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与尉天骢老师见面，是在一个人很多的两岸作家论坛上。那时，以我对台湾文学的粗浅理解，知道尉天骢是文坛前辈，与陈映真友善，基本倾向是左派和统派。因此，我有点“敬而远之”的意思，生怕他在我们这群来自中国的作家面前唱“中国崛起”的赞歌。后来，仔细读了尉天骢的散文集《枣与石榴》，才慢慢理解他真挚的故土情怀和对人性温暖的向往，他并不是“大一统”的僵硬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的俘虏。允晨文化总编辑廖志峰曾跟我谈及很多台湾文坛的人物，惟有谈起尉天骢时，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而敬重。按理说，廖志峰在政治光谱上是深绿，与尉天骢并不一致。我想，一个能让政治理念迥异者肃然起敬的人，必有其特殊的人格魅力。
几年后，读到《回首我们的时代》一书，我才算真正认识了尉天骢。封面有这样几句话：“一个悲而不敢哭泣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你想像得到吗？能想得到，你们才能懂得那时代知识分子的寂寞及悲壮的所在。”这本书写的是文坛旧事，人物有台静农、杨逵、高阳、无名氏、聂华苓等“前辈的前辈”，更有黄春明、叶笛、王祯和、纪弦、商禽等作者的同辈，他们都已经成为台湾文坛的传奇。他们是如何相拥取暖，横渡那“道路以目”的时代？这本书堪称一部活生生的台湾文学史。我在上大学时，最不喜欢的课程就是文学史，那种刻板而冰冷的教科书，方阵式地排列着若干作家的生平履历和着述名字，一一都要背下来供考试之用，能不让人望而生厌吗？那时，我不知道文学史还有另一种写法。如果大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改成像《回首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心灵史”，这门课程一定对学生最具吸引力。
随处容身足草庐，孤岛亦可成大陆
我生也晚矣，入北大时，未能听到成长于“五四”的那一代大师授课。吴组缃、林庚、游国恩、魏建功等“民国遗民”，或已凋零，或隐居不出。而比我年长两代的尉天骢，在台湾却有幸与台静农等承接“五四”自由主义遗风的学者和作家求教、请益，那不仅是知识学问、更是精神气质的薪火相传，那样的经历让我羡慕不已。
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却不愿留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而是漂泊到孤岛台湾。台静农并没有像黄宗英那样亲耳听见毛泽东对“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要么“进监狱，继续写”。不过，台静农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比后来受尽羞辱甚至丧失生命的左翼文人如郭沫若、老舍等人更加透彻。
当然，到台湾并不意味着台静农认同国民党的统治，他只是“两权其害取其轻”罢了。或者用他那《世说新语》式的解释：“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花费就省了。”其实，他的言下之意是，台湾的自由虽然少，但毕竟还有一点。
一九四八年，台海风云突变，台大亦风声鹤唳。许寿裳惨死、乔大状自杀，台静农临危受命，继任中文系主任，之后执掌中文系二十年。台大学子张淑香回顾说：“当时那一片清畅自在的生机，实在就是来自老师本身磅礴开阔的气象，醇雅豁朗的风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种无言自化的启迪。”有一段时间，台静农家门口总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不少人以为是情报单位派来监视他的。台静农解释说：“那是因为我对门住的是彭明敏。”是耶？非耶？惟有当事人知道。后半生在台湾的生活，他一言以蔽之，“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年矣”。
在尉天骢眼中，后半生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不谈鲁迅、也极少对现实政治发言的台静农，表面旷达平静，内心亦有悲悽的一面。台静农晚年潜心于研究古代文学史和书法艺术，与遁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古代服饰史的沈从文，是一样的无可奈何与洁身自好。台静农写了关于晚唐书法家杨凝式的论文，他自己的生活，不正与杨凝式一样，“周旋于豺狼狐鼠间”吗？台静农研究魏晋文人，却比鲁迅看得更透——鲁迅心仪于那种“专门跟黑暗捣乱”的态度，台静农却不同意“以个人的堕落来摧毁整个社会的做法”。尉天骢引用台静农在《嵇康论》一文中的说法：“文人之于政治，往往认识不够，热情多于冷静，主见胜于客观，既不能有抗争的勇气，又没有容忍的气度，又要从夹缝中寻觅自全之道，即时暂时遭到了避难所，终不免为人所击倒。”尉天骢显然心有戚戚焉。暴政肆虐，人生实难，路在何方？
