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告诉你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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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

前言

不知怎么的,觉得双鸭山的阳光都不如别处暖和。

进入双鸭山,一个总的印象是平静。现在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马路了,有了一些像样的建筑,新建的公共汽车停车站,设计得也很好看。还建起了第一座立交桥……人人赞颂王洪图市长的德政。

但是当这一切在三十年历史中迟迟没有出现时,你也看不见人民有什么不满。我们的人民是尊重和信任领导的,也是含蓄而不易外露的。只有收集民谣的人才能多少摸到一点人们的真实心埋和感情:“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市听;一条大街两岗楼,一个公园一个猴!”这就是对三十年市政建设的一个不完全的总结,因为垃圾满街,污水横流还没写进去呢。但是就这,已经和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描绘不大一样了。

但是王洪图市长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平均五百人只有一个厕所这个市民们必须每天体验一次的困难,一时就解决不了。为了把这个比例削减一半,你算算得修建多少茅坑!何况人的需要也不只这一种呀。去年以市财政收入新建的住宅只有三十套!在一个拥有四十余万人口的城市,这个数字令我吃了一惊。

所以,这个市的公民们,对市领导的政绩的反应,也不仅仅是编点顺口溜。在我收到的一封来信裹,一位公民就说:“不知怎么的,觉着双鸭山的阳光都不如别处暖和。

这大约不会是由于双鸭山的纬度太高罢。

(一)劣胜优败

干啥啥不行,官儿还得让他当,那官儿还不能太小,还得不断往上升。

双鸭山的地理位置确是有点特别。它位于我国东北三省的东北角,是那个方向上的最末一个城市。从北京去,要换乘两次火车。它看到“人民日报”也要晚上两三天。

“这里太闭塞了,”一位年轻的同志告诉我。“这里的人,你看吧,有点木各章的。”木者.“木然”之意也。

所以,我在这里所写的事,也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很多地区是见不到的。

日本出现了一家“无人工厂”,零件的制造、装配和产品质量的检验,一概靠机械和仪器进行。双鸭山呢,它的有些情况,有时会使你产生一个感觉:这儿是不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城市呢?

三江平原上每年生产的粮食,双鸭山是一个集散地。当黑龙江的粮食养不活它的两千多万人口时。一部份外来粮食也在这里储存。这样,粮囤就很多了。但是,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些粮食保管的技术和制度,这里的粮食却常常霉烂变质。几百吨上千吨的玉米碴子,说发霉就发霉了。小麦呢,说发芽就发芽了。没发霉、发芽的粮食呢,又常常在加工车间的水坑里泡着。工程师庞炳权设计的全风动现代化面粉加工厂,被拆来改去弄得乱七八糟,以致出粉率年年亏损,质量也低劣不堪。双鸭山人爱吃玉米喳子,一个人每月却只能分配到二斤,你以为是缺货吧?其实大批的碴子正在粮囤里发烧呢。进来的是上好的小麦,拿到市民餐桌上的,却是又黑又牙碜或者“芽麦”制成的胶黏胶黏的馒头。双鸭山人吃带霉味和带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的粮食,盖有年矣。

这个城市,发展工业的条件本来很好。头一个,不存在能源问题,煤矿就在旁边.工厂不必因停电而“开三停四”。再一个,它是新兴城市,旧工业改造的负担不重。可是地方工业如何呢?一轻局的厂子大部份是半死不活、摇摇晃晃的,有的已经黄了,有的眼看没治了。电子工业不行,机械工业也就靠个平口钳子和手动葫芦。年年亏损。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工业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还靠的是社队企业。一位物资局的同志说:“照这样下去,翻两番得等到哪一年呀?”

“无人管理的城市”?当然不是。主事的人自然有的是。不过你会觉得这里的主人好像心不在焉,又像是随心所欲,办事没个章法,甚至像一个乖僻成性的人,故意把事情搞乱、搞糟、搞垮……

是不是人手不够,顾不过来呢?这几年光是局处极干部就提拔了五六百人,吃“皇粮”的人不可谓不多了。也许,问题出在人的素质上。

这里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叫“大白给”,专指那些干什么都砸锅,废物,白给,免费赠送也没人肯要的人。人家说,粮食局有个名叫李俊川的,就是个“大白给”。他在油米厂干过,不行;调到尖山区粮管所,还是啥也干不了;后来叫他去领导面粉加工厂,又搞的稀里哗啦。没法儿,又弄到工会去担负领导职务去了。干啥啥不行,官儿还得让他当,那官儿还不能太小,还得不断往上升。现在李俊川是副局级干部了。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大白给”就没有一技之长。想当年“文化大革命”,把人关起来动肉刑的时候,李俊川可绝对不是个“大白给”。把人捆起来了,脑袋套上麻袋了,几时动手呢?得看李俊川的信号。他若是倒背着手走出去,那就是说:伙计们,可以“进行”了。这时,猫在窗外的指挥者就能听到室内奏出最动人心弦的音乐了。人打完了,不招供,还得来点软的,这时李俊川又进来了。那人头上的麻袋也摘下来了,这回李俊川的表情全然不同了,他赶忙上去慰问,陪着笑脸说:“这是怎么搞的!只怪大哥我来晚了一步,叫老弟遭罪了!”

“大白给”在另一方面也不“白给”。有个马XX,大字不识一斗,在粮食局财务科当科员还不过瘾,提拔到北山粮管所当所长去了。这个粮管所下头有八家粮店,年年都得维修。

马XX把这些工程统统包给一个名叫戴宝山的黑包工队队长去干。那姓戴的也大方,一上来就甩给马所长五百元人民币作见面礼。接着,就大干起来。这个包工队是轻装型的,自己啥设备也没有,全用“大白给”的。把盛挂面的箱子拿来当灰槽,连铁锹都得由粮管所“大白给”。一项工程需要多少料、多少工也不列个表,由戴宝山随便要.马随便给。花两万元就能完成的工程,他要了四万七千多元。八个粮店,也就是把屋顶的瓦串一串,一百元都用不了,那戴宝山他敢要八百五十元!

照这么说,双鸭山就没有能人了吗?怎么老叫“大白给”当家呢?

