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辉:走进中国社科院必须通过净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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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给太监小安子讲故事:“从前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到这里停下了,小安子问:“下面呢?”慈禧说:“下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的研究员们听到这个故事,就不难领会中纪委驻院官员张英伟关于“三项纪律”学习辅导报告的精神实质,即中央下决心解决中国“太监知识分子”的六根不净问题。所谓的“教育学习月”活动,其实是“净身月”活动。

2014年6月,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三项纪律”建设学习教育月活动,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做学习辅导报告时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因此,我们应时刻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切实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这一点上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

张英伟没有点名道姓说哪些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但谁都知道他说的无非是那几个敢于说真话和实话的人。在中国,说真话和实话是新闻,却得不到国内媒体的传播,只能“出口转内销”。而西方媒体把中国的真话和实话看作稀缺新闻资源,按照新闻价值规律去“点对点”地传播后,就变成了“境外敌对势力”。由于中国人长期接受“阴谋论”和“动机论”的教育,只要你说的话与西方媒体“点对点”了,不管你说的话是不是真话和实话,是不是对祖国、民族、人民有好处的话,你都被视作“叛徒”和“汉奸”,都要被“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社科院是国务院下辖直属事业单位,也被广泛视为中国政府最高级的智囊机构。按照社科院单位名称的字面和职责去理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一定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作为政府的社会管理智囊一定是各种思想的传声筒。但是,这样理解是大错特错。这里不是搞社会批判的,而是搞社会赞扬的;这里不是提供智囊服务的,而是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社科院的专家都是“砖家”,你不知道他们能抛出多么雷人的“砖头子”研究成果:“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普世价值只是一个幻想”,“驳斥关于多党制好的种种谬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解体后更惨”,“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放开二胎政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目前不存在通胀”,“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我国宏观税负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社科院成为“雷语”工厂,因此有网民建议中央取缔中国社科院,并提出五点理由:1、几千人靠国家财政养活,30多年没出过有重大学术价值科研成果;2、日益成学术衙门,任人为亲,内斗成习,科学作风丧失殆尽;3、除少数专家,大多数整天诠释政策,假话成习,真言稀缺;4、拿工资干私活,“闲”成普遍特征;5、科研成就远不如民间机构。

由于“马克思主义堡垒”的定位,谁想进社科院做研究员,就必须先走进净身房接受“政治纪律”教育和体制阉割。这样的做法,是由“太监理论”来指导的。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史称南汉。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皇上,而太监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睾丸刨了去了,因违法犯了“政治纪律”而付出了失去“狂欢的工具”的代价。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中国当代皇帝再昏庸也明白,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所以要让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走进净身房。教授、专家、作家,从净身房出来后,就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无鸟一身轻”,什么也不想了,只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想升官发财,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天朝里的净身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把阴经和睾丸一起割掉的方式叫“尽去其势”,北京人简称“去势”。净身房里也存在医疗事故和手术不彻底的问题,所以有些太监六根不净。近年,世界民主化大潮来势凶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看外国总统大选,就像太监看三级片,干着急啊!一着急就挠下体,刺激了细胞复活,又长出来男儿身,同时长出来的还有知识分子精神和使命。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社会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告诉人民不要受骗。像徐友渔、于建嵘等社科院研究员,忘记了自己“太监知识分子”的身份,竟然违法党的“七不讲”政治纪律,不为皇帝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泄露了那些裸官才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国家秘密。这种六根不净的现象,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要重返“净身房”,参加“净身月”活动。

净身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宦官制度的产物,毛泽东当上皇帝后,把净身制度用在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政治运动这个净身房,把所有中共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些六根不净的知识分子试图恢复“男儿身”,邓小平及时设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净身房,一些不愿意返回净身房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成为“敌对势力”。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把腐败当成净身房,引导“太监知识分子”闷声发大财。到了习近平时代,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他以“政治纪律”为净身房,并以“法治”的名义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作为“尽去其势”手术刀。

从做人的尊严上讲,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愿意进“净身房”,但又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做到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净身房,有人选择了逃避,从体制内逃到“桃花源”隐居,目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还剩下一点的“下面”,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但是,像社科院这些搞文字的人,如果离开体制只能做媒体时事评论员,靠稿费吃饭是很困难的。一是时事评论文章很难通过审查,言论空间日益紧缩;二是中国稿费标准是世界上最低的,许多报刊所执行的还是1990年国家版权局出台的稿酬标准,仅为每千字30~50元。中国稿酬标准居然30年未变,这个奇迹给中国都带来了什么?几乎消灭了正常社会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的行业。据行业内的统计,到2011年中国靠稿酬生存的自由撰稿人不足千人,与全世界人工饲养的东北虎总数相当,但低于中国大熊猫1750多只的现存总数,己濒临灭绝。在这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那个“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文人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不得不靠在体制内被豢养和包养;那些走出体制内的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其中一些自由撰稿人因为向“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投稿,而被以“颠覆”、“煽动”等罪名投入监狱。

在当今中国,大学院校里的行政级别也同等于净身房。在行政级别这个净身房里,知识分子被去掉了公共化,被宫廷化和私有化了,他们的理想无法超越升官发财,努力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中“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无论是于丹的《论语心得》,还是张艺谋的《英雄》都没有脱离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的轨道。在体制阉割的同时,更可怕的是自我阉割,主动献媚,自投下怀,专门与主流民意对着干,为独裁者打圆场。例如,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的“上访人都是精神病”,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的“‘刑诉法修正或致秘密拘捕泛滥’结论荒唐”,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的“‘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系夸大”……

当绝大多数士人都成为太监的时候,都在堕落、懦弱、歌功颂德时,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时,当“太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当“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是灾难性的问题了。让你喝三聚氰胺,让你喝假茅台,让你吃毒食品,废了你的肾功能,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自己不是男人了,反而觉得俄罗斯“竟无一人是男儿”。杜君立在《体制下的中国》一文中说:“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这种灾难性的问题曾经导致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2200年时间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云之焰《跪还是不跪》)”。

本文写到这里,本该收笔,但笔者最后给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讲一个故事:从前山里有个净身房,净身房里有个研究员,下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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