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2）

张申府与早期中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李大钊率先发表三篇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俄法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言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8年11月《新青年》），共产主义赤色思想在京沪知识界开始流播。不过，及至1921年俄共一手扶立中共，赤火微如星粒。五四时期，共产主义在中国不过是北京大学两间小屋。校长蔡元培秉承“兼容并包”，为李大钊师生提供讨论交流的场所。 [1] 中共“一大”召开时，各省代表赴沪川资100元，出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经费。[2]

北京三党员

那么，哪些人是中共最早党员呢？无论中共党史及市井坊间，一直不甚了了。事实上，中共最初实际创建人为三位：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79～1942）、张国焘（1897～1979）。张申府（1893～1986）乃北京小组最初三成员之一，另两位为李大钊、张国焘。根据多方材料印证，张申府这段晚年回忆大致可靠：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的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按：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3]

河北献县小垛庄翰林之子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长兄，周恩来入党介绍人。1962年3月2日，周恩来（1898～1976）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示谢：

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4]

大革命发动之初，远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之所以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赖参与黄埔军校筹建的张申府向廖仲恺、戴季陶推荐。1925年，张申府因政治观点不合退党，转回书斋，从政治前沿舞台隐身淡出，社会知名度较小。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以学者身分在储安平《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停战，被认为有意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遭到中共严厉批判。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1894～1977）登报斥为：“人民公敌张申府”，与之离婚。民盟也将自己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开除出盟。

1950年代初，章士钊替张申府当面向毛泽东求情，要求安排张的工作，参与政事，未获允准。1957年，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划“大右派”。此后，张申府彻底淡出历史舞台。1980年代初，极左思潮败落，张申府“重出江湖”，成为“出土文物”，全国政协委员，其建党初期回忆录亦被中共接纳，十分珍贵的史料。

上海七党员

关于中共初始党员还有一说：茅盾乃最初七党员之一。此说有一定偏差。根据张申府回忆，因犯“生活错误”被逐出北大的陈独秀，这时去了上海。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一译维辛斯基，华名吴廷康），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提出建党设想，然后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

陈独秀热情极高，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留日生，其中有周佛海（1897～1948）、田汉（1898～1968）、李达（1890～1966），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1899～1970）、沈雁冰（1896～1981）、沈玄庐（1882～1928）。[5]

张国焘回忆录中，上海小组成员则为：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玄庐）、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两相对照，张申府其时不在上海，提供的名单准确度不高。张国焘因参与其事，提供的“上海小组七人名单”相对准确。应该说，茅盾是中共最早党员之一，但非最初“上海小组”七成员。

还有人说李震瀛（1900～1938）、陈公培（1901～1968）等人也是上海共产党小组发起时首批党员。陈独秀告诉张国焘，上海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达加入组织的意愿。《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后为国民党理论支柱）表示自己与孙中山关系深切，不能成为中共党员，还哭了一场，说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不能如愿以偿。邵力子则正式加入。《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1886～1973）在酝酿之初也一度是活跃分子，但接触到组织原则与政治纲领后退出。张国焘回忆录认定中共最初诞生于上海，1920年5～6月间商谈筹备，8月下旬正式组建“上海小组”。

据张国焘回忆录，李大钊对立即建党有不同意见，认为暂时不应过问实际政治。1920年7月，陈独秀与张国焘在上海具体讨论建党细节，长谈中对具体而又重要的党纲政纲，深感茫然。

我们虽否定了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习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6]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讨论中，只是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如不采用党魁制而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不吸收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者加入等。

北京小组

北京建党稍晚于上海。1920年8月底，张国焘自沪回京，向李大钊汇报上海小组成立情况。李大钊听后认为在北京也应发动起来。张国焘说是他与李大钊“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 [7] 张申府则说1920年9月底，自己与李大钊在寻找发展“第三名党员”，首先想到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性刘清扬。

刘在天津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天津青年团体“觉悟社”，1919年代表天津学联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1920年6、7月间，她又参加学联组织与张国焘等人下南洋募捐。1920年9月，当刘清扬到达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动员她加入共产党。刘清扬个性独立，认为对党组织还不太清楚，要看一看，没同意。李大钊、张申府认为入党之事不能勉强，只能等刘有了认识与觉悟后再说。这样，李大钊再去找自己学生张国焘，因为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可能性较大，这样“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张申府说北京小组成立时间为1920年10月，此后李大钊发展一批北大学生——高语罕（1887～1948）、刘仁静（1902～1987）、邓中夏（1894～1933）、罗章龙（1896～1995）[8] ，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因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同年11月退出中共。[9]

张国焘回忆录中却说北京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于1920年9月中旬，到会者九人——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9月底，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到会者约40人，著名者：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等。无论如何，从时间上，“北京小组”的组建略晚于“上海小组”。

张申府认为北京建党设想与创始成员要早于上海，最早的两名中共党员应产生于北京——李大钊与自己，不是李大钊与张国焘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己与李大钊去“发展”张国焘。但根据张国焘赴沪日期，应该是李大钊与张国焘去找张申府，而不是倒过来。在此，张申府如果不是回忆有误，便是有点“贪功”。

1921年1月，刘清扬成为张申府情侣，与张申府同船赴法留学，并由张申府介绍入党。2月，两人再介绍周恩来加入，这样留学生中有了三位党员，成立中共旅欧支部。这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自由组合，参加者并没有放弃旧有的组织与思想。其实，张申府的思想一直十分杂芜，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跳来窜去，还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他毕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最新理念结合起来，尝试将儒家人文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共同立足点，以便东西新老文化能够达到他所希望的交融合流。张申府这一学术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三流合一”在学界后辈中得到某些呼应。