怎么没有能人!每天看着马“白给”戴宝山乾着急的那个李世宏,就是个能人。他眼睛看着,见国家白花花的银子从姓马的手里往姓戴的口袋裹流,心里是急如火燎呀,可是他毫无办法,因为人家马是粮管所的一把手,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股长,凡事得听人家的。

李世宏若能总结人生的教训,他也就不去看那令他激动和忧虑的白花花的银子的流向了。那教训是够惨痛的了。可以说,人世间的不幸和痛苦,除了死于非命这一条,他都尝过了。

他是我到双鸭山后最早访问的几位同志之一,看眼睛,他很年轻。然而从他的眼光和表情里可以看到,他在谈话的同时,还克制着某种肉体疼痛的袭击。从尖削的双肩和憔悴的神色看,他似乎未老先衰了。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灾难和肉体受到的非人残害留下的痕迹。

“文革”起,李世宏属于粮食局的“楼下派”,即各业务科人员的一派:“楼上派”则是政工人员,当时的局、科长大都站在他们一边,组织科科长银海江是幕后操纵者。李世宏不仅精于计划统计业务,还能言善辩,对方驳不倒他;又能书善画.一张讽刺画激怒了对立派,被抓进福利屯粮库整夜地非刑拷打,遍体鳞伤,又不许医治。有的伤口刚刚结痂,便有一个名叫薛才的坏人专门来揭去疮痂,以此取乐。结果,他身上的肌肉和移位的筋黏合到一起,神经断裂,造成终生不冶的病痛。他的腿萎缩了,步履艰难,上楼梯和上公共汽车都得爬。成天腰疼。由于神经和血管被破坏,失去正常感觉;炕头热得烫手,他坐上去觉得冰凉。坐骨神经疼痛直到耻骨,性机能已全部丧失。他犯了什么罪呢?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他还有功呢。天下大乱那几年,双鸭山市民口粮的供应一点也没耽误,他李世宏就有一功;而那些年煤矿生产没有停顿,又和粮食始终维持着正常供应是分不开的。他的唯一过错就是性子强,不屈服于压力,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了,他还是口口声声喊:“毛主席,我是跟着您革命的呀!”不肯说假话,不肯出卖自己的同志。

李世宏的身世简直可以说是“文革”劫后幸存者的一个标本,对于那场灾害及其制造者的一个活的控诉。这一点,“四人帮”垮台以后坐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的银海江也看得一清二楚,便打定主意“决不能叫这小子翻身!”不仅不能给他平反、向他认错,连“公伤”也不能给他算!

那银海江,则是另一种人的标本。这两种人的分化,得从二十几年前说起。佟有祥,论年纪此李世宏大不了几岁。论政冶经历,却称得上是李世宏的长辈了。因为他遭到第一次打击时,是一九五七年。

那时候,佟有祥是粮食局办公室主任,刚刚入党,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反右派斗争中,刚出校门不久的化验员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原因是他把一批稻米的等级搞错了。佟有祥想不到秉公直言会成为一种罪行。便起来为张喜春辩护说:“我看是重了。他年轻,缺乏经验,技术也不够熟练。其实,按化验员手册来要求,也没错到哪儿去,只不过是早籼与晚籼之别而已。我看不能说是有意破坏。”几句话,把一个预备党员给丢了。他不服,在支部会上行政会上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

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嘲弄吧,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又补定一个右派,还因为他有一些“反党言论”。他看不起业务上没能耐的人,给一些干部起了些绰号:“大白薯”,“大黑瞎子”(狗熊),“大白给”。而正是自从他关进监狱那时起,“大白给”却一天比一天吃香了。

佟有祥看不清形势,偏往狭路上走,受处分以后发奋工作,把更多的力量使到钻研业务和技术上去了。“大白给”越排挤他,他干得越起劲,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期间,他创造出一台自动无人售粮机,在全国展览会上得到很高评价。尽管他离右派和反革命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谁知道他档案中是不是写了一条“中右,控制使用”呢),可是已经失去了受表彰和奖励的资格,于是“技术能手”的称号就只能叫粮食局一位副同长给“代理”了。佟有祥偏偏不计较这些,心里还乐滋滋的。别人提级,不给他提,他也不在乎,还不肯改邪归“政”,仍使劲儿攻业务。其后二十多年他命运不济,只怪他执迷不悟,另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谁让你不走呢!

粮食局的两颗明星,就是从一九五七年那个值得纪念的夏天冉冉升起来的。几年前还是个搬运工人的银海江,那时是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他亲密战友的段连喜,那时候就是他的助手。就在段连喜天天晚上哼着小调儿给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写定性材料的时候,实践中的政冶学和人学发展起来了。银海江就是这一学派的专家。

他的眼睛同时看着你的左边和右边,你会以为他没有看你,其实他始终注视着你呢,就是你不在场的时候,他也在琢磨着你呢。十几年来粮食局换了几任局长和党委书记?唯有他银海江牢牢地留在这裹,并且稳步上升。这就因为他是个思维型人物,少言寡语,走路低个头,老是在思索、研究和总结着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心里的道道儿就这么层出不穷。

银海江是颇有“才气”的。他从不自己出面整人。明明整了你,还能让你感激他。表面看去,他确像个古朴厚道,又很有修养的老干部。随着他在政冶学和人学方面逐步走向成熟,他能够使一任又一任粮食局长不得不离开那个岗位;能够使科长们逐渐都成为或换上自己的心腹;能够使党员们在会上讲的话和私下说的话全然两样;能够使几个月的整党试点根本触动不着,甚至不了解他经营多年的那个体系。

那佟有祥呢,一九五七年以后政冶上却老不成熟。不看风朝哪边吹,不想舵该怎么使。除了“白专”以外,当四周一片喜歌时,还常唱反调,说粮食工作有这个缺点、那个问题的,看不见领导人不悦的脸色,不懂得不当“驯服工具”的可怕下场……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浪潮到来了。

这时候,银海江已经是掌管人事大权的粮食局组织科科长,段连喜是保卫科干事。九年来,他们积累了不少政冶斗争经验,现在,大显身手的历史良机到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银海江为代表的那股力量同以佟有祥和李世宏为代表的力量之间,优劣高低就看得很明显了。“楼上派”把夺权步骤都研究妥当了,佟有祥和李世宏还在琢磨:到底什么人才算走资派呢?粮食局该不该夺权呢?“楼上派”已经把干部和粮库工人组织成一支杀伤力极强的队伍,准备好囚室和刑具,训练好一批打手了:“楼下派”还在忙于粮食的调配、加工和运输、供应,用一点业余时间写几张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准备辩论会的发言稿呢……

十七年以后,我望着坐在我对面的佟有祥,听他叙述自己的生平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他生就一副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仍然显得有几分天真。当他说“李世宏为人正派,精通业务,又勤奋刻苦,一个人能顶他们十个”的时候,我心想:你佟有祥何尝不也是以一当十呢!然而你们却天然地斗不过银海江们和段连喜们。这是为什么呢?

