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如此评价旅居德国的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她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自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确实，米勒的小说像是诗歌与散文的结合，有诗歌那样丰富的意象和跳跃性，也有散文那样的冷峻和直抒胸臆。《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就是这样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像侦探小说一样危机四伏，让读者心跳加快；又像音乐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吸引读者“物我两忘”。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阿迪娜在学校做老师，克拉拉则是工厂的工程师。有一天，克拉拉爱上了已婚的秘密警察帕弗尔，而帕弗尔的工作是监视阿迪娜和一群不安分的音乐家。于是，两位女友之间的友谊陷入危机中……
罗马尼亚版的《一九八四》
齐奥塞斯库统治末期，外强中干的罗马尼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用作家马内阿的话来说，“警察线人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一招募战役已经加速”。呈现警察国家的生存处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种是米勒的《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奥威尔并没有在极权制度下生活的经验，所以他选择用寓言式的、漫画式的反讽来影射苏联社会。薄薄的一册《一九八四》中所蕴含的能量，几乎与厚厚的几大卷《古拉格群岛》相等。在一九四八年苏联挟二战胜利国之威不可一世的时刻，奥威尔却先知般地给出“一九八四”这个遥远的预言，苏联的崩溃仅仅比这个时间节点晚了七年。寓言的真实有时甚至胜过现实的真实——《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不就比斯大林无数的肖像和雕塑都更加真实吗？
而米勒本人曾经在恐惧、屈辱与绝望的罗马尼亚生活了多年，所以她选择用写实的、冷静到冷漠程度的笔调来描述这个铁幕背后的国家的日常生活。小说中的每一个小标题都是一个隐喻，比如“没有脸的脸”、“你什么都不要说”、“我的头是黑暗的”、“透明的睡眠”等等。在作者不动声色的描述中，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罗马尼亚民众痛苦、困顿乃至麻木的精神状态。所以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堪称是一本“罗马尼亚版的《一九八四》”。
小说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秘密警察帕弗尔回到家中，带回巧克力、黄油、香烟等高级食品。妻子抱怨说：“我已经跟你讲几个月了，你要到学校去一次，你必须和老师谈一谈。大家都给老师送咖啡。女儿说，只有我们没有送。送不送在分数上就能看出来。”帕弗尔冷静地回答说：“咖啡她别想要，或许该给她来一下，我要是和她谈了，那就应当她送咖啡给我们了。”
学生分数的高低居然与家长送礼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可见，社会上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学校里。而帕弗尔敢于拒绝这种腐败，并非因为他本性正直，而是他可以用秘密警察的权力去恐吓老师。拒绝腐败要靠更大的腐败，这就是专制社会中最为吊诡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情节便可以看出：无论在工厂、学校还是家庭中，基本的道德伦理已经崩塌，人人都想往上爬，并不惜伤害身边比自己更弱的人，正如马内阿所言：“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告密者的花名册渐渐类似于一次人口普查。”尤其是享有特权的阶层腐化堕落、作威作福，即使是门卫乃至仓库保管员这样握有微小权力者也可以肆意鱼肉人民。这样的生活方式凝固成了一种常态，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也日渐模糊，一如米勒写给中国读者的文字：“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
因为恐惧而产生的爱情
那时的罗马尼亚，外表固若金汤，内在却风雨飘摇，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指出：“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狐狸那时已是猎人》中的两个女主角，可说是两种不同人生选择的缩影：阿迪娜热爱自由，放弃了在远方军队中服役的未婚夫，而与一名年轻的音乐人相爱，并为此受到监控、恐吓，乃至生命的威胁，双双走上逃亡之路；而克拉拉不满足于工厂里压抑的生活，甘愿委身于一名已经有家庭的秘密警察，以获得相对的安全和保障，但最后她还是被对方所抛弃。