中共建党初期，规模很小，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圈，真正发展要到1924年以后的大革命，独立发展则在1927年“四·一二”后。至于中共增员幅度最大时期，乃是抗战时期（1937～1945），三万余党员跃升120万。[10]

张申府退党

1920年9月20日，张申府致函少年中国学会：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的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吾绝对信奉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换改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11]

按其思想，实在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退党，在于他的性格与“知识分子脾气”。

张氏退党，起因于1925年1月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要求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领导。张申府在这一点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严重分歧，争论激烈。张申府知识分子脾气发作：“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 [12] 扔出此话，见自己确是少数，张申府甩手而出，盟友周恩来随他离场以示支持。但周恩来在门外劝阻张不可因一时冲动而退党，必须遵从党纪——返回会场商讨共同立场，适当妥协以求转寰。张申府不肯回头，怒然拔步，周恩来则返回会场。张申府晚年回忆：

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13]

1978年，张申府回忆中共“四大”为一篇党的纲领发生争论：

我认为那篇纲领，是绝对不妥的。有些年青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14]

此后，张申府接受罗素思想，1928～29年组织第三党，要求独立国共两党之外，获得自由政治空间。1925～26年，张申府撰文：

我现在所要努力，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15]

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16]

但第三党的活动并不如意，退出政界的张申府转入思想界，1930年代初为清华哲学系教授。1935年，日寇既得东北再窥华北，国势日危。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任大游行总指挥，1936年3月被捕，出狱后被清华解聘。抗战胜利后，张申府代表民盟出席政协。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大”，张申府拒绝出席。1948～49年，张申府本有许多机会去香港，但他实在舍不得北京这块“牵系其根”之地，留了下来。

1949年后，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张申府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此前，他之所以改名（“崧年”一名已用20年）：

因为有许多官宦人家的儿子都用了这个名字。我是喜欢有分别的人，于是我再起了一个名字：申府，这是参照古时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官的名字起的，意思是治理国家。[17]

不能参政，十分憋屈。章士钊为他求毛泽东缓颊，老毛未允，说了一句：“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张申府认为这是毛还惦记着1918年与1945年的两件事。1918年暑假，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回昌黎老家休假，助教张申府代主馆务，正值毛泽东入馆任见习书记。张申府拿一份书目交毛缮写，毛写完后交上，张一看，全写错了，退毛重写。1945年，毛泽东飞渝谈判，请张申府吃饭，席间张拿出自己的一本著作赠毛，毛见扉页上题词“润之吾兄指正”，顿露不悦。毛泽东认为张申府此时已不该与自己“称兄道弟”。

1949年3月25日，民盟成员宋云彬（1897～1979）在日记中评张申府：

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张申府于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彼苟不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岂肯出此。[18]

可见，张申府其时口碑不佳，处境尴尬。1949年2月，周恩来派秘书齐燕铭安慰张申府，每月送30元生活费。北京市长彭真亦请张申府吃饭，席间替他惋惜：“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19] 9月2日，张申府在北京副市长张友渔安排下，入北京图书馆任职，直至辞世。 张申府晚年说自己一生摔了三次大跟斗——1925年退出中共、1948年被逐民盟、1957年被划“右派”（此时仅为“农工民主党”中委）。

三好男人

1980年3月，87岁的张申府向美国女学者舒衡哲坦认自己是“三好男人”——好名、好书、好女人。

您知道，我有三个弱点，这就是我终生追求的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1920年代我刻了一个章，就是刻了这三好。这三好我从没有放弃。我爱书，1948年我为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爱女人给我的麻烦就更多，像刘清扬和其他女人。这三好使我难为情，但我不能自拔，没有办法。到现在还是这样。[20]

1926年3月，张申府在那篇〈自白〉中谈及与刘清扬的同居，观点至今十分前卫：

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21]

舒衡哲认为张申府“是他那一辈最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之一”。

说来令人惊讶，武昌首义后，入读北京顺天高等学堂的张申府，言出惊人。一篇命题作文〈拟官军谕武昌城内叛兵缴械免罪檄〉，要求学生以清军平叛将官身分写一篇战前檄文，测验学生对十九世纪国史的认识，特别是洪杨发逆引起的社会动荡。18岁的张申府当时不可能有革命意识，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嘲笑“造反即英雄”，表述了以下内容：革命者并不具有代表人民利益的天然性，甚至并不比当权者更能代表人民利益。[22]虽说有点“瞎猫碰死耗”的偶然性，但也确实裹带十分深刻的历史内核，表明青年张申府的思想潜质，是他日后之所以步入哲学研究的“内因”。

2006年秋，上海·三湘；增补：2008－12

[1]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79。
[2]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68。
[3]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载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20。
[4] 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357。
[5]（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08。
[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01～103、95。
[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05。
[8]（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09。
[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05。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139。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56。
[11] 张申府：〈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20-9）。收入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44。
[12]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554。
[13]（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7。
[14]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554。
[15] 张申府：〈报凯明先生〉，《京报·副刊》1925-8-19。转引自（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88。
[16] 张申府：〈自白〉，《京报·副刊》1926-3-14。转引自（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90。
[17]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24、29。
[18]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115。
[19] 章立凡：〈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社会科学报》（上海）2004-12-16。
[20]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20。
[21] 张申府：〈自白〉，《京报·副刊》1926-3-14。转引自（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90。
[22]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24、30。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