银海江式的人物同佟有祥式人物之间的竞技,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即使把一方掌权而另一方无权这一点抛开不论,也仍然是不平等的竞技,因为对方完全不遵守竞赛规则。踢足球他动手,打篮球他使脚;你同他个人决斗,他的同伙从一旁放冷枪,这怎么取胜得了呢?

(二)不祥的“体系”

他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精通业务;二是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拍马,不会说假话。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人为它修史。未来的双鸭山市的史官将会有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记载和研究那些有代表性人物的功过和兴衰史。

关心群众,敢说敢干因而人望甚高的葛亚副市长,还有王杰是怎么死的?那些没有死的,又为什么挂个虚职闲着不干事昵?老干部武兴田,双鸭山党的第一个支部书记,长期主持过市委宣传王作,德才兼备,人还不老嘛,怎么就硬是不用呢?朱传斌,原副市长,可以说是双鸭山唯一一个懂工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非逼他回山东老家不可呢?人们很留恋他呢。

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人呢?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在“三忠于”高潮中曾全身挂满像章──从脖子到脚,身前身后全挂满,足有几公斤重的有色金属。关于那位姓刘的书记,人们的议论多一些了,因为他上得太快,又说不出哪一件值得称颂的政绩。

老的也不是一概不用,要看你的表现,看你是不是跟人家一条心,会不会碍事。比如,那位“文革”前主持过公安工作,后来带头“砸烂公检法”的钟某人,就是个信得过的人。老公安、侦察专家文更新,就不行了。头一个,他是“文革”受罪最重的,感情就不一样。所以他要求到公安局当个顾问,不行,要求“哪怕就让我破破案呢”,也不行。问题正是在于他过份热衷于那个工作,既能干,又认真,这就不是一家人了。

都说双鸭山人排外,那可不见得。那个鼎鼎大名的造反派冯天,不就是打伊春市来双鸭山避难的吗?一来就当副市长,还把“市委常委”的身份也跟介绍信一起转来了呢。这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在市民的记忆中留下的唯一政绩,就是澡塘子工程。他发现市民洗澡难是个问题,决定拆掉原来的平房浴池.盖个二层楼。这当然很好。投资四十万元,建呀建的,建完一层,工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建筑材料都拿去建私房了。于是,双鸭山人只能依旧在一个平房浴池里洗澡,只不过新浴池每平方米造价比原先那个平房高出十来倍罢了。

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摆布着人们的命运,凡是妨碍或威胁这个“体系”的安全和发展的人都被这只巨手无情地推开、按倒甚至扼杀了。

慕润泽在建国时就是个区委书记,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他倒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了。他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精通业务,又坚持正确意见不改,这就威胁了不懂业务的局长;二是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拍马,不会说假话,这就难以博得上司的好感。这四个“不”,带来了另四个“不”:不给安排固定职务,不提拔,不长工资,不分配住房。这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你若是让慕润泽得势,他一旦有了发言权,有朝一日你就得承认现在双鸭山面粉厂十个月损失六百五十吨面粉是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你就得承认,当年白花几十万元修建二OO型榨油厂后来又扒掉,也是拒绝了他的主张的结果总之,你就得承认自己无能和有罪,那还得了!

有趣的是在一项工程上糟蹋了国家几十万元钱的冯天始终比曾经阻止国家损失几百万元的慕润泽处于优势。号称“冯大常委”的副市长冯天找他谈话,说:“老慕,你知道,我们俩都是外地人,怕吃不开。咱们得抱个团儿。你放心,跟着我好好干,我决亏不了你!服务局那个局长和书记都不行,我叫你去,就可以提成个局级了。”慕润泽一窍不通,不肯入伙。“冯大常委”就通知粮食局和人事局:“不能给他安排工作;不能给他长工资!”慕润泽后来调到外贸局,冯天的指示又转到外贸局,这时又增添了一个内容:“不能给他分配房子!”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能有这么大!不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吗?就像咱们在日用语言里一样,在生活中,“领导”和“领导人”也是通用的。

舅舅当局长的时候,可以拉扯外甥,让他从税务所里一个小小科员上升为商业局副局长。等外甥成了市委书记,再回过头帮助舅舅。有来有往──我给你儿子弄个支书,你给我女儿一个科长。群众在气愤中说的话,难免偏激,所以应该打点折扣,然而这些话却往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家里的狗要是会讲话,也当上科长了!”至于一般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干活不由东(家),累死也无功”嘛,你得会看眼色,会巴结,会昧着良心顺着说话,还要有所发现(善于感受领导有何需求)和有所创造(使领导家里增添点什么物质,领导心里增添点什么快乐)。你一旦上去了,又可以回过头来享受你原先奉献上去的那一套物质和精神财富。

血缘关系对于这个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五十年代咱们不是繁殖了很多后代吗?到七十年代,纷纷成亲了。双鸭山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亲家”关系的不下二百余人。志同道合的政冶关系、共同的利害关系,再加上这个被孙男孙女联结到一起的亲属关系,你想想要有多强烈的政冶激光才能切断这种同盟!

我们很老很老的老祖宗,就总结过这一类教训了。“一物失称(宜),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汉书·刑法志》)

这个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正是“左”派理论家大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直到把工厂的功能规定为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那段时期。因此,对于双鸭山工业的不景气,理论家的那一份贡献也不应予以抹杀。然而理论家不能就此告退,还得做一次论证:这个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修正主义、当然更不能叫社会主义的体系,也得有个称呼呀。它是什么主义呢?它倒是不“刺激”、不“挂帅”了,只搞“专政”不务生产了。那么这些人工资以外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实的而非抽象的理论问题吗?

