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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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少年时代起,就幻想过我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我注意观察着流落到黑龙江、操不同口音的山东人,逐渐明白了:凡是和我的祖父、伯父操同一种乡音的,到此以后干的都是“扛大个儿”(码头装卸工)或拉洋车的行当;而来自胶东的文质彬彬的山东人,则大都经商,文明而阔气。不过我还是更爱听我们家乡的口音,透过那刚直而粗朴的乡音,我好像回到灾难深重的沂蒙山区……

现在──一九八O年七月,我才第一次来到我的祖辈用汗和泪浇灌过的土地──临沂。七十年前,祖父母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子女和只需一只筐就可装完的家当,踏着土路奔向东北寻找生路的。现在,已经建成了条条公路。会不会还有人穿过新的路去寻找古老的希望呢?

没想到临沂县城这么大。离开汽车站,我提着沉重的旅行袋在烈日之下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打听许多次,才找到中共临沂地委所在地。

这里位于山东省南部,因而是雨量、气温等自然条件较好的一个地区;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从农作物上看,解放后的变化是大面积种植起水稻,南茶北移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现在年产量已达到八百万斤。现在又开始了南竹北移。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今年麦收,一人准备三把镰刀,老人孩子齐出动,白天黑夜抢割抢运。这种劲头是二十几年来所未有的。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要饭的少了。”地委一位领导人告诉我。

说起我们要去的沂南县,他笑了:“那个县,左倾的东西搞得最彻底。一九五八年,全县实行了供给制!一九七九年,它的粮食产量在全区倒数第一,社员现金分配倒数第二。”以粮为纲“也搞得彻底,粮食里又以地瓜为纲。多种经营的收入在全区也是最低的。其实,这个县的自然条件并不坏,在全区还算是个中上等。”

我请这位领导介绍一下沂南县领导干部的情况。

“一把手支玉斌,我们的印象是老老实实。他熟悉情况,就是气魄不太够……”在──介绍了几个书记之后,他又概括地说:“县委这个班子本事不大,但是比较团结。只是县直机关中层干部中间,相当一部份人和县委领导不和。县委发号施令不灵。”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没来得及深谈。

(一)姜保安

我们是因一条山东大汉的事情到沂南来的,而且已经是一个月间来此的第二批记者了。这人名叫姜保安,是沂南县农业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姜保安觉得县城里的政治气氛异常。对党中央所确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群众热烈拥护,而县里的一些领导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有的甚至公开辱骂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到了四月份,乘着刮起反对三中全会冷风的时候,县委宣传部长王维农认为时候到了,就精心拚凑了一批材料,经过集体研究,以他个人名义写了个《调查情况反映提纲》,从十个方面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异议。他把这个“提纲”寄到省委和宣传部门。王部长是个聪明人,他敢于这样搞,显然不是为了接受批判。

姜保安遇到双后公社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这人说,他听了一些议论,“人都糊涂了。中国要走什么道路?人家说邓小平、胡耀邦的路线不正确,现在是修正主义掌权,是大倒退……”姜保安把他拉到路旁,二人蹲下来一边吃瓜一边交谈了两个小时。临分手时这人对姜保安说:“我早准备找你扯扯,这回心里亮堂了。我还轻信过谣言呢!我要教育好社员,不要听流言蜚语……”

姜保安又去找县委某部长,讲自己对三中全会路线的认识。头一回还好。等到反三中全会的冷风一吹,姜保安再去找他,就谈崩了。姜保安说:“我劝你……”不等他说完,部长就喊:“你别说!你给我出去!”姜保安还不死心,就托县委炊事员老孟给部长带话。部长对老孟说:“你告诉姜保安,难道我们大家都糊涂了?你别信姜保安的!”

姜保安无力改变这个现实,便备笔给中央写信了。

姜保安没有想到,他一九七九年春季的行动──给党中央和《人民日报》写信──会给他全家带来厄运。他错误估计了对手,以为他们会回心转意;又过低估计了他们的力量,想不到他自己会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自从姜保安向上级告状以后,县委书记支玉斌几乎每次讲话都要攻击、威胁姜保安。说什么“还有极少数人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甚至还搞串连、谩骂、丑化、攻击、诽谤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权威,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姜保安去报销,碰到机关党委副书记正在和一个人说话。姜揭发了他曾攻击过中央领导,所以,他一见姜保安,突然改变话题,故意提高嗓门儿说:“我这个人,不诡、不坏、不坑人、不害人!”说完扭头就走了。