阿迪娜生存处境的恶化，与她衣橱中的那个狐狸皮毛的围脖直接对应。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围脖被悄无声息地割短了一截。这一细节所象征的，正是步步紧逼的生命威胁。阿迪娜的遭遇应验了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书中的感叹：在一个一切都如此荒唐的世界里，在一个残缺畸形的假面舞会上，那些固执地要讲出真相的人显得多么可笑又可怜！直面荒唐能消灭荒唐吗？那个无处不在无恶不作的魔鬼仍然在威胁着人们。即使他不直接杀死他的敌人，他也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毁坏，让每个人都在这场闹剧中窒息而死。在这个肮脏的政权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幸免于难的？怎样才能幸免于难？那些挣扎着逃生的人不仅受到暴君和安全局势力的威胁，同时还要提防别人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及讽刺挖苦，这些秘密武器同样可怕。
克拉拉呢，她真的爱那个阴险毒辣的秘密警察吗？而那个企图将阿迪娜置之于死地的秘密警察，真的爱克拉拉吗？克拉拉问帕弗尔：“你们在寻找你们的牺牲品吗？他们所说的，其实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想的，也包括你。”帕弗尔说：“我们大家都是牺牲品。”他答应等齐奥塞斯库死后，局势变化了，他就离婚，然后娶克拉拉。克拉拉说：“他会活得比我们大家都长。”帕弗尔遂告诉她一个国家机密：“他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我是从可靠渠道得知的。”这段话是这个秘密警察一生中所说的惟一的真话吗？读者可不能被他迷惑了。在小说的最后，帕弗尔盗用他审讯过的一名囚犯的身份潜逃出境，他知道自己作恶太多，不可能不受到清算。他不会为了“爱情”而冒任何的风险。
因恐惧而产生的爱情绝对不是爱情。克拉拉沉迷于其中，阿迪娜却一眼便洞穿了其本质。阿迪娜追问说：“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上床？”克拉拉说：“你不了解他。”阿迪娜说：“我不了解的是你，我所了解的人中，肯定没有你，我原以为了解你。”她接着大声说：“你在和一个罪犯睡觉，你和他一样，你的脸上有他的影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当“你的脸上有他的影子”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生活已经被他所毒化了”。
两人之间还有一段最后的对话。克拉拉说：“帕弗尔保证过，他知道，只有在你不出事的前提下，我才会爱他。”阿迪娜说：“他强暴你是带着任务的。他要的是我们两个，一个在冬天，一个在夏天。每天他早晨醒来的时候，头脑里就像有两个眼睛一样，有两个愿望，对男人，他的拳头是坚硬的，对女人，他下面的那个东西是坚硬的。”克拉拉维持这段爱情的理由，只剩下保护阿迪娜。但是，两人还是走向了决裂。不过，克拉拉在最后一刻为闺中密友送去了抓捕将至的纸条，救了阿迪娜一命。这是她的自我欺骗式的爱情的惟一结果吗？
那个没有出场的独裁者
在小说中，独裁者没有正式出场，只是通过一个军官家的女佣的口讲述了独裁者的一些生活习惯：他所到之处要消灭鸡和狗，因为鸡和狗的叫声会让他情绪失控；他看到一个湖泊就命令填平，因为湖泊中长不出玉米来……独裁者虽然隐身，却在幕后操纵所有人的命运，直到他自己玩火自焚为止。米勒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一文中愤怒地谴责说：“他是国家的王，在河界将生与死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让训练有素的猎犬撕咬那些企图越境的逃亡者，让他们暴死荒野，当农人在收获时发现的已经是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他命令手下沿多瑙河追捕逃跑者，让船桨把他们碾碎，去喂鱼和海鸥。都知道这一切天天发生，但谁都没有证据。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阿迪娜和保罗被迫亡命天涯，就在那张网即将收紧的时刻，他们突然在电视中看到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的画面。
独裁者夫人说，我像爱我的孩子一样爱你们。独裁者沉默，把皮帽子戴在头上。然后荧光屏上有子弹飞过。墙壁被打烂，空空荡荡。米勒用她最为经典的、惜墨如金的短句描述了这一场景：“两个老农民躺在地上，鞋底冲着房间。围着他们的头站着一圈沉重的士兵皮靴。她的真丝头巾从头上滑到了脖子上，他的皮帽子没有滑，这是第多少顶帽子，这是最后一顶，最后相同的一顶。”
此刻，整本书最大的寓意终于揭开了面纱：狐狸就是人民。在统治者眼里，人民是可以随意猎杀的、无法反抗的狐狸；殊不知，狐狸和猎人之间的转化，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狐狸当时已是猎人，狐狸永远都是猎人！
然而，米勒却不允许读者沉浸在独裁者垮台的喜悦之中。火过后依然是冰：“那支禁歌已经唱遍全国，它现在反而有了哽喉的味道，于是它哑了。面包店前的队伍依旧长长……一件大衣套进了另一件大衣里。”米勒以刀锋一样凌厉的眼光发现：齐奥赛斯库虽然倒台了，但舞台上只是换上另一些面孔，人民的生活依旧艰苦，真正的自由远未到来。美国政治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指出：“在罗马尼亚，至今仍然没有一个非前共产党机构干部的政治人物获得过政权。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就是没有决裂。”换言之，罗马尼亚的民主化以最剧烈的方式发生，对旧制度的触动却最小。政治学者与文学家在此处“英雄所见略同”。正是因为如此，米勒不是一个单纯地控诉已经过去的专制历史的作家，她所质问与揭露的乃是“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她所要驱除的乃是独裁者投射到我们每个人脸上的阴影。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