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街头政治方兴未艾

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是“六四”之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一个转折,之前其主要阵地是言论空间;由“南周事件”始,则转入争取社会空间。也正因此,官方加重打压,大批公民锒铛入狱。然而,官方打压虽然严酷,却并未能完全阻止公民向社会挺进的势头。从今年年初,全国各地大批公民持续走上街头抗争,比如:

2014年1月23日,异见人士薛明凯的父母被山东曲阜当局绑架,软禁在宾馆。其后,他们遭警方殴打,被再次带走;他们趁机逃进检察院,却再遭控制。28日,警方宣告薛父薛福顺在曲阜市检察院跳楼身亡,而薛明凯认为是被当局谋杀。此事激起民愤,前后有数十人前往曲阜抗议声援。

2014年3月,著名人权律师张俊杰、江天勇、王成、唐吉田前往东北建三江要求当地取缔黑监狱,遭地方当局的非法抓捕和残酷虐待,此举于全国激起民愤,大批义士前往北国边陲抗议声援。

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河南省于世文、陈卫夫妇再次组织30多位民间人士,到滑县赵紫阳的故乡举行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5月,郑州当局开始抓人,有十多人为此入狱。于是各地民众纷纷组成公民声援团奔赴郑州,每天在第三看守所门口拉横幅喊口号。这是今年最典型的街头抗争活动——声援“郑州十君子”事件。

2014年8月1日,郑州声援十君子的现场被清场,42名声援者被抓捕,其中包括11位女士。但是,此举并没有吓倒声援者,其中20多位被释放后,继续到原地坚持抗议。随后,第二声援梯队赶到,每天继续在“三看”门前聚集,打横幅、喊口号。于今年,此次街头抗争事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政治意义最强烈。

尽管今年的公民街头抗争大都没有直接结果,但其不断地在从自发走向自觉,组织性和策略水平也不断提高,规模也在逐步扩大,明显体现了成长态势。

五、人权组织稳步要求合法化

人权组织执着地要求合法化,也是今年民主人权事业进步的一个亮点。2014年,中国人权观察已经三次前往北京民政部申请登记注册。注册要求虽然被无理拒绝,但该行为本身就是阶段性成果。

第一次,2013年12月29日,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理事长秦永敏前往北京民政部社团管理局申请注册,途中遭警方拦截。

第二次,2014年3月25日,中国人权观察副理事长张家瑞、理事马永涛、成员毛善春受该组织委托,到北京国家民政部社团管理局,向当局正式提出中国人权观察的注册申请,对方以需要有“和民政部同级的部委级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筹备成立的文件”为由,断然拒绝。

第三次,2014年9月25日,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马永涛、成员丁灵杰、伍立娟、王芳受该组织委托,到国家民政部社团管理局,再次向当局正式提出中国人权观察的注册申请,工作人员请示后拒绝接受,理由是“业务主管单位没有确定。”

其实,有关民间团体注册要求有主管单位的规定已经废除。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规定:“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因此从法规上说,中国人权观察的注册应该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民间社会团体的合法注册,和街头运动处于同一层次,是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深入发展,前者致力于公民争取自由结社权,后者公民致力于争取游行、集会、示威权。保障人权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突破口,在渐进性的变革中,人权组织合法化是公民自由结社的前奏。我们期望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人权观察能得以合法注册。

六、体制内进步力量的推动

2014年,由于当局高调宣传“依法治国”,体制内的进步力量也顺势

而行,法治毕竟是建立民主制度的保障。无论当局怎么解释“依法治国”——使之成为巩固一党统治的工具,但这个命题给体制内的进步力量推动变革提供了空间。

我们必须看到,能够实际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力量很大一部分仍然在体制内,特别是大部分自由派教授、学者、记者、专家、律师也都在体制内。小看他们的作用是狭隘而短视的。尽管当局一厢情愿地将“依法治国”宣传为强化党的领导,但是在“依法治国”的同一块牌子下,体制内的进步力量也在大张旗鼓地阐述宪政,批判“人治”与“专制”。

这里有两篇文章需要提及:

1、《广东老干部局邀贺卫方解读四中全会精神,张帼英等出席》。法学家贺卫方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靶子,他们一再要求中共开除他的党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这次受邀讲话,使广东老干部局也受到“吃饭砸锅”的指控,原因是该讲座有用“依法治国”来引导国家走向现代法治的意向。

2、《深圳特区报》贾康的《中国真正走向现代社会,不是贴标签的问题》指出了“改革和革命赛跑”:“2000多年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塔西佗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政府公信力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政府的所有决策,即使是正确的,也会无济于事,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我们在某些局部场合(如瓮安事件),已经看到这样的威胁。”该文还指出:“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要认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争取达到把中西方所有的文明要素组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本文后面附录部分参考文章,可看到体制内的进步力量正在怎样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

结束语

以上评估只是浮光掠影,并不是对2014年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进步的全面总结,希望是抛砖引玉,激励中国公民在新的一年里再创辉煌。

中国仍处于一元专制统治之下,恐惧和欺骗仍然是当局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但是,今日中国既不是毛时代,也不是邓时代,而是市场经济大发展、市民社会高速成长的时代,也是国际交往相对自由、国际通讯相对开放的时代,由之当局被迫强调“依法治国”。这个时代,当局已经不可能像毛时期那样杀人如麻,也不可能像邓时期那样一抓去就判十几年而无人得知。

眼下,堂堂正正地行使公民权利,一般不过是被非法恫吓,就算抓去乱判大多也都是短刑期,尚且举世皆知这是良心案,是公权力犯罪。因此,更感到恐惧的应是侵犯人权的公权力,而不是行使人权的公民。固然普通民众还处于恐惧之中,但是大批民主人权志士已经走出了恐惧。我们要高度重视当局的严厉打压,但也不能对之过分渲染,渲染恐惧对民主人权事业也有害无利。

我们玫瑰团队提出:“驱除恐惧,合法抗争,指明前途,导向光明”,以此来打造堂堂正正的公民,团结全社会,理直气壮地向当局讨还人权。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工作的着眼点不局限于当局抓了多少人,搞了多少倒退,而是更看重民主人权事业有了哪些进步,在哪些关键点取得了进展。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间,包括反抗暴政的激烈活动,对之我们虽然不提倡,但必须正视它们的根源——暴政导致以暴易暴;同时,我们的责任是以理性来化解“两斗皆仇”的局面。

尽管2014年是乱抓乱判的一年,但在这一年,毕竟当局也被迫废除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且开始强调“依法治国”,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尽管官方的被迫退让是民主进步的重要条件,但进步力量应该积极主动地促使它,并利用它,否则事倍功半。

2014/12/15

附录参考文章:

1、教授们广泛议论“议会化”政治改革 人大常委专职化
(http://china.caixin.com/2014-10-31/100745547.html)

2、《北京日报》俞可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http://economy.gmw.cn/newspaper/2014-10/27/content_101656987.htm)

3、湖北省委常委王君正:全面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http://hb.qq.com/a/20141205/009993.htm)

4、北京晨报:要建设现代国家,离不开宪法的保驾护航(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1204/c1003-26146847.html)

5、肖扬: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元的转型时期(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4-11/25/content_5859426.htm)

6、上海交大教授季卫东:四中全会承诺就是人民当家作主(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4-11-26/49547.html)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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