双鸭山曾经是闯关东的人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出山海关,就是双鸭山”嘛。一九五八年以前,这里也还比较讲究经济效益;对于干部的要求,也曾有过一段纪律比较严明的时期。那时候粮食部门的人谁若是糟蹋了三五斤粮食,就得好好检讨一番;要是损失了一百斤,就得处分了。后来,政治来冲击经济了,它越来越比经济吃香了,所谓“大折腾”、“大轰隆”,无非就是只图政冶上好听好看;一大二公,彻底、痛快。只是忘记了一件事:穷困会成为邪恶的土壤,对于政冶和精神上的崇高和纯洁是很不利的,那时候,在批判和清除各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又忽略了为害最重的一种个人主义──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它倒是并不在求知和创造上搞个人奋斗,因而不属于“白专”之列。它是“白贪”,“白”是不费苦功,不担风险,只须看风使舵,大吹大擂,弄虚弄假,整人拉帮:“贪”是“一抓权,二抓人,三抓钱和物”。这伙人把国家搞穷了,自己上去了,回过头来就从这个穷中大谋私利。

麦麸甚至酒糟为什么在双鸭山有那么大魔力呢?无非是由于这些东西匮乏,而人们收入又低,必须在城市里养猪养鸡,贴补家庭开支。手里掌握户口和粮食关系的人又为什么那样神气呢?那还不是由于经济破坏扩大了城乡差别,人口都想进城吗!若不是瞎折腾破坏了经济,就业和升学也就不必求人了。

同时,只算“政治账”而不计经济得失,又使国家法制和经济工作的各项制度松弛了,这就给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很多自由。这些年,“渎职”这个词几乎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权力一旦同责任脱了节,就自然会自由奔放起来,党纪国法在后边紧追,也难以使那匹脱缰的野马就范。

现在担任浸油厂厂长的袁幅,得意洋洋、满面春风地带领我们参观现代化设备。就像这套机器是他发明出来的。他自命为有功之臣,因为工厂是在他的主持下建成的。为了礼貌起见,我没有向他提问:这个工厂非用二百多万元钱建不成吗?投产半年了,怎么决算还拿不出来呢?那四十多万元的建筑材料都到哪儿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上来,纠正“左”的错误,想方设法使人民富起来,这将从根本上清除黑暗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那些在“文革”时期对“上边”听话、紧跟、雷厉风行“不过夜”的人,现在忽然泄劲了。历年来在各种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声嘶力竭呐喊和不计后果猛干的英雄们,现在忽然变得三心二意、软弱涣散了。

三中全会过去五年了,双鸭山市委好几位书记,还没有一位管一管经济的。有了问题去请示,回答是:“我是搞政冶的,别的不懂。”“文革”期间这里有七十多人死于非命,却一个凶手也没抓到,这应该是“搞政冶的”书记的本行了吧?可是你再去问,书记又说:“双鸭山有没有”三种人“?我说不清楚。

(三)“左”派忽然右了

那个“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把自己人提上去,出了漏子的时候,想方设法保下来。

这位书记还是主管政法和纪检的。我们仔细拜读了赵书记一九八三年春季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报告。按照这个报告,双鸭山应该是全国的模范,因为自从“四人帮”一倒台,市委就抓清查工作了,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个办公室、那个工作组,不知成立了多少!……这份报告写得相当漂亮,天衣无缝。拿到一九九O年仍可一用。问赵书记,听说现在市委主持清查工作的那个人“文革”期间就是一个车站的群众专政队队长,那个专政队成绩还不赖,打瘫过好几个人,你知道吗?赵书记表示惊奇,说他不知道。向他指出,你们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最近提为市卫生局局长的杨玉乔就在手术台上故意多施麻醉药,害死了粮食局的优秀工作人员赵杰。这人,该算得上“三种人”了吧?赵书记迟疑片刻,回说:那人是有毛病,但他的问题大家认识总是不一致……我们向赵书记列举了杨玉乔蓄谋杀人的许多人证,他未予否认。

粮食局的纪检科副科长夏重义是个“老根本”,一九七八年让他去搞“揭批查”,后来整顿班子、考核干部,他都按老规矩办事,像过去搞运动时一样认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核实,依据大量材料断定:一九六七年率领工宣队进驻福利粮库的吴XX曾“残酷镇压群众、迫害干部和技术人员,私设公堂,对三四十人刑讯逼供,致使二人死亡,四人伤残。”可是,当时市委正要让这个吴XX去主持全市“揭批查”运动呢!夏重义跑到市委多次提出抗议,管事的张XX硬是不同意。要查吴XX的问题,张XX又说:“这人可有心脏病,弄不好说死就死。还是先找个没病的查吧!”坚持要查,他又说:“是不是先把材料送来?”夏重义说不行,非和吴XX本人谈谈不可。张说:“那就谈吧。可是得好好谈,不能逼他,别施加压力。”说定第二天谈。到那时候一去,你说巧不巧,人家吴XX住院了!说是突然生了一场怪病,老是冒汗。一住就是十几天。出院,也叫冤家路窄,竟在街上叫夏重义碰上了。一见老夏,那姓吴的就心惊肉跳,又冒汗了。这回不能再住院了。把市揭批查办的一位负责人找来,一起坐下来和姓吴的谈,一条一条问,小的都供认了,一问到要害──那粮库革委会主任、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赵发是怎么死的?用火怎么烤的?明知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饮食上怎么折磨的?他支支吾吾,不说实话了。后来银海江也出来保吴XX了,说:“赵发那案子,早点结了吧。人家家属困难,平个反,给几个钱就算了。过去的事,有的也想不清楚了,何况还涉及到市里,咱也不好办……”不久,吴XX就提拔为市城建局局长,走马上任了。

这就难怪“三种人”敢于在没有被他打死的人面前这样亮相了:“怎么,我就是斗你、打你了,还打轻了呢,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你要没死,我还要斗你!”

历来的政冶运动大多是偏“左”的,唯独这一次清查“三种人”,忽然右起来了,还右得有点儿邪门儿。中央三令五申,若是在过去,各级党委和政工干部还能不紧跟哪?就说银海江吧,一九五七年夏季是粮食局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那时他斗志多么旺盛,气概曾何等轩昂!青年化验员张喜春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把一年小麦的等级定得略微低了一点,你不就定了他一个“反革命破坏罪”吗?办公室主任佟有祥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取消了他预备党员资格,还降了他两级工资呢。你,还有你那亲密助手段连喜,就是靠搞这一套起家的呀。怎么时到今日,你们全变了呢?吴XX和薛才(打人、折磨人有功,当上刑警队长了)这类人物,今天即使真犯下“反革命破坏罪”,你们也会给他来个“缺乏经验,致使把小麦等级定得偏低”的结论。总之,你们当年“左”得那么邪乎,如今就右得多么邪乎──不过这话得说明白,这种右,仅限于对待自己人。至于对别人,比如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你们的态度就一如既往了。

那个“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把“自己人”提上去,出了漏子的时候想方设法保下来。非查不可的时候,派去的人能把大事查小、把问题查没;这边还在审查呢,那边已经在补发工资,“落实政策”甚至提级升官了。

