民!

宁波的市容同它的名声不大相称。几年前建起的楼房已经显得相当陈旧了,大概是由于简陋,太不注意外表。当然,更令我惊异的是《宁波日报》社与宁波市文联两家合起来都没有一部轿车。但尤其令我惊异的还是《宁波日报》社的社址,同咫尺之隔的市政府高大宽敞的楼房相比,它就像古迹了。一位市委领导同志也并不掩饰这个城市对于文化建设的疏忽,说:“我上小学时,市里有一个体育场,现在还是那个体育场!”这大约是历史上重经济而轻文化,后来又重政治而轻文化的结果吧?相信这一切正在改变。

下午同报社同志座谈。晚间同文艺界同志座谈。明日上午要给刊授大学讲课。午餐后去杭州,把游览留到来日。

1985年2月14日

想不到惊动了《浙江日报》。悄悄地看望一下内兄就离去的打算破产了。

浙报文教部编辑冯颖平陪我。今晚她随便说了几句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的为人,就诱发了我太易被诱发的兴趣,立即决定当夜去采访。

当代英雄人物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在领导干部中,我看就是胆魄。厉德馨最先吸引住我的,是一九八三年秋冬那个季节里他敢挺身而出保护了杭州市的文艺界。他不准《杭州日报》发表某些文章,他制止了某一类座谈会召开。对《江南》上的小说《希望》作者的批判,上纲到了“希望在台湾”的高度,他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又在重演整人的一套,后果不堪设想,便派两位副书记到作者所在的工厂,告诉那里的领导不要对作者施加压力。又找当时精神已相当紧张的作者、青年工人张适竹谈话:“有错误,你就检讨;没有错误,你不必怕。不要有什么顾虑!”

“就是作品真错了,又怎么样?”厉德馨说,“不能拿一批批大帽子去压人。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犯点错误呢?我们这些做领导工作的人,不也常犯错误吗?鲁迅是个天才,可是他的早期和后期也不一样嘛。若要求鲁迅每篇文章都必须完全正确,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了。这次作协四代会开过之后,是非就更清楚了。作家不敢写,文学能繁荣吗?过去文艺界折腾太多,吃的亏太多了,还不改,行吗?什么地方清‘左’搞得彻底,那裹的文艺才能够繁荣。”

厉德馨解决了一些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去年起,杭州人说:“现在西湖变大了!”从前,从杭州车站下火车,乘车入市,你看不见西湖──各种建筑物把西湖给掩埋了。都喜欢那个好地方,湖里湖外建了各种别墅和房屋。二十余年,谁也拆不动。厉德馨坚决拔“钉子户”,不管是省里、市里的单位,该拆的一概得迁。广场上有两家是杭州铁路分局的人,市长去了也不听。厉德馨就对铁路分局说:“再不迁,我就把这两户送到你办公室里去!”果然很灵,拆迁了。一年就拆掉近一万平方米,没收二三万平方米。现在建起环湖公园六个,半个西湖都在市中心坦露出来了。现在,凿山引水的工程正式在进行,不久西湖就会变成活水,每天有三十万吨水质好、水温低的江水流入,一个月湖水就可更新一次。苦于夏季酷热的杭州,市区气温可下降二度。

牛奶紧张,奶票卖到十元一张(一月),却没人敢改变国营牛奶公司的体制。厉德馨决定把奶牛交给农工个人饲养,产乳量一年便猛增一倍。龙井茶产地,居民饮不到龙井茶。改为承包到户,农民可以炒茶卖茶,现在可以买到了。(钱塘)江(运)河沟通,原由省交通厅管,几年花了几百万工程费,进展奇慢。八三年交给市裹,一年半即可完工……

于是我又想起那个老问题:制度是一样的,政策是一样的,四川自贡铸钢厂能从十年老大难一跃而成为全国同行业冠军;连云港市能打破长年混乱、保守局面;西安电影制片厂能从爬行转为腾飞,靠的无非就是一个或几个敢于打开局面的共产党干部──王子珍、叶志俊和吴天明。杭州又是如此。难道别的城市、工厂和文化单位,就绝对找不到这样有胆识的干部吗?我不信,我绝不相信。

1985年2月18日

本来已决定在上海过春节,一来是可以完成对上海三个人物的采访,再去杭州完成对厉德馨和杭州市变化的采访,二来也可以会会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友。这两天发觉,春节期间在这里是无法工作的,王蓓在黄浦江上的一句忠告──“你可以回去过节,节后再来嘛!”使我下了决心,还是回家。

此次上海之行,结识了新闻界一些前辈(可惜未能去拜见王中同志)和后起之秀。有缘和敬慕已久的天才导演谢晋同志相识,见到了电影界一大批名人和领导人,是意外收获。

一个小小发现,是据介绍,我原先抱过反感的两位文艺界和新闻界人士,人品都很好,思想“左”一些,属于认识问题,我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并由此想到,恐怕有相当一批这样的同志,我们之间是应该也能够捐弃前嫌,团结在一起致力于文艺的繁荣的。耀邦同志提出的“大团结──大繁荣”,在我心里有了更充实的内容。

今日上午和《解放日报》、《民主与法制》的同志一起去海运学院。从二月五日起,我便继续对倪育贤问题进行调查。今天是最后一场。倪育贤一九六二年以来的政治表现,基本弄清了。他在被无理开除之后为谋求生路给徐景贤的信中所写的违心之信,遭到三天吊打之后被迫写下的供词,早属于应予销毁之列,现在还拿出来企图借以加罪于人,是有点过份了吧?缺点,也是有的,但古人早有“瑕不掩瑜”之说,只不过今人往往忘记这条古训,对于毛主席关于“人无完人”的教导也不大肯用于自己不喜欢的人身上就是了,然而对于当年造反起家,现在还不断散布反对党中央言论的人,倒相当宽容。这二者之间,不会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吧?

路上,我特地问了一位同行的上海人:“一九七七年二月那个时候,在上海闹市张贴大字报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这种事,多不多?”回答是:“很少见。”倪育贤此举,绝非一时冲动,是他十五年来思想发展的一个结果,用“政治投机”是解释不通的。投机的话,一九六八年他编印《列宁语录》,为什么就辑录了列宁的几乎全部反“左”的论述呢?

报告文学能不能写有缺点甚至犯过错误的好人?我们归途中有所议论。这应该是不问自明的问题。作品中对一个人的事迹有所反映,也并不等于树他为“英雄人物”。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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