女将有时候比男将更勇敢更直率也更泼辣些。县委书记的爱人攻击姜保安就不旁敲侧击,还敢于承担责任(多半是由于她坚信不会有什么责任落到她和其夫头上)。后来省委派来调查组时,她几乎是唯一肯承认自己所作所为的人。她选择的进攻场地和条件,也表明她是光明磊落的:总是在街上、桥头,当着行人的面,指着鼻子公开辱骂和嘲讽姜保安,连他的妻子也不放过。

姜保安好像成了瘟疫,过去谈得来的人,在街上碰见他也躲着走。事后又悄悄告诉他:不敢去找你,一去,就说是“开黑会”。谁和他靠近谁倒霉;谁和他划清界限,就是好人;谁若是攻击他,就能提拔重用。姜保安上农办一位副主任家,主任的爱人关心地对他说:“你要注意,你一上俺家,有的人就像审贼一样问:‘姜保安到你家干什么?他说了什么话?’”

痛苦难捱的姜保安,只好给《人民日报》写信呐喊:“我再也无法克制了。我坐在屋里给你们写信。我家属坐在床上呜呜哭着,悲叹说:”命苦啊。人家报复咱,拿大人小孩都不当人待……“

“我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不明白,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坚持原则,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报应!难道和歪风邪气斗争有罪吗?”

他的妻子魏宗美同志在信后又加了两句:

“日子真难熬呀!老姜受到种种打击报复。他心情难受,俺更加难受。眼泪淌了多少啊!在沂南,坚持原则的人吃不开啊!

(二)它的表情

市容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面孔和表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主人性格的延伸。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命运的人,总要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因而塑像和记念碑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沂南县城有一条大街,宽阔的马路,不高的房子,显得有些空荡。但是,这个空旷的地方,也有过热闹的场面。文革中刺耳的喇叭声、武斗中的爆炸声和大批判的怒吼声,人们记忆犹新。

一九七六年,批邓的场景更令人难忘:马路两旁的“大批判专栏”一个接着一个,一首首诗歌,一幅幅漫画,看得人眼花缭乱。机关、厂矿、商店、学校,处处批判会、誓师会、声讨会、赛诗会,接连不断;学习班、读书会、理论讨论会层层举办。这一切,虽然有上头的布置,但县委却很有一套独创的本领。你看,背诵张春桥“全面专政”文章的此赛会开始了,县委书记屈尊拨冗和小青年一起表忠心、赛干劲。倒背如流的冠军则立即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你看,县委下令调动沂南金矿二十二辆汽车满载着千余工人,拖上四门大炮,到处游行示威,显示了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一死战的气魄。

走在宁静而寂寥的沂南街头,会觉得这一切都已是遥远的往事。有人也但愿人们不再记起。县委书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回顾这段历史时就说:“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干扰破坏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艰苦的斗争。”

市街上也有令人鼓舞的东西。几幢新建办公楼,阔绰而式样讲究,引人注目。我们走进县委的办公楼。天然大理石的墙裙,水磨石地面,是用从青岛运来的彩色石子铺制的……

“哪儿来的钱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想道。

这个县,至今还有六分之一的生产队一年劳动下来,没有现金分配。一九七九年的全县财政收入,比前一年减少了一百五十多万元,而这一年的财政超支,却此前一年增加了好多倍。难怪到了一九八O年夏季,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情况:给县里工作人员发工资成了问题,不得不四处挪借。

县人民银行新建的办公楼,轻巧精致,富于现代气息。站在这座楼前,我想到:从这里流出的人民币,有多少是真正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意愿安排用场的呢?

“什么人在沂南当家作主?”──县城的“表情”,使人自然地想到这个问题。

(三)什么人快活而自由?

如果说姜保安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那么,祖洪先则是跳着舞步走上六十年代政治舞台的。

祖洪先放下武斗的枪支,就拿起了国库的钥匙,成了县人民银行行长。他掌握和运用全县财权的方式,和他指挥武斗的气派很相似: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他要盖一座办公楼,就敢动用国库基金,甩开建设银行的监督,造起远远超出上级批准面积的楼来。

县里早就有好几家印刷厂了。但祖洪先一定要再造一所,于是便动用人民币二十余万元,造起一家专门印刷单据的印刷厂。亲朋、“关系”的子弟安排了工作,可是大笔投资却基本上得不到盈利。

明明是一家产品积压、长年亏损的工厂,银行管业务的人拒绝贷款。祖行长大笔一挥,九十余万元人民币便有去无还……

在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中,祖洪先造成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不过,他由此得到的报偿,却足够他全家享用。发放贷款,安排就业,都是有利可图的交易。他们俩口子名酒,鱼肉不断,吸的好香烟,睡的钢丝床,木器家具摆满三间宽大住房。祖洪先挥金如土,得到的却是比土金贵得多的东西。