乔文海不过是很多人中间的一个。他在刑警队工作的时候,有一回就丢了一个内装二千元公款的提包,无人证明属实,也没有查究。当粮食局招待所所长不到三年,赔了一万三千多元,有贪污。纪检委书记高云吾去查。银海江找他说:“乔文海的问题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再查啦,让他走算了!于泉生(商业局长,就是市委刘书记那位舅舅)是他舅舅呢。”高云吾说不行,还得外调呢。那位书记说:“现在有个单位要他,是不是就算了?调走,把情况告诉那边。”高云吾照办了。他若不办,会怎么样呢?“黑宋”那案子就是个例子。贪污了两万多斤粮票,查了办了,整党的会议上就批评了办案的人搞“极左”,“逼供信”。

这也是个反常现象。原来办案的人都是吃香的。你看“文革”那些年夹个公文包四处颠儿颠儿地搞外调的人多神气,大都是受信任、要提拔的呀。真是怪着呢,这几年讲实事求是了,查的基本上都是真正有问题的人了,可是办案的人倒低人一等了。市物资局那超大贪污案,中央都派了工作组嘛。可是,同坏人斗争最坚决并卓有成效的姜百峰倒叫人给揍了。打他的不是别人,还是分管物资局的市计委副主任杨作金。那打人的场景也怪奇特的。副主任接连打了姜百峰七个耳光,一边打一边说:“我就打你了!我就是为打你才来的!你再去告呀!我打的就是你!看你能把我杨作金怎么样!”

主持调查这超大案的物资局党委书记于万有倒是还没挨这种耳光。他挨的却是另一种,可以称之为政冶耳光。工作组进驻物资局那天,把贪污分子、局长于喜堂调到党校学习,同时把反对这个贪污最坚决、掌握材料最丰富的于万有也弄到党校去了。

后来,于喜堂还是判了刑.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劳改场。他在看守所里当上了食堂管理员,几乎天天可以到双鸭山来自由活动,乘机还可以到一个情妇家幽会呢。

于万有呢?他的家几次被盗被砸,孩子和妻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迁回湖南。他本人呢:不许他回物资局,说是出于爱护,因为于喜堂在那里的势力太强大了。湖南又回不成,还不如于喜堂呢,人家不管怎么说还有份工作呢。

(四)艰难的搏斗

他得罪了一大群人,还大多是官职比他高的。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体系”经营了不止十几年,应该说是够牢固的了,可是他们并不放心,老是怕来之不易的权力易手,所以眼睛老是盯着那些德才都比他们高出多少倍的老干部。老干部们担任的已经都是虚职了,他们还不放心。市委常扩大会讨论党的十二大决议的时候,不敢安排一次大会发言。选举市人大常委,直到投票的时候,才敢让大家知道候选人是谁,还如临大敌似的郑重警告:投票前不许串连!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想到,当我们党已经有了一条正确路线的时候,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不仅仅是正派的老干部。他们把普通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了。结果,竟让两个小人物把“体系”的大幕给揭开了。

杨玉辰,十几岁上就在粮食部门被打成右派,还不老老实实脱胎换骨,一九六二年见岭东区粮管所有人销毁了全部粮食供应册籍,又跳出来捣乱了。人家粮食局长不急,他却认真起来了,这册籍是“一切合法凭证的核心”,册籍一毁,粮食供应非乱不可。还真被他给说准了:出现了一家人轮流排队买粮的局面。于是只好一次只卖一、二斤,买粮队伍一排好几里长,造成缺粮九十多万斤的后果。他主张追查,他反对写假报告他碍人家事,他得罪了一大群人,还大都是官职比他高的。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先是说他是右派,不宜担任粮食计划调配这样事关重大的工作。那就调动吧。嘿.忽然又变了,取消了他的干部资格,让他到农场劳动了。他想不通,人家却不等他想通,又变了:停发工资。接下来更干脆:给他几十元钱,叫他退职了。这个决定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认识了的那位段连喜宣布的。杨玉辰质问:他:“我有什么罪?就是有错误,不也得给个活路吗?”段连喜的回答很简练:“看你这态度──你等着吧!”:

杨玉辰想:好人挨整。这还有是非吗?共产党解放了他全家,不至于这么对待他吧?想必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他便逐级上访,直到中央。粮食局派段连喜等人两次追捕,家里等着他的是一个全粮食系统科长以上干部的大会。一进会场,就听见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整齐而响亮。你以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吗?不,还早着呢。时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接着就是带上手铐,一根草绳子把双臂一捆,送去“劳教”了。一去就是二年,连家属都没有通知。一家六口人,还全靠他养活呢。

有十年时间,杨玉辰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那正是只许讲阶级斗争、不准讲人道主义的时代。也许目的是为了使杨玉辰的妻子张凤兰也跟他一起经受一番锻炼吧?效果很好。杨玉辰不肯认错,这位非凡的妇女也不肯去劝丈夫认错,咬紧牙把养活一家人的担子挑了起来,承受着莫大的政治压力、人格侮辱和当个临时工都受到的刁难,还要为丈夫的安全提心吊胆──杨玉辰“劳教”归来以后,仍然没有工作,或者虽有工作,报酬和口粮仍被无理克扣。走到街上,什么人都可以打他和骂他,长期的折磨和刺激使他有时神志不清,出了门就找不到家,所以妻子必须常常跟随着他。

比饥寒更难忍耐的,是一家人遭到的凌辱。幸而就是在“阶级斗争为纲”喊得最响、实行得最彻底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和许多干部也没有丧失对于不幸的好人的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和帮助,抵住了残酷的打击报复,使杨玉辰一家得到安慰和鼓励,勉强活了下来。他乘火车去京上访,列车长允许他不买车票,甚至还供应他饮食。他饥肠辘辘,有人送给他食品。他付不起住宿费,省粮食局和报社的招待所还让他长期居住。全家人断炊时,热心的邻人送来的几斤面粉或一盆玉米面,三九寒天一家人没有棉鞋时,早晨开门看到的那五双不同号码的棉胶鞋,尤其是邻居魏殿斌一家人像亲人一般的关怀和资助,都不仅缓和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危机。而且给那间在漫长的严冬里墙上总是结着白霜的屋子里多少增添了一点温暖。他们深知,人们每送来一点粮食或燃料,每递过一个笑脸或几声慰藉,都担着政冶风险。

然而杨玉辰上访十余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他能够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他的实际政冶身份始终是“右派”兼“反革命”。粮食局日益严重的腐朽,仍然无人过问。“体系”的那个法宝──打击报复,丝毫也没有减轻它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威力。

如果这仅仅是杨玉辰一人或一家人的遭遇,也就没有一写的价值了。打击报复.是我们政冶生活中有了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现象.杨玉辰还并未体验到它的全部内容。若按轻重不同的层次排列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带有贬职意义的调动或降职;停止工作,或曰剥夺工作权利;停发工资;人身攻击──造谣污蔑;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政冶陷害;肉体摧残。与此相伴随的,是在调资提级、家属户口和工作安排、住宅分配等等方面,歧视和刁难。.

