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龙应台在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多处引用《雪白血红》中的细节,这本报告文学作家、军事历史学者张正隆在二十年前完成的旧作,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九十年代初,我从一名读军校的朋友那里借到的是一本粗糙的盗版的版本。匆匆读完之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该书斗胆为林彪翻案、肯定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累累战绩,而是长春围城的惨烈与血腥以及作者对内战的本质的深刻反思。张正隆是一名体制内的军事史家,还原历史真相、用人民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历史观来透视历史,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气。他搜集了大量珍贵史料,采访了大批亲身经历战争的国共将领、士兵和民众,于一九八八年完成《雪白血红》一书。虽然那时的意识形态管制相对宽松,此书仍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直到二零零二年,此书才辗转在香港出版。

一将功成万骨枯,国共内战非义战

长春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北方城市,是森林之城、大学之城和汽车之城,也是整个东北地区最有文化气息的城市。然而,在国共东北大决战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一场近代以来最可怕的“不开枪的杀戮”。五个月的围城,长春市的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中共官方的数字承认饿死了十二万人,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则报道死亡的百姓达到十五万人。富人早就逃走了,死难的大都是穷人。当时共军方面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一九四八年的长春,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和一九四一年的莫斯科一样,惨绝人寰,宛如人间地狱。张正隆将饥饿的长春与遭到原子弹打击的广岛相提并论:“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用五个月。”在九秒钟之内死于原子弹,在五个月之内死于饥饿,那种死亡更加痛苦呢?有时候,人类的痛苦无法轻易比较出轻与重。可是,前者是国与国之间生死存亡的交战,后者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战,如果“内战”比“外战”还要残酷,内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某一政治势力的崛起必须以千百万人的死亡为代价,幸存者们又如何相信此一“新政权”怀有为万民谋福祉的善意呢?

因为长春防守坚固,守将又是抗战名将郑洞国,毛泽东定下的战略是,将其围成一座“死城”。不放饥民通过封锁线,让饥民消耗城中守军的粮草,从而让守军军心动摇,以此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然而,这一精明的策略必须付出牺牲数十万普通百姓的代价。东北战场共军的主帅林彪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说:“饥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城内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据活过来的人回忆,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龙应台为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访到《长春地方志》的编辑委员于祺元,围城的时候他只有十六岁,有一天在市中心的野地上远远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此种惨状,便是日治时代也没有发生过。连铁石心肠的林彪,最后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但报告上交给毛泽东之后,始终没有回音。在毛泽东心中,惟有个人的权力,他从不把别人的死活放在心上,包括他自己的亲人都可以被无情地牺牲掉,那些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草民”又算得了什么呢?

春秋无义战,国共内战更非义战。相比而言,国民党比共产党还是要“次坏”一点,因为不够凶蛮、不够狠毒,国民党便成了失败者。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以暴易暴”,秦灭六国、蒙元灭南宋、满清灭南明、国民党的党军北伐颠覆北洋政府,无一不是大刀之下或枪杆子里出政权,而非文明战胜野蛮。再加上近代以来严复错译《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当作社会发展的“铁律”,人的生命在此一价值体系中更是卑贱如尘埃。胜利者往往是最“恶”的那一方:毛泽东比蒋介石“厚黑到底”自不必说,即便是攻城的林彪、萧华也比守城的郑洞国、曾泽生更加残酷无情。滇军名将曾泽生因“不忍”而被迫“起义”,中共建政之后,他再次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之痛:他的子弟兵被毛泽东以借刀杀人之计派到韩战前线充当炮灰,他却只能充当“沉默似金”的寓公,郁郁而终;抗日名将郑洞国没有“杀身成仁”,一直活到一九九一年才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在回忆录中他对长春围城的经过一笔带过,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吗?那么,胜利者那一方呢?龙应台写道:“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刃血’的光荣解放。”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道,中共大将粟裕说,利用饿死平民百姓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此后在“若干城市采用”。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中共将领们,此后大都被冤魂所缠绕,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太久:彭德怀、贺龙、林彪、陈毅、粟裕、罗瑞卿……哪个有好下场呢?哪个不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呢?