这还仅仅是祖洪先非工资收入的一个部份。他一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开支超过千元,滥用公家汽车所费去的汽油,又是千元上下。

这真是一位“高价”的行长啊。他还有一个极大的优势:无论他怎样胡来,怎样挥霍,他本人永远不会破产,不会失业。他管理的银行也绝不会倒闭。国库的钥匙就捏在他手里,不愁没有人民币。

人说祖行长一跳脚,县银行的大楼都颤悠,虽然有些夸大,但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自己的知己及其亲眷,安排进银行,有的还委以重任。事无巨细,全得他一人点头作主。他可以任意推翻党支部的决定,赶走不合意的支部委员。他不喜欢业务水平在他之上的人。

祖洪先按照自己心中的名单,把一些人从准备提级、“纳新”、表扬奖励的人中剔除出去,把另一些人补充进来。这几年,有连升三级的,有踩在脚底下不能动弹的。犹嫌不稳,祖洪先就以县委、银行的民兵武装和自己屁股上那支匣子枪为后盾,向职工发表恫吓演说和抒情独白:

“谁在下边写黑信,告黑状,我都一清二楚。我警告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决没有你们的好下场!还有人说,银行里不是共产党掌权了。我不是共产党,难道是国民党不成?有这样的国民党吗?还说我手下没有人了。哼!沂南县的头头脑脑,都是我造反时候的战友。全县三万多名党员,十个里头就有八个是我们上台以后”纳新“的。哼!”

不过祖行长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他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习惯:在家办公。行里有事,须到他家请示。他在家的时间又不多。会客、吃喝、搞派性活动占去了他睡眠以外的大部份时间。

县城里不宜扬鞭跃马,祖洪先有时便骑上摩托车在院子里猛转,鸣枪取乐。这种张狂的举动,把他引入一个甜蜜的回忆世界。他的美好岁月是和“文化大革命”一起开始的。他多次指挥武斗。最过瘾的一次,是一九七四年他率领一伙造反派围攻县委第一招待所、并用炸药炸了招待所的后穑。只听祖洪先高喊:

“炸下他们半截来!炸掉他们的腿!死了人由我祖洪先负责!”

事后,他得意忘形。打砸抢,为祖洪先地位的高升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这样一个人,竟是中共沂南县委委员、县革委会委员,还当过政工组组长。当我们开始征求县委书记对这人的评价时,支玉斌同志的回答是:“挺好。工作挺积极的。”

(四)“左”为什么是香甜的

当我们说“十年浩劫”时,往往会以为除林彪、“四人帮”以外的所有中国人都同样痛恨这场浩劫。其实,劫人者同被劫者,感情是很不一样的。祖洪先就不喜欢看揭露“四人帮”罪恶的电影。他们靠文革起家,也想靠文革的作法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巴不得那场灾难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其实,在沂南县的某些地方,很难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完全结束了。

砖卜公社的尤家埠子庄里,一九六六年偷鸡摸狗的王现廷夺了大队长尹尚明的权。一九七五年,县委书记支玉斌和当时到沂南活动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厉日耐需要一个阶级斗争靶子、“翻案复辟”的典型,就选中了尹尚明。

五年以后,年近六十的尹尚明坐在我们面前,诉说他家破人亡的凄惨遭遇。他瘦小乾枯,脸色蜡黄,从单调而微弱的声音里可以听到,经过十几年折磨,特别是五年来的奇冤,他身上残留的生命力已经不多了。讲到二女儿被迫卖身东北、二儿子遭毒打后逃亡,至今下落不明时,他才露出真情实感,失声痛哭,他老伴和两个侄儿也一起哭了起来。

几个月以后,我又听到一个人向我诉说相似得惊人的遭遇。二等甲级残废军人马付春和尹尚明住一个庄。一九六六年冬,他见造反派残酷批斗尹尚明,揭了他的锅,封了他的门,实在气不过,说了两句公道话──“这么个搞法,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就遭了殃。王现廷为了镇住村里人的不满,决定在这个受人敬重的残废军人身上开刀。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每次运动都要迫使这个只有一条腿的残废军人“站台”,九十几度大哈腰,还不许他拄拐。马付春在辽沈战役中被手榴弹炸残的右腿,平津战役中被子弹打穿的右臂和四平之战中被刺刀刺穿的脖颈,现在又年复一年地遭到毒打和冰冻。他家的猪、兔、狗被赶走,上了王现廷的餐桌。住宅遭到一次又一次洗劫。当他、妻子和二女儿同时被监禁时,只好由一个十一岁的女儿每天到三处送饭。二女儿被逼跳了井。儿子被逼得腊月天穿一身单衣光脚逃出牢房,翻过几道山,冰天雪地中跑了四十里,逃出虎口,至今不敢回家。

罪过是零,灾难却无穷无尽。尹尚明和马付春的冤案,至今仍然不得平反。党支部书记王现廷还隔三差五要到他们家去,训斥几句:“翻案不得人心。你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判了四年不够,还闹腾,想归案是不是?”