应该说,正是在中国解放以来最黑暗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中,一些有利于杨玉辰的历史性变化悄悄开始了。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双鸭山一大批老干部成了法西斯迫害的对象。

杨玉辰与前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坚坐到一起、相对痛哭的那个场面,是有历史意义的。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文革”前杨玉辰曾是统战部的管理对象。杨玉辰开始上访时,找过刘坚,刘坚把他支到粮食局。一九六四年九月粮食局开大会,批斗杨玉辰上访,并当场剥夺他的自由,刘坚是在场的,他支持了这一行动。

“文革”开始,刘坚才体验到并且理解了自己过去也执行过的那些“左”的错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四人帮”垮台后,他名义上虽然是市委委员,实际上受到排斥和冷遇,最后连自身的起码权利都遭到侵犯:他的住宅被人强占,下水道被人堵死,电源被人掐断。双鸭山市委对此不闻不问。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常常为自己的处境如此凄惨和双鸭山市党风的败坏痛心疾首。这时,他重新认识了杨玉辰,对杨表示自己的悔愧之情。杨玉辰进京上访,他捐助五十元钱给他作路费。

“文革”中遭到残害的工程师庞秉权,是一位有头脑和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这时对杨玉辰多年来的斗争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他想助杨玉辰一臂之力。他真的做到了。使杨玉辰的战斗力翻了一番。经庞秉权介绍,杨玉辰获得了一位忠实的战友──福利粮库的会计刘金海。

(五)最可爱的人

中国这二十年的历史带来的进步,是人们不那么盲目随从,能够自己判断是非了。

杨玉辰有一句名言:“他们把事情干的太绝了,能把哑巴都逼得说出话来!”

刘金海,就是他们逼出来的一个。你看他那个模样──黑黑的脸盘上老是留着一丝戆笑;一笑大发了,就露出两排被烟叶薰黄了的牙齿,能够看出他是个老实厚道、再“好说话儿”不过的人,根本不是个打官司告状的坯子。他在老家农村里就是当会计的。“盲流”到东北,还是当会计,做事情也像记账一样,稳稳当当,有板有眼。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倔”,就不好办了。

业务上,他是个能手,也是靠天天晚上在灯底下学出来的。也许就因为他太喜欢会计工作又太认真了,他把账目的真实、精确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就把他卷入了矛盾的旋涡。

油米厂的食堂,用不花钱的饲料养猪,小克郎一长长到三四百斤一头,可是头头还都赔钱,这不邪门儿了吗?这个食堂,最多也就十几个人吃饭,可是一亏就是好几万元,这不是向会计工作挑战吗?一查,就查到厂长袁福头上了。食堂的猪场就像给他家办的:他可以随意来牵走一百多斤重的猪,出了毛病还牵回来再换一个。上行下效。那老蔡,一家七口,初来时穷得叮儿当儿的,现在每顿饭没有好酒和四个菜他就不吃。刘金海干工作不怕事多,管的帐一多,就发现这福利仓库就像个大漏斗.国家财富哗哗往外流……

他最初想到的,还是自己的责任问题。当初考会计的时候有一道题问的就是会计的职责,他记得很牢:不和违反财经制度的行为作斗争,会计就和违法乱纪者同罪。于是,他就去找袁福,好言相劝:“你那猪,还是把钱交了吧,不然查到你也不好。我作会计的也不能替你隐瞒。”想不到那厂长把眼睛一白楞,说:“不要紧,出了事我负责!”刘金海那个“大橛子”劲儿上来了:“你负啥责!厂长带头这么干,还搞他妈什么经济核算!”

这一“橛”,就把一级工资给“橛”没了。他刘金海在全粮食局会计考试中名列第二,大部份季度都是先进工作者,这次百分之四十的人提工资,群众讨论三榜都题了名,为什么给拨拉下来?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一层层往上告,人家根本不听他的。这一“告”,又把领导给得罪了。刘金海还不思悔改,继续往前闯。开职工代表会议,需要作个财务报告,本来是股长的事,也是袁福轻敌,让刘金海上台了。他呢,一上去就把食堂的事给抖落出来了:食堂帐目亏损一万四:养猪一项就赔了七千多。袁福等人赶忙制止:这个不必说!可是代表们兴趣大,非叫刘金海说完不可。这就捅了马蜂窝。打击报复又升了级,撵他走。可是,时代毕竟变了。刘金海不走,他们也毫无办法。没强行停止他工作,没扣发他工资,更没送他去“劳改”.

刘金海比杨玉辰幸运得多,他从没有感到过孤立。中国这二十年的历史带来的进步,是人们不那么盲目随从,能够自己判断是非了。在福利粮库,像刘金海一样心疼粮食,关心国家命运,因而痛恨那些败家子干部的人还有很多。看大门的警卫告诉他什么人、在谁的指使下偷运走多少粮食、豆油和木料,搬运工人告诉他自己某一天运出了多少霉烂的粮食,车间里的工人说某个星期一连烧坏了五台电动机,各个单位的会计和出纳则把各种营私舞弊在帐目上留下的罪证向他展示出来。足足有几十个人,一方面不断向他透露信息,同时往他的动力锅炉里投放燃料。

当然,也少不了向那个锅炉里浇水的人。“你跟那杨玉辰一块儿扯个啥?他都闹二十年了,没弄出个什么酸甜!”刘金海咧嘴一笑,说:“现在不一样了──党中央提倡我们和坏人斗,这是一;第二呢,坏人也此二十年前蝎虎多了。不斗,这国家不完了?”“别跟杨玉辰瞎掺和了,他手里那些材料都是虚的。”刘金诲又乐了:“那怕啥?我这里可都是实的呀,我们两个在一块儿,正好虚实结合嘛!”