我们都是长春围城中的难民

从长春围城到六四屠城,胜利者似乎以胜利证明了杀戮的“必要性”。然而,历史的阐释权不应被胜利者所垄断。张正隆和龙应台的可贵,便是为失败者写历史,给予失败者和受害者以充分的尊重。在美国,站在南方的立场上描述南北战争的著作汗牛充栋,以死于战祸的普通士兵和百姓为主人公的著作更是举不胜举。然而,在中国,张正隆和龙应台的著作之所以引起震动,恰恰是因为此类著作寥寥无几。张正隆追问说:“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火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粱米撑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党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当中,有几个人像张正隆那样苦苦探究真相、追问真理?长春围城的惨剧之所以施施然地发生并且大部分国人不以为耻,是因为中国人从来都轻视生命的价值,没有一种将个体的生命、自由和尊严看得高于权势和权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正是中国两千年来“成王败寇”的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近代以来中国几次宪政转型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缺失。

长春围城不是一页已经完全翻过去的历史,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人都是围城之中的难民,即便没有挨饿受冻,但有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呢?当下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便是:缺乏社会公义,以暴力为旨归,不顾弱势群体的死活,压榨底层民众的空间。虽然是和平年代,但社会秩序和规则完全尊奉战争状态中“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那一套,正如梁丁在一篇评论时下流行的电视剧《蜗居》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虽然知道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整个的社会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物质社会、金钱社会,而不是一个规则社会、价值社会,来保证大多数人能够有合适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会展现出最接近自利本能的原始性,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法则,像诸如厚黑学、成功学、关系学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因此,道德崩溃和价值解体几乎就是一种通行的社会状态。”所以,尽管当局口口声声地说“稳定压到一切”,但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长久的稳定呢?

只有告别暴力,方能重建生命伦理

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圣经中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因被上帝所造、被上帝所爱,具有上帝之形象与气息,而不能被奴役、不能被侮辱、不能被屠杀。这就是人的价值的支点,这就是民主宪政制度的支点。无论社会如何进步与发展,都不能挪开这一支点。以此来衡量,建立在杀戮了千百万同胞的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义的政权,而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绝不能重蹈此覆辙。在社会进程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被牺牲的,即便是一名残疾人或智障者,即便那个所谓的目标是地上的天堂。

有一名维权律师说,孙志刚死得值得,因为收容遣送的制度毕竟被废除了。我反对说,我宁愿这一恶劣的制度没有被废除,而孙志刚仍然活着,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在上帝眼里都至为宝贵,人的生命不是那种可以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还有一名维权律师在论及邓玉娇案件时说:“暴力因素经过不断的提存,发展出来一个对中国历史上侠义道精神的回复和弘扬的正当防卫模式。”他还极为夸张地论述道:“在邓玉娇案件中,草根维权正在从边缘朝向中原挺进,维权运动经略中原的目标正在逐渐实现。无论是从地域整合,还是从街头整合、系统整合上来讲,中原正在失守。湖北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邓玉娇事件发生在湖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对暴力的赞许,这种把活生生的人看作棋盘上的棋子的思路,这种将人的生命和尊严“象征化”的视角,让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再往前推进一步,不就跟当年的共产党一模一样了吗?当年,共产党不就宣传说: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新中国,一群人可以被牺牲掉、一个阶级可以被牺牲掉吗?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在价值上早已被共产党克隆了。

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人观”、如果没有在“爱神”之下的“爱人如己”,反抗者蜕变为压迫者、受害者转化为加害者,将如同川剧绝活“变脸”那样,在瞬间就可以完成。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荣耀和人的尊贵,我们的非暴力的理念将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随风而逝。台湾党外运动的先驱者林义雄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活的见证:当他的双胞胎女儿和母亲惨遭歹徒杀害之后,他并没有陷入仇恨与苦毒之中,相反,他让当年的杀戮之地变成了一座充满祝福与宽恕的教堂,他还将祖居建成了一座民主纪念馆和资料库。台湾的民主化与和平转型,不是单单靠蒋经国这样的当权者一时的“慈悲之心”,更是靠无数像林义雄这样的民间英雄选择进窄门、走义路。如果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要避免暴力、流血和战乱,告别同室操戈、彼此杀戮的宿命,避免重演从长春围城到六四屠城的一幕幕惨剧,我们当谨记林义雄的忠告:“一个缺乏德行修养的人不可能执行非暴力手段,一个缺乏是非公义的社会,也没有力量支持非暴力运动成功。当然,一个非暴力的信仰者,如果处身一个非公义的社会,仍然能为后世留下一个典范,仍然能立下一个坚硬的踏脚石,让后人继续他的脚步,只是他必须领受当代人加给他的‘失败者’或‘罪犯’的名称。”我们有没有甘当“失败者”的信念与信仰呢?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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