他二人到公社和县里上访,得到的回答是:“翻案不得人心。休想翻案!”

是谁需要这两家人的苦难呢?总是有人需要的。尹尚明一案是县委第一书记支玉斌亲自定的。书记要维持他的“一贯正确”。且此案一翻,会提拉一串人出来。例如当年私立公堂、动用酷刑的公安局副教导员,最近被提升为司法局局长那个人,就是重要一员。而首当其冲的则是王现廷。尹、马两案一翻,他的党支部书记还作得成吗?

这些人对抓阶级斗争有特殊的感情。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初的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他们又运用“清队”、“一打三反”的作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给人们带来灾难。中央要求为地富分子摘帽,而县里有人却公开主张每个大队留下一个地主或富农不给摘帽子,当作活靶子使。他们总想保持一种整人害人的阶级斗争气氛。就拿尤家埠子说,从“文革”开始,王现廷带领同伙抢了公社武装部的枪支子弹开枪镇压群众起,他的打砸抢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在这个大队私设公堂六处,全村八百多人中被他关押、刑讯和受牵连的达一百四十多人,占全村人口的17%.还有九人被逼逃亡。不把阶级斗争的弦拉紧,镇住平民百姓,那还得了?简而言之,尹尚明和马付春的不幸哪一天结束,王现廷的不幸就要从哪一天开始。

王现廷自从当了书记,就不再需要偷牛偷车,更不必下地劳动了。他只须抓阶级斗争,便可以吃到大酒大肉,单是每天吸掉的香烟,就相当于社员两个劳动日的工值。

当然,王现廷的利益是同县里,公社里一些人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只要看看他送往公社和县里的猪肉、大米、白菜和粉皮就行了。

这些人有一张很大的嘴。那张嘴喊出震耳欲聋的政治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同一张嘴能够吞进珍馐美味。

政治就是这样为经济服务并集中地表现经济的。这时,你才会真正理解“纲”和“线”的重大作用,以及英雄豪杰们为什么要说:“一天不抓纲和线,私字围着脑子转;两天不抓纲和线,阶级斗争看不见;三天不抓纲和线,资本主义要翻天;长期不抓纲和线,无产阶级丢政权!”只须对其中的政治术语赋以真实的内容,就能够知道他们所说的“尝到了抓纲和线的甜头”的那个“甜头”是什么了。

(五)唱的和干的

我家乡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天灾不断、人祸频仍的这块土地上,本来是非常务实的。为填饱肚皮和遮身蔽体而操劳,而逃荒,就很少有闲情逸致在想像的高空翱翔了。还在童年时代,我就想过:家乡的乾粮为什么比别处的乾粮更乾更硬呢?煎饼、锅饼、杠子头都是硬得几乎可以用来打人的。后来明白了:这是为了便于携带和保存──远走他乡长期逃荒时,不必担心它会发霉变质,在这像土地一样坚硬的食品上,不是也留下了我的乡亲务实性格的印记吗?

那么为什么,大轰大嗡、华而不实,只求好看不计实效这一套虚夸亡国之风,也在这块土地上蔓延起来,而且祸国殃民二十几年还不见终止,并且被某些人当作传家宝不忍释手呢?不论如何荒谬绝伦的东西,只要有人需要,就会存在。

一九七六年疯狂的“批邓”,带来全县粮食减产。占粮田约半数的四、五十万亩地瓜──全县农民的主食,减产最重。怎么办?若按中央规定,五斤地瓜折合一斤口粮,亩产就只有四百斤了。但是县委需要粮食增产,报纸上早已吹嘘出去:“临沂地区县县粮食上纲要”,这是“批邓”的成绩呀。有办法:把五比一改为三比一,亩产量立即跃增为502斤。这一年,全县虚报粮食产量达八干九百万斤,县、地、省面子都增了光,至于农民的肚子,已经为了同一种需要而委屈多年了,再将就一年又有何妨?

