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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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11-06

(柯林伍德)

西贤有大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在科氏看来,历史是由无数千头万绪的人类观念纠织而成的大网。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现代国家被视为西方影响的投影: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到来,中国将迷失在无休止的治乱循环、王朝更迭中直至毁灭。但二十一世纪最新的汉学研究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几位新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如史景迁、孔飞力指出:没有与西方文明的直接剧烈碰撞,中国的文字精英们也在酝酿着一场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颠覆活动,西方人的到来则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今人的一般眼光看来,所谓儒家文化系指孔夫子及其门人、后辈们的一系列说教,但对一百多年前及更古远的中国人来说却远非如此。儒家是一套纲常伦理,规范人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行为方式;是一套信奉天人合一的类宗教和宇宙观;是一套以体用、本末、名实、表里等抽象概念构筑的思辨体系;是一套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是一套追求静止并自认为已臻终极,满足于自足的政治-经济模式。总而言之,它无所不包,解释一切。

虽然儒学在不同时期的面目有微妙的差异(有时是微妙的颠倒),但它始终崇尚自上而下地说教,并相信可以解决一切。在于儒家,真理是一部业已存在的庞大外在规范体系,它并不包括未知,或者说凡未知者皆不是真理,因此真理不需要求索只需要接受灌输。至十六世纪时,各种迹象表面宋明理学已陷入危机(或者说一部份文字精英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它显然无法象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创造出大量心系天下的无私道德君子,而恰恰适得其反,它制造了大量损公肥私、伤天害理的败类。值得注意的是,儒学的危机与西方文明的影响几乎同时发生:美洲作物传入使中国人口剧增,其规模使旧的管理经验日拙;扩大的航海商贸使中国经济无法独立于全球市场之外,旧经验无法跟上其律动,更罔谈应对;随着天主教和荷兰人到来的西方科技和世界观……此后,两个进程归于同一个进程,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偶然?

明朝后期王阳明的心学一脉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发起了挑战。心学一脉宣称:获得真理(包括道德感和认知)靠的乃是人自身的探索和感悟,而非依靠外在教条的规正。当心学一脉超出了"名教"的范畴,开始对君臣父子的纲常秩序发起挑战时,满洲入关打断了这一进程。满洲人以武力夺取中国,又以正统宋明理学保护者的身份宣告自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正统宋明理学的卫道士和满洲铁蹄结成一个统治联盟,主导了清朝的大部份时期。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东方帝国,拥有任何前朝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幅员和户口,他们在自我标榜的丰功伟绩中沉醉。

在文字狱的打击下,心学一脉从中国本土退潮了,但批判并没有停止,凡有基本判断力者皆可从冷酷的现实中洞见到世道的沉沦。儒学认为道德随着权力自上而下地清明,但现实却是越接近权力上层,道德水准就越是低下。《儒林外史》辛辣地讽刺入木三分。而《红楼梦》则更是以悲凉的笔调刻画出一个荒谬世道:号称圣贤门徒的"禄蠹"们把持着社会生活的一切,人生识字就必须要与他们同流合污,这大网笼罩下的人们象畜牲一样追求欲望,一切美好情感终难逃被扼杀的命定悲剧。贾雨村这个形象深刻地呈现出一种彻骨的绝望:他出身寒微,通过最光明正大的途径――科举――上升,其人道貌岸然,言必忠信仁义,实则一切坏事作绝作尽,无论是为官的公德还是作人的私德都毫无底线。

文学成就是一个时代情感的凝华,清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莫不是批判性的,而且是悲观、绝望中发出的批判,整个世道病态而孱弱,这在过去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风尚中都不曾出现。曹雪芹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发出了世道将因道德沦丧而毁灭的预言。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正深深根植于这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绝望情绪中,后世"亡国灭种"之忧,其所忧不在外敌,而是对自身糜烂病弱的深深恐惧。

文学尤其小说在当时的文人眼中不过是不入流的雕虫小技,文字精英们仍试图在正统框架内提出改革措施。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经世致用"派开始盛行,这一学派以湖南岳麓书院为大本营,早期以魏源、林则徐为首,并随着曾国藩的政治崛起而大行其道。该学派试图淡化道德说教之功,而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所谓的实际问题是指政府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诸如财政、河道、漕运、鸦片、兵制、税制……在处理实际问题中,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政治结构是他们必须面临的最大魔障,于是他们试图重构中国历史的叙事体系来寻找改革的正当性。西周共和元年被作为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端,遮遮掩掩想要表达一种观念:中国历史有一脉悠久的"贤达共治"传统。

重构中国历史叙事体系的事业并未随着曾国藩之死而中止,它步步深入,其中成就最高者莫过于郭松焘。

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体系认为,汉唐这两大统一王朝是中国文明的鼎点,秦始皇横扫六合,天下归于一统,乃是中国历史的最大事功(虽然秦始皇本人被列入暴君行列),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神圣的大一统时代。而汉代因袭秦制、独尊儒术,宣布王朝受命于天,则奠定了这个神圣大一统的万古基调。每一个王朝都以汉的继承者自居,王朝子民被称为"汉人",皇帝奉天承运,对全天下实施神圣统治,此乃万古不朽之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是因为秦汉实现了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然后世代传承。

(唯楚有材,于斯繁盛)

但郭松焘提出了一套完全相反的历史观,限于篇幅我们简单介绍:

在中国文明之初存在着一个礼仪淳厚的时代,美德受到普遍推崇;(夏、商、西周)三代之后,道德和风俗的影响力日渐衰微,强权兴起,但分封制仍一定程度地阻止了道德衰退,因为国与国之间打交道,多少需要讲些道理。至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唯强弱谋术是论",则是中国文明根本性的灾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的行政关系,道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让位给命令和服从。至汉朝又搬出"礼仪文教",给权术披上"虚文假饰"的外衣,道德从此变成了为权力和谋术张目的虚伪谎言,于是伪君子大行其道,比秦代赤裸裸的强权逻辑危害更甚。后世的王朝一代代继承秦汉,世道人心必然是一朝不如一朝地衰败。

郭松焘的史观将中国传统视为两脉:一脉是源自上古,崇尚道德的"师道"与"王道"传统,师道"立身以为楷模,谨言行而渐风俗"(类似西方的知识分子);王道"以一身之忧劳苦虑,谋众人之安乐"(类似西方的爱国者)。王道早已断绝无迹可循,只有师道还有一丝余脉流传到他的时代。另一脉是秦汉以降的王朝传统,它并非如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受命于天",而是来自强力的占有和诡谋的欺骗。这一秩序流毒中国两千多年,它崇尚权力,用完全虚假的道德说词来文饰自身,活在这秩序下的人"唯以谋食苟活为义"。这两脉传统在根本上相互敌对,没有兼容的可能。显然,前者才是值得效忠和传承之物,而后者,则完全是一场灾祸。

(秦晖教授执当代中国学术之牛耳)

郭松焘的观点和当代英美保守主义遥相呼应:珍视道德,反对国家力量扩张……他的中国史观,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几位学者如秦晖、刘仲敬、袁伟时有极大相似,即便放诸今日仍不失其义。郭氏是中国第一位有著述传世,全盘反对旧王朝体制的人,在他的论述中,秦汉以降的王朝非但不是中国正统,还是中国毁灭和残害中国正统的敌人。

但是光有批判还远远不够,更为深刻的问题是新的国家形态该如何?藉着出使英国,他"正要考求一切",自郭松焘始,中国现代国家正自内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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