危难之中方显出士人人品之高下。在三十年代，台静农曾三度入狱，对专制政治深恶痛绝。尉天骢特别欣赏台静农对专制者心理的剖析：政治人物统御世间，总希望别人听话，老老实实地作奴才。人能自污，便表示自己没有出息。专制政治之所以败坏人心，这是其中一大原因。政治人物对付人有一条规律：你一进入他的世界，不作臣仆，便是叛逆。你一对他有所违反，他便以“害时乱政”作为杀人的藉口。这藉口到了现代就变成“思想有问题”。专制制度肆虐，最大的罪过乃是荼毒人心。人麻醉自己，麻木久了，便习以为常地变成无耻。无耻文人，就是文痞，“文痞之人虽然有的也很有才华，能够吸引众人耳目，甚至以反叛而自鸣得意，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视为锋头人物，但总起不了正面的作用；其根本毛病便在对人对事缺乏诚恳”。这种人的典型代表，就是李敖之流。李敖处于困境时，台静农对其施以援手，他却恩将仇报，对老师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上演了现代版“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此前，台静农给自己的居所取名为“歇脚庵”，以为台湾只是暂居之处，不久就能回到早年求学并任教的故都。谁知，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年，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他请张大千另题斋名，写了一方“龙坡丈室”的小匾挂起来。他解释说：“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这，就是渡海而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志与气节。
热爱文学，就是热爱自由
既然书名是《回首我们的时代》，着墨更多的主人公当然是“我们”。这群人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是冰封期，解冻的声音隐隐从远方传来；那是交替期，旧制度按惯性运作，新制度还未分娩而出。那个时代，他们正年轻，他们不是在政治第一线抗争的党外人士，他们把梦想和激情倾注到稿纸上。他们不是先知，不是斗士，没有改变社会和书写历史的豪情壮志。但是，他们不能忍受这个世界的压抑、单调和沉闷。他们的呐喊和歌唱，让那个时代的文学惊涛拍岸、生机勃勃，正像文学史家陈芳明所说：“没有这些作家，六零、七零年代的批判精神，恐怕会出现缺口。他们被记录下来，是因为在曲折的命运中，倒影着苍白时期的飞扬与挫折。”
在那个时代，热爱文学是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爱好。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不可能靠写作来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文学是这群人的“兼职”，更是“志业”。小说家子于是建国中学的数学老师，大半生都居住在用仓库隔出来的一间蹇逼的教师宿舍里。建国中学几乎所有数学差的或是对数学不感兴趣的学生，都想办法转到他的班上。有学生回忆说：“傅老师啊，有时兴头一来，整节数学课讲的都是鲁迅，还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那可是读鲁迅的书会被当成匪谍的时代，倒是没有学生去告发他，校方对他的不同寻常的教学方式亦吞舟是漏，而他教过的学生在人文学科方面出了不少人才。我在台北时，曾住在建中旁边的友人家中，晚上散步常常经过，不禁想：一墙之隔的地方，就住过子于那样的人啊。
被尉天骢形容为“府城的李白”的诗人叶笛，似乎永远是那个在台南夜市的灯笼下弹吉他的忧郁青年。他们一起喝酒，酩酊大醉，尉天骢为此耽误了去金门服役的时间，差点被关禁闭。尉天骢感概说：“那个时代虽然笼罩在戒严的窒息之中，但人与人无法抑制的关怀，以及浪漫的情操，却也相对地不时显露出来。”叶笛是个真正的诗人，所以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女儿说老爸是个爱哭的人，那时，大陆刚刚开放，冰心带一些作家到东京访问，讲到“反右”和“文革”时被整的经过，叶笛在下面听，听着听着就跑出会场哭了起来，直叫：“人整人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而五十岁就英年早逝的小说家王祯和，一辈子都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他去世前夕，因为化疗无法开口说话，仍然掏出笔记本，急切地与尉天骢笔谈：“我很后悔，在写作中有时过分嘲弄像《嫁妆一牛车》中万发那一类的小人物。他们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我竟然那样对待他们！”他的爱，已经扩展到书中的人物身上，因为这些人物的原型都是他朝夕相处的乡亲。比起鲁迅的刻薄来，王祯和更有一种爱人如己的怜悯。他的真实和真诚，在以后时代的作家身上还能找到吗？
那个时代，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穷”是文学青年的“通病”。不过，再穷，也能穷中作乐。尉天骢深情地描述说：“那时台北也有几家咖啡馆，但没有人有能力进得去，彼此想见的地方不识公园的大树下，就是火车站的休息室，谁口袋里有钱就邀请大家去吃路边摊，一碗米酒大家轮喝，花生米、豆腐干是随手就抓的。”在这些文章旁边，大都配着老照片，照片里的人物，看上去很土，不像是文采飞扬的作家和诗人。尤其是他们当兵时的合影，让我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六四”之后北大新生被强迫参加军训的岁月。士兵与诗人，原本是最遥远、最冲突的两种职业，这群人偏偏不尴不尬地兼而有之。即便如此，在紧张的操练的间歇里，诗歌还是如泉水般涌出。那些年轻的、热爱自由的心灵，就是用钢绳铁索也不能束缚之。
在台湾与中国的拉扯中捍卫人的尊严
这本书，既是写朋友，也是写自己。尉天骢少年时代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教育，十多岁才随家人渡海。早年，他有浓得化不开的、士大夫的天下和家国情怀，也曾深受左翼思潮影响，慢慢地，才吐故纳新、脱胎换骨，如他自己所说，像《封神榜》中的哪吒那样“折骨还父、折肉还母”，终于确立起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终极价值。