妙还妙在这个“502斤”在一年之后又派了另一种用场。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书记支玉斌在县机关大会、五级干部大会和有线广播大会上,说一九七六年这个“增产”,既是顶“四人帮”“顶出来的,又是”大批大学促大干“的结果!直到一九八O年,还用这个”502斤“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

有些人从来不按农民的肚子里装进多少粮食,而是按从农民手里拿走多少粮食来衡量成绩的。这一句简单的话,却可以说明很多问题,首先是说明沂南县一部份干部的政治性格的来历。

当然,我们不应着重个人责任。那是一条路线在起作用。然而路线要求它所需要的人,路线塑造它所需要的性格。那些人又反过来维护那条路线。沂南县委的总结和山东省委的调查报告总爱列举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召开了多少次什么什么会议,用以证明他们对于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还是认真的。这只能哄弄不了解山东省情况的人。会议的名目和内容可以很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请看一九七九年沂南县委召开的一次公社书记会议上的点滴情况。

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喊道:“上边光吆喝‘自主权!自主权!’现在工作都没法儿干了,还搞什么‘自主权’呢!”

另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发了一通牢骚之后说:“有了一个‘十一大’路线,现在又出了个三中全会路线,味道就是不一样!我们还是按照前一个办就是。”

一位县委常委、造反派脾气特强的青年妇女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谁的也不听,只听一个人的!”

会上,七嘴八舌,都埋怨把形势搞乱了。中央关于今后不搞政治运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生产责任制、错划右派改正、地富摘帽,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以及关于“一月风暴”的批示等等的方针,没有一条不呛这些造反起家的人的肺管子,这和他们的政治发家史、实际利益以及在这上面形成的一整套陈腐观念与习惯都格格不入。于是有些人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了。

县委是讲民主的,在会议结束时,它集中了会上对开放农村集市和《人民日报》关于杀猪“两把刀”的不满(“资本主泛滥”),作了一个布置:“各公社要打主动仗,把市场管死,不准个人杀猪上市!”

这些政治家,在四害横行、国民经济走向崩溃、冤狱遍于全国时,倒心安理得。那时候,对来自“上边”的一切,他们都是闻风而动,在全区领先,只顾“革命”,不计农民死活的。现在,却忽然成了忧国忧民之士。县委宣传部长王维农是忧心最重的一个。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在他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上讲:“前面有两个坑,一个是左,一个是右。跳进左坑还是跳进右坑呢?还是跳进左坑好,跳进右坑就完了”为什么左右都是坑,无路可走?左坑又为什么那么样可爱呢?

一九八O年十一月,山东省委在给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沂南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县委贯彻农村两个文件有力,开常委会,扩大会、公社书记会、领导骨干会议,推广‘五定一奖”’,‘三定一奖’、‘联产计酬’、‘作业组’、‘包产到户’“。实际上,县委有人对中央的政策是不通的。查看一下支玉斌书记的许多谈话,他把这一切都概括为”小生产“。从去年到今年他多次疾呼:”绝不能向小生产倒退!“”不准搞作业组,要停止!“”我县一律不准包产到户。“

所谓“小生产”究竟效果如何,在沂南县已有证明。依汶公社垫子大队以前年年吃返销粮,好年成口粮也不过三百斤。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坚决抵制了县委和公社书记的高压,将山边薄岭家前屋后的土地按每人七分地包给了社员,深受群众欢迎。今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六百斤,口粮达到六百斤以上。

但是县委有的领导却宁愿要吃不饱肚子的“大生产”。一九七九年三月间,支玉斌亲自主持在苏村公社召开全县公社书记会议,全面否定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勒令各公社坚决纠正过来。县委第二书记听说孙祖公社有一百五十多个生产队实行了这种办法,吓坏了,说这是倒退,是破坏,两次跑到孙祖公社压制、批判和阻拦。但还是有七十个生产队没听那一套,坚持下来了。

他们要的真是货真价实的大生产吗?不是。是“大生产”架子下头的贫困、落后和愚昧状态。看看沂南县那四百多个劳民伤财的半截子水利工程吧。尽管毫无效益或效益很低,然而它们却是县委领导人当年的光辉政绩。一旦真正实现了大生产,农民群众有了文化,有了民主权利,他们还能够再像过去那样年复一年地自带乾粮、十冬腊月顶风冒雪去从事无效劳动,以致有时吃光本生产队的贮备粮和积累吗?

主人只能有一个。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政策,就将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那一来,“我叫你穷你就穷!”“我叫你死你就死!”就行不通了。王现廷将发现,他开往公社和县的车子里没有了猪肉、大米和白菜;祖洪先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也将遇到困难了。这一切,都是那个“大生产”带来的生活秩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必将冲破这种秩序,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王现廷们将不得不和社员一样成为作业组的一员,重新学习种植自己的口粮,并充份体验一下“三斤地瓜顶一斤口粮”的滋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沂南这么一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方,近两年对于政治谣言却十分敏感。若没有一个效率很高,影响很大的力量起传导作用,这是难以设想的。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几乎每一个谣言都有利于巩固当年“批邓”的成果,符合“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些人的愿望。