刘金海老是泯着嘴儿笑,不认识他的人还当他小日子过得不赖昵。他前院儿的邻居,劳动模范朱XX,大春天就吃不完各种细菜,豆角儿都晒成乾儿留着冬天吃。老刘家呢,一年也吃不起一顿豆角儿,全家人就靠一缸大酱下饭,多亏他妻子的娘家亲戚,不然餐桌上就可能一年不见绿。可是刘金海和他妻子白玉芝并不羡慕那位劳模,知道那人是靠昧着良心替领导隐瞒粮库里的严重问题得到赏识和入了伙,才过上好日子的。一到外边下雨,刘金海晚上就得趴在炕沿上观察地上的水势,过一会儿就得爬起来拿盆子往外头舀一阵子水.不然,那水就能涨到炕上来。这也是那位劳模享受不到的乐趣。

他在日记上管媳妇白玉芝叫“爱妻”,那的确是一位可爱的贤妻,对于刘金海不肯同流合污、不拿良心做交易从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还常常给他鼓劲儿呢。常说:“宁肯受气吃亏,也不能拍他们马屁!比这苦的日子,咱们也不是没过过。咱们不跟别人此,跟旧社会比,不是还没要饭逃荒吗?党中央要是听得进去咱们的话呢,再受点罪也值得。要是听不见,还让那些混蛋当家主事,就算咱们这一辈子活该倒霉,也没啥了不起!”别看是个妇道人家,人家在农村也是共青团员,当过妇女主任,比丈夫主意还多,因而时常进行一些指导:“你岈,狗戴帽子你都当是好人!往后看人,得看他背后怎么议论别人,当你面儿哪有不说好话的!”刘金海点头称是,满心佩服,说:“你真是我的好参谋!”这时,爱妻便往往会递过一句酸不溜丢的话来:“哼,谁让我摊上个好丈夫来呢,全家跟你沾光!”又怕丈夫难过,赶忙追加一句:“那能怪你吗?反正咱们没做亏心事,对得起中国人!”

白玉芝心里也憋着一口气。粮库和附属单位用人,得优先录用职王家属。白玉芝在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精明强悍,眼明心细,出酒率此别人高。也因为眼明心细,她发现了酒厂厂长带头偷酒──弄个塑料管儿通到盛酒的大木箱里,下头用塑料桶接着。还没等她揭发呢,不清不白地把她的工作给停了。明摆着呢,是为了打击刘金海──宁肯去农村招临时工,也不能让你家增加收入!白玉芝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从不叫苦,还要把孩子收拾得乾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不露一点寒酸。有难处,全瞒着丈夫;借钱借粮的事一概不让他知道。

杨玉辰头次到他们家来的时候.白玉芝还特地到街里买了几条刀鱼。见她把米口袋抖落光了,老杨心裹很是难受。白玉芝一边做饭,一边说:“杨大哥,现在看来老实人吃不着香,吃亏的事倒包了。你按政策办事,人家就把你当眼中钉。都这么胡来,还能叫共产党吗?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国家不完了吗!”这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们夫妇间常说的。往往是在晚间,他们望着熟睡的两个孩子,说起这个话题。酣睡着的孩子,显得特别可爱。孩子出息得很好,一男一女,又漂亮,又健壮,学习成绩也好。可是国家要是叫那些败家子儿给踢荡完了,这些孩子将来还不是遭罪呀?

刘金海到杨玉辰家里的次数更多些。老哥儿俩一见面,杨玉辰就特别兴奋,把历年来写的材料抱出来,在地上摊开,挑选这回用得着的数字。刘金海呢,慢条斯埋地掏出他的小本子,把近几天收集到的新材料一笔笔念给杨大哥听。然后,两人就研究给北京的第二百几十几封信怎么写。张凤兰呢,一边在外屋下面条,一边侧耳细听男人们的讨论。老杨总是太兴奋.教她不放心。这不,方才他放着自己面前的茶不喝,把客人的杯子端过来喝了。昨天他明明要叫女儿,却不断喊儿子的名儿。他的神经分明有些不正常了。一想到这儿,老杨在大街上被孩子们追打,老杨出狱那天她用最后一点钱给他买的那件褂子被人一把撕破,老杨十冬腊月穿着露脚趾头的破鞋去北京告状……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就又在她眼前出现了。凤兰强忍住眼泪,想使自己从一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她不愿意老杨看那些材料,希望他跟自己多活几年(他这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右派”的问题平了反,孩子也大了.这两年日子才稍微舒心一点),可是她又知道老杨的命根子就在他二十年来为之豁出一切的那场斗争里。不让他干,他就发呆了,他就像没了魂儿似的,那也活不长啊……

两人核计完或者写完又一封信,刘金海这才到马路上去找车,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搭上一趟车。不管怎么晚,他非得赶回去不可,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一定得准时上班。让那些反对他的人找不出一点岔子,是一件乐事。他刘金海敢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儿叫号儿:“不是要整我吗?去查嘛!看我拿过公家一捆草没有!”一身清白.毫无贪图,不依附于任何人,是他的骄傲,叫那些人站出来跟他比一比!

(六)一旦他们强大起来

中国的小人物们,手里的权要是再多一点儿,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啦。

刘金海说:“坏人还是怕好人。”为什么呢?油米厂帐面上那二万四千元,是粮库几个领导人心上的一块病,老来找他。现在是求他了:把食堂的帐核销了吧!刘金海说:“不行,还没查清呢。”袁幅说:“那么多年了,谁能查得清!”“怎么查不清呢!我就能查清。三座大山都推翻了,这么点小土堆弄不平它!你去告诉张局长,给我配个人,我准能查个水落石出,还保管不怕得罪人!”过几天,袁福又来了:“不核销不行了,不能老在我帐上挂着。”他有点动火了。刘金海说:“急什么,慢慢说嘛。这事儿还是我告发的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先搁着呗。”袁福给点了根烟,叫他抽,抽就抽。这回是恳求了:“老刘啊,帮帮忙,把那玩意给核销掉得了!”“你老找我干啥?我得听局里的。你叫局长开个条子,命令我核销,他签了字,我一定照办。”哪个局长敢签这个字?就这么着,翻来覆去多少回,刘金海运用他手里那么一丁点儿权,那些人硬是没有办法!