书中有一段话揭示了这种变化的脉络：“少年时看戏，看到岳母在儿子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心中觉得非常气节凛然，但在自己有了儿子以后，才感到那种母爱真是人世间最大的荒唐。至于〈赵氏孤儿〉中的那种拿自己婴儿为主子的儿子替死效忠的作为，再怎样解说，都无法令人看得下去。”尉天骢经历了价值重建的过程，将爱倾注于台湾的斯土斯民之中，同时不忘记对中国的关切，陈芳明评论说，“他比任何一位知识份子，还更具有深沉的台湾感情。对岸中国的不断崛起，并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他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中国，而真正背叛理想的反而是中国共产党。他总是密切观察，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与天安门事件何时能够获得平反。”
在此过程中，尉天骢与老友陈映真分道扬镳。二零零六年，陈映真要到北京长住，他们小聚话别，除了聊家常以外，已话不投机。尉天聪艰难地将“文学的陈映真”和“政治的陈映真”区分开来，对后者，坦率地评论説：“一九九零年，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官方的陪同下参观了很多建设，这些物质方面的成果，又再一次重燃起对于共产世界的挚着。他既然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大陆过去的几十年的血泪统治，当然可以仍然用他一直认定的法则去继续活在他的梦想的乌托邦中。于是，在这以后，他一直依然肯定中共当年的延安整肃，支持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的处理，觉得‘文革’是一场大的功业。”那是“六四”之后肃杀的中国，陈映真却看出美不胜收的王者气象。
真正的朋友，是真理上的诤友。对于陈映真晚年的沉沦，尉天骢分析说：“他们虽然经常反抗某种政治现实，而又不知不觉陷入另一种现实政治的牢笼中；于是就一直活在被铁栏困扰的小世界里，在被蒙上眼罩后，不仅看不到自己所不愿见到的现实，而且经常会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尊崇的政治主义当成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在追求此一目标之下，甚至独裁、专制、暴力、谎言都可以被当成可行的‘正义’。”不过，这篇长长的文字，依然充满温润的友情。我理解尉天骢谈起老友的复杂心态：怀旧、失望、期盼，纷至沓来。但于我而言，对陈映真近年的言行不能不嫉恶如仇——一个为“六四”屠杀辩护的人，只能是我白眼以对的论敌。尉天骢希望老友回头是岸：“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愿他在病愈后能够细致地、深入地认清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在经历连番的历炼后，再一次展现自己。“以我的估计，尉天骢的期待必定会落空。因为此时的陈映真，早已不是昔日的陈映真：当年的陈映真是劳苦阶层的代言人，如今的陈映真是中共独裁政权与垄断资本家的帮闲文人。
陈映真、王晓波等台湾左翼人士，晚年成为专制势力的辩护士，除了一定要坚持早年的左翼和大一统立场、否定共产党就是否定自己、只能咬牙将这条路走到底之外，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受内心深处权力欲望的驱动。知识分子的权力欲望，并不一定是要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而是要站在舞台中央，有聚光灯，有麦克风，有掌声和鲜花。说到底，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虚荣心。当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后，福利国家隐然成形，左翼思潮日渐萎缩，本土化趋势使得大中华梦想少有人问津。陈映真不愿接受一个没有听众的台湾，中国就成了他的另一个美妙的乌托邦。尽管今日中共的暴政比当年两蒋白色恐怖的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数百名作家和记者像当年的陈映真那样身陷黑牢，但陈映真自欺欺人地假装没有看见。那个为理想前行的陈映真已经死了，从他为屠夫鼓掌的那一天开始。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一则轶事：一位台湾商人打电话问候在北京享受中共副部级待遇、养尊处优的陈映真，陈用神秘而炫耀的口吻告诉老朋友：“我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一般人，有钱也住不进来。”无独有偶，海外基督教界的名学者梁燕城宣称，他有幸与中国领导人王岐山握手合照，“其他人可能须付数十万元或更多人民币才能与国家领导人合照，而我却能免费与国家领导人合照，这是上帝赐予的福份”。妄称上帝之名，掩饰个人私慾.权力欲是败坏人格的致命毒药，虚荣心是一道通往地狱的桥梁。
而尉天骢依然像青年时代那样天真而热忱。他的理想就像天上的星光，无论如何微弱，也不会熄灭。这，大概就是我与尉天骢老师共同的信念吧。
尉天聪《回首我们的时代》，印刻文学，2011年。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