这样,当沂南县第四届党代会正在开会时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也就毫不足怪了。一九八O年九月的一天,有个人在县城中心贴起一份新的“批邓”大字报。他张贴完毕,并不走开,还站在一旁,面对许多围观群众,不无自豪地朗读和讲解了他的作品,然后才扬长而去。早在今年六月,他就在中共孙祖公社委员会眼皮底下张贴过污辱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号召人们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党委没管。九月间,此人到县城里张贴第二张大字报时,县人民医院一位医师同志认为这不符合宪法和刑法规定,便立即跑到县政府报告。县府里位官员听完,带着埋怨口气说:“你管这些事情作什么?管不着!”外边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公、检、法却充耳不闻。于是,那社员的胆子就逐步升级,扬言要到省会济南去贴第三张大字报。当对他讲解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时,他感到是“怪事”,因为当年“批邓”的喧声仍然占据着他的头脑,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四年是空白。

相此之下,当年因为说了邓小平同志一句好话而被整得死去活来的社员吴安祥就想不通了。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吴安祥在大队和兄弟爷们聊天时说:“王洪文是造反上来的,没有资格当国家主席。这个权还得叫老邓掌。结果招来了苏村派出所所长和公社武装部长,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一脚踢倒,用绳子捆绑起来。押在派出所,吊到窗户上,又毒打一顿,当时就尿血,脑震荡了。关了一段时候,身体摧残坏了,失去劳动能力。他到县城上访一百多次,没人管。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本来应该是山东省委调查组工作的一个起点。

(六)表里如一

沂南一些人高喊着动人的口号,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时,他们之中有的人却不断戳破美丽的政治纱幕,把他们同人民的真实关系展示出来。

沂南县农机厂党总支书记王长玉,他的经历不同于常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一个标本。

他本是界湖北村的人,由于是县一中造反派头头,一九七O年作为城镇居民被招入沂南农机厂当学徒工。他入党,本村的支部没有通过,是县里的一位大人物出面干预才加入的。他当书记也特殊,入党不满一个月就当上领导,还是县委组织部越过局党委直接任命的。连结婚都特殊──学徒工不准结婚,他却得到特许。婚礼也不寻常,大家都得送礼。供销社的人感到奇怪,风趣地问农机厂的人,你们厂这是几个人结婚,把俺门市部的东西都买光了。

也许就由于这个特殊地位,他就有了一个优点:比起一般造反起家的人更坦率,毫不掩饰他对于群众的真实感情。他绝不虚情假意地说他是“小小老百姓”或“工人阶级的勤务员”,而是打开他的心窗,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是“一元化”的头目和首领,工人都是他手下的喽罗。

罚钱,是王书记管理工厂和制服工人的基本办法。他才不相信什么突出政治那一套呢。一位姓陈的工人住院未经书记批准,被扣发工资两个月。偏巧大年初三那天大雪封门,被扣发工资的不下几十人。看到被扣工资或罚款以后工人的那种表情,王长玉才感到心里解气。

老工人谢立贞喝了酒,在厂子正开会时发作了,想呕还没呕出来,王长玉以破坏会场为由,打发几个人把他拖了出去。他躺在路上,见一人过来狠狠踢他几脚,他浑身疼痛难忍,勉强爬起来对着脸一看,荷,原来是王书记!他说“我趴下,你干脆把我打死吧!”他躺到地上,王长玉还真不含糊,过来就是一顿打。事后他找书记说理,王长玉把眼一瞪:“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你等着,我发动群众斗你!”

因为一说话就挨刺,全厂许多工人不敢跟书记说话。他一到哪儿,工人一轰隆就散了。可是迎面碰上,你又不敢不和书记寒喧两句。一位姓越的工人,有一回吃午饭的时候就不幸陷入绝境:碰上书记了,说话吧!“王书记,你上哪儿去呀?”“我上天!你管的倒真宽!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你管得着吗?”一位姓罗的工人要求调回沂水,不找王书记不行了。说了说理由:“家中困难。”书记说话了。“是我叫你困难的吗?”这罗某人又说:“我的眼不好……”“是我叫你看不着的吗?你瞎了,还得我给你冶?岂有此理!”

一个社会集团享有的特殊地位,也是很难掩饰的。比如王长玉盖了七间瓦房,他能藏起来不叫人看见吗?许多当权的干部,家属大都从农村进了城市,儿女纷纷离开工厂和农村,都当了干部。这,掩盖得了吗?