中国的小人物们,手里的权要是再多一点儿,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得多啦,杨玉辰和刘金海现在正在做的事,也许就在起一点儿这种作用。可是眼下他们还是不能不听到官职高几级的人说这种话:“你们上访顶个啥!谁听你的?你上北京跑一千遍,看谁能给你解决问题!到哪儿去告,也得我粮食局党委给你办才算数。你还能上联合国?”这种话,多噎人!也有点儿令人寒心哪。你还不能不承认它里面有一定的道理。杨玉辰这二十年跑碎了多少双鞋,他的命运不还是攥在人家一级党委的手心儿里吗?国内各地有多少申诉信转来转去最后落在被告人的手里!说句公道话,双鸭山还有了很大进步呢,至少刘金海不会被抓去“劳教”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走出几百里,因上访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就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要说违反宪法的事,双鸭山还有一丁点儿:杨玉辰从北京写给刘金海的信,教人家给偷拆了。那是人家自己暴露的,可见偷拆个信什么的算不了什么。那天,宗经理对刘金海说:“老刘,你又和老杨往‘人民日报’写材料告我啦?告倒我们,能有你们啥好处呢?能当个局长?再说,你也告不倒嘛。”问他怎么知道的,说是看了杨玉辰从北京发来的向刘金海要补充材料的信。怎么看到的呢?“在厕所里拣到的。”

有时候两种人不能相互理解,就像两种不同的动物一样。宗XX认为刘金海是想弄个局长当当。还有人说:“给杨玉辰一个科长,他就老实了,不会告状了。”还有人说,这些人染上了上访的瘾,吃到甜头了,成上访油子了。

其实他们是逼出来的。那上访的日子是好过的?有人一听“这人是上访的”,恨不得地遁了才好呢,就像碰上染了鼠疫的耗子似的。形像的确不很雅观,往往是蓬首垢面,满面晦气。夜卧站前广场,空气倒很流通,可是不是太冷就是太饿,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收容”起来。

宗XX同志,你们若是收敛一点,比方说,偷偷盖几间房自己住住,而不要再拿八万斤酒糟去换地皮,用公家的砖和廉价木料盖房子,又一转手高价卖给公家(说“这是我爹盖的”);你们若是把坏事干得隐蔽一点,别那么刺激人;你们若是逐渐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对国家财富的掠夺和糟蹋,杨玉辰和刘金海式的人物就会少起来,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冷淡下来,他们本人的“上访瘾”也就会慢慢戒掉了。中国老百姓是很宽容的呀。

可是你们不,失职、渎职和公然毁灭国家财物的行为还在逐步升级,这教人怎么消得了这口气。一九八三年春天,一家伙就坏掉了几千吨上好的包米碴子!这可是历史最高纪录呀。你们不承认,统一口径,把数字缩少为三百三十二吨;你们不检查,工人跑去粮食局告急,你们的人还在办公室打扑克玩儿呢。

你们这就是双重的犯罪了。经济破坏和往共产党脸上抹黑。你们去听听双鸭山的群众和干部在说些什么……

(七)还有几片乌云

那些科长、局长、厂长什么的,都是属猪的,给他们一点麸子就能喂住。

咱们先得交代一下:前文中所写的所有现象,二十余年来都是秘而不宣的。近几年有案可查的,是一位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对口赛’还是‘对口吃’”,批评商业系统大吃大喝的。此外,市、省和中央报纸上对双鸭山的报导,大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对口吃”一次,算得了什么,可怜那位作者先是被市民们当作英雄般敬佩,可是没有几天,他一倒霉,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可笑的唐吉诃德了。从此,六年来所有报纸对于我们前面所写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保持缄默。所以,我们敢担保,如果双鸭山市人民中间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人民日报”一月六日发表第一篇揭露双鸭山问题的文章)以前对于本市党政领导有什么不满,责任就不在报纸。

看来,至少在双鸭山,至少在以下问题上,人们精神上消极的东西不是来源于可怕的文字,而是从一些比文字更生动、更坚硬、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源源流入人们的头脑的。

一位长年在粮食系统工作的党员干部说:“眼看着这些人把党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发疼呀。好好儿一个党,斗争了几十年,能自己把自己打倒?……我有了厌世情绪……”

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一位女同志说:“工人党员绝大部份都是好的,就是这些干部把党的形像给破坏了!整党,不搞运动可以,可是不能便宜了那些坏人。非开除一批不可!”

再听听工人的。六十年代,杨玉辰在砖厂当过几天临时工,身上缺衣,肚中无食,累得直卡跟斗。一位名叫赵锡奎的四级老窑工,一只手残废了,用另一只手扶他到自己家里,从此成了至交。后来,当妻子一看他弄揭发材料就心烦的时候,杨玉辰就把刘金海领到老赵头家里,在那儿一宿一宿地写。老赵头后来得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把老杨和老刘找来,说下了他这辈子最后的几句话:“……那些科长、局长、厂长什么的,都是属猪的。给他们一点麸子就能喂住,什么原则不原则、政策不政策的,都不在话下了。你们揭发人家,碍了人家的事,人家还不千方百计干掉你们!现在科级干部肥了,局级干部更不用说了,他们连搂(钱)带搞(女人),就没有人能制服他们,一个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那些要德没德、要才没才的人,多年来混在党内,不干好事,只会败家,这是党和人民的祸害呀!‘人多架不住死,家大架不住败’,现在那么多败家子儿钻在党和国家机关里,自己干坏事还不算,还作假案,害人灭口,不想个万全之计清掉他们能行吗?……杨老弟,你和金海俩要好好干,把力量合起来,千万别泄气。你们不成功,我死不瞑目呀……”。

那些人不怕给个“党内警告”、“建议行政撤职”之类的处份,却害怕大名在报纸上和人民见面。一九八O年以后,杨玉辰和刘金海偏偏把工作重点放到党报上。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人民日报”记者两次到双鸭山市采访。一九八四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报导揭露双鸭山市粮食系统和党内生活的严重问题。黑龙江省领导机关已经派出调查组到双鸭山来,目前.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双鸭山市的干部和群众正以极大的期待注视着调查组的工作。这些年,省里、市里的调查组、工作组什么的也没少来,但愿这一次不要再把问题给查没了;也不要像有的省那样,把文章里写的一条条全给推翻了,说“批评全部失实”,三年以后再翻过来,承认“全部属实”。

群众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听到有人大骂记者,市里又风传“杨玉辰、刘金海和夏重义都给抓起来了”;一些声名很坏的人还在荣升;新任副市长宣布对有严重问题的企业“不追究个人责任”。于是,就不免怀疑:“用自己的刀割得了自己的尾巴吗?”

但是,形势还是使人乐观的。人们看了报纸上的批评,不是灰心丧气,而是精神更加振奋。粮食局的问题还未结案。揭发供销联社、外贸局和公安局的问题以及双鸭山市“三种人”和帮派势力、组织路线问题的信,又源源不断地飞向报社。

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那是赖不掉的。

有时候你想保,怎奈那被保的人也太不争气。本来想否掉“上千吨”玉米发霉变质,已经打道回府了,那边来了长途电话:“不是上千吨了,根据计算.发霉变质的粮食上万吨了!”想否掉玉米,又来了电话:小麦也出了问题──五千斤小麦生了虫子,有人还把每公斤小麦生虫“一七”至“二二七”都给计算出来了!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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