特殊地位造成的特殊需要,是难以遏止的。一般居民,放个床的地方还犯愁呢。可是祖洪先、王长玉们不打家俱,怎么填满那些空间呢?再说,送上门来的一方又一方木头,可以免费役使的能工巧匠摆在那里,不用岂不是浪费吗?于是,空荡荡的大房间变得拥挤了,各种式样,往往是复杂的大立柜,写字台发出的清新的木香便和鱼肉香混合到一起,雄辩地证明着一户人家的特殊身份。

(七)也有这样的不幸

应该公道,不能说每一个不幸事件都是掌权的人有意制造的。往往只是由于一种冷漠,加上现存关系自动地发生作用,就把新的不幸酿造出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夜半,界湖公社东明生大队社员李安法,手执利斧砍死了同村社员李安富及其妻、女共三人,然后提着斧头连夜到县公安局投案。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李被处决。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岁的李安法与本公社马家管大队女社员于佃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很好。不久,于佃英忽然患病,发病时全身发抖、握拳瞪眼。医生询问病历时,于说受到一个男人惊吓。李安法追问是谁,于执意不讲,夫妻经常为此吵架。直到一九七九年夏天,李安法提出,如不讲出实情,就要同于佃英离婚。于佃英便详细讲了一九七五年六月被李安富(本村社员,年近五十)强奸的过程。

李安法一次次到公社和县里控告,却无人认真受理。县公安局申局长对李安法说,由于时间隔得太长,李安富本人不承认,这事不能处理了。李安法说:“你不给办,我非拾掇了李安富,提着他的头来见你不行。”申局长回答说:“你杀了人,我就逮捕你。”又一次,李安法来到县公安局,被认为是“无理取闹”,遭一顿毒打之后赶了出来。李回到家中,接连两天不吃不喝不睡,痛哭终日。此后,他多次公开声言要杀李安富报仇,并在斧柄上刻下“为民除恨”四个字。李安法的父亲李长成忧惧交加,一次次到县里哭诉,要求采取措施,甚至请求公安局先把李安法关起来,免生意外。申局长回答说:“这事没法处理。出了事再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李安法又接连到县公安局申诉,还是无人受理。于是,就发生了这起震动全县的凶杀案。李安法终于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走上了犯罪道路。

在东明生大队,由于李安富的女儿嫁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他的胞兄在县城里当商业局副局长,李安富便有恃无恐,李安法父子四处告状的时候,李安富得意洋洋地说:“他们爷儿俩怎么不找我,告到哪儿我也不怕。”同村好几个妇女受过他侮辱,尽管证据确凿,却始终不敢告发。

在公安局的审讯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问:“你杀人的想法什么时候产生的?”

李安法:“从上级说不给处理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杀人的念头。早先我寻思,多找几回给处理的。但是一直没给处理(哭)。要是有处理的希望的话,我还去杀人吗?”

问:“你向这些机关要求怎么处理李安富?”

李安法:“那时候我什么要求也没提出。光是要求按党的政策处理他。”

问:“你要求过逮捕李安富吗?”

李安法:“我也没有要求非捕李安富不行。”

在向李安法宣读县检查院起诉书后询问本人意见时,李安法说:“起诉书上说(多次调解无效),这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没怎么给我调解。”(从案卷中确实看不出做了多少(调解)工作)

记者同申局长谈话时,问:“李安法对你说,你们不处理,他就要杀李安富,你们采取了什们措施。”

申答:“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记者问:“李安法的父亲向你报告李安法要杀人,请求你们把他关起来,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申答:“没有采取什们措施。”

李安法的妻子于佃英揭发李安富强奸她的问题,虽因时隔太久,验证困难,但省高级人民法院、县法院和县公安局都一致认为,从调查中获得的有关材料来分析,此事大体上可以认定,只因缺少直接证据,难以做出正式结论。但是,查明李安富在村里的其他恶行并据此作出适当处理,是不困难的。如果这样做,李安法的怒气就会稍为平息,也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这起凶杀案是有可能避免的。记者同申局长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表示赞成这种分析。

那么,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申局长认为,大队党支部没有认真处理李安法的控告,这同李安富的女儿是大队支书的弟媳可能有点关系。至于一些群众反映,李安富在县里当副局长的胞兄同县委某些负责人(包括申局长本人)关系不坏,县里自然不会处理他,对这种议论,申局长表示了慎重的沈默。

这正是要害所在。

本来是件一个人都无须死的案子,结果却死掉了四口人。

此外,在那条古老的逃荒路上,又多了一群新的旅人。李安法的老父为了逃避李安富仅余的儿子对他的报复,一度被迫带领全家向东北逃亡……

(八)搏斗

一位长期受压的老干部,根据长期观察,总结出那些靠造反起家、现在沂南县掌握一些重要党政部门、企业和公社领导大权的特征是:品行不端,缺才少识;贪得无厌,权迷心窍;工作无方,上爬有术;党性全无,派性十足;造反入党,入党作官;以权谋私,仗势欺人。

像祖洪先、王长玉这样的一些干部,凭着什么在那里飞扬跋扈地滥用权力呢?按其品德、才干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慨,他们早该离开领导岗位了,那就是县委领导的包庇。当祖洪先发觉有人揭发他的丑行时,狂呼:“你去告吧!告吧!反正伤不着我祖洪先一根毫毛!”还有一个则扬言:“告吧!到中央告去!我不怕。我有一个硬根子!”这是他们存在的唯一依据。要轻轻割断这根线,他们就会立即按其实际价值回到应去的地方。

一九八O年九月,山东省委第三次向沂南派出了调查组。像前两次一样,调查组仍然把调查范围严格控制在一个范围里。仍然是凡证人不敢作证,只有二人在场各执一词没有旁证的,便都轻易加以否定了。但调查组的某些成员却又对题外的事表现了很大兴趣:“听到关于省委书记的什么传闻吗?”“不要相信小道消息!”他们也很关心写揭发信的同志的利益,提出了忠告:“说县委反对三中全会──这可是政治问题,要谨慎哪。”“千万注意不要上当”……

在领导机关鼓舞下,县党代会上,像是对中央和群众示威似的,又把一些造反起家,声名狼籍的人提为县委常委或县委委员。连王长玉这样的人也当上了县委委员和工业局负责人!党代会后,又安排一批造反派作局一级领导。祖洪先本来紧张过一阵子,后来,一位省委书记到他家喝了一次酒,又神气起来了。党代会后,当县人民银行的人听说祖洪先又要高升时,不禁哑然失笑:“咱们别再写揭发信了,再写,祖洪先就得当县委书记了!”

然而,群众却没有被吓倒。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斗争行列。胆怯的也变得勇敢一些了!

县人民银行的会计陈祥甫,勤勤恳恳埋头工作,是一个带点农民气息的老实人、县人民代表。他发现祖行长的不轨行为,就一笔笔去查帐,向上级揭发过。结果呢,他入党的事告吹了。调资也没他的份儿,还常在大会小会上被敲打几下。可是陈祥甫不像姜保安,他不大激动,照样不慌不忙地查他的帐,走访了解祖洪先情况的人。

话又回到姜保安身上。他遭到咒骂、威胁,盯梢,甚至深更半夜几次有人使劲砸他家的门,有时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他着急,生气,有时难过得要落泪,但是从来没有胆怯过。想孤立他的人,也失算了。从普通群众到科长、局长,有事不去县委大楼,却偏偏来找这个至今还没有入党的小办事员。

姜保安又急又气,三十八岁的人患了心肌梗塞。在又一次来北京的途中,他昏倒在济南站前。醒来,不停地思索着的一个问题是:那只使劲捂着沂南县的盖子,不许揭发的大手,为什们就无法使它挪开?他几乎能摸得到济南与临沂、沂南之间的那条线。事情是越来越明显了,全省很多地方情况和沂南相似。

姜保安无疑是有缺点的。公安局、法院和邮局等单位里那些因坚持原则、同违法乱纪现像作斗争而被解除职务、停发工资的同志,也不会没有缺点。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就是拥护我们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反对这条路线的人进行斗争。他们信赖党中央,不怕遭到打击,把沂南县的真情实况不断报告给中央,从而使千方百计捂盖子、欺骗党中央的人不能得逞。他们还要忍受一些困苦,但笑在最后的必将是他们。

我离开沂南踏上归途时,又想起这条路和路上的行人。到全国解放时为止,成千上万的灾民走过这条路逃避天灾兵祸。五十年代中期,又开始有人通过这条路奔向东北。现在,应该是远离故土的乡亲返回家乡的时候了。三中全会以来,为饥荒所迫背井离乡的人开始回来了,但是像尹尚明的子女和李安法的老爹那样的灾民,尚未绝迹。

四十三年前,八路军──五师在沂南升起了山东省抗日根据地的一面红旗。三十三年前,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当年前仆后继的将士和出生入死抬担架、运弹药的老乡们,为的就是彻底消灭这条苦难路上的苦难命运。当年在这块土地上倒下去的烈士,绝不会想到在胜利的枪声响过之后,还会有一条如此漫长的路程。

但是,十年灾难之火毕竟烧掉了路上的许多荆棘和心中的不少迷惘。我们没有白白付出代价,我们毕竟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而且,步伐在逐渐加快。

还会付出一些新的代价,甚至难免作新的牺牲,但这条路却是不可逆转的。企图躺在路上阻挡人民脚步的人,结局将是可悲的。

沂南,沂南,你终将不再被称为“沂难”,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一